曾經，山西沒有煤老闆，只有晉商——《誠忠堂》開播之際訪編劇朱秀海

文史 07-01

原標題：曾經，山西沒有煤老闆，只有晉商——《誠忠堂》開播之際訪編劇朱秀海

來源：《山西晚報》

「兩代晉商，一脈相承；叱吒商海，匯通天下。」晉商題材電視劇《誠忠堂》將在今晚19：30登陸央視八套黃金檔。

作為經典電視劇《喬家大院》的續篇，《誠忠堂》延續了《喬家大院》第一部對驚心動魄的酷烈商戰的描繪，也在更大的格局中，展現了辛亥革命前後慷慨激昂的歷史圖卷。

《誠忠堂》由著名作家、編劇朱秀海創作，路奇執導，孟凡耀擔任總製作人，張博、童瑤、潘虹、喬欣等主演。

該劇以著名晉商祁縣喬家為原型，以歷史故事為藍本，將主人公喬映霽的成長軌跡融入到歷史變遷的時代背景中，從而刻畫出一個以一己之力推動民族金融發展，以商救國的晉商形象。

六月中旬，作家、編劇朱秀海來到晉中，參加了電視劇《誠忠堂》原著的新書分享會。「喬致庸晚年積攢那麼多銀子哪去了？」「喬家的後人哪裡去了？」作為勾連兩部晉商劇的靈魂人物，朱秀海講述了自己創作兩部「喬家大院」的心路歷程。

Q：還記得第一次走進喬家大院時的感受嗎？

A：震驚。在中國數千年來的發展史中，我們的生存方式，或者說叫做生存和發展的道路，一直都是重農抑商，士農工商，商是四民之末，在許多時代都是嚴厲排斥商業活動和商人的，商人的地位不高。

山西和全國許多地方一樣，土地稀缺，很難想像這裡的的商人居然能夠建起一座座像喬家大院這樣的大院，它的每一個細節都讓人看到了「財富」。

導演路奇（左）和總製作人孟凡耀

在這個過程中，我還了解了很多喬家人的故事，比如喬致庸，每逢過年時節，他總是讓人趕著一輛載滿豬肉和白面的馬車，在村子裡走，看到過不了年的窮人，就把肉和面放在人家大門口，讓人家過年。還有，當時晉商開闢的一條茶路，都能養活十幾萬人。

我們是讀書人，對我們這個民族僅僅依靠土地生存的歷史是了解的，一旦土地不能養活增長的人口，天下就要大亂，而每一次人口更替就會消滅掉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人。

山西也是個土地不夠用的地方，但晉商卻用自己的不同於農耕的方式解決了自己和很多人的生存問題，這讓我由好奇而轉向思考，中華民族是不是除了農耕之外還有另外一條生存之路。正是本著這種思考，我開始了兩部《喬家大院》的創作。

Q：很多人都說《喬家大院》體現了中國商人的天下情懷，現在第二部也出版了，那麼時隔十多年，您如何看待這樣的觀點？

A：我同意這種觀點。說到天下，都會覺得這是廟堂的事，皇上的事，跟商人沒有關係，其實不然。自古至今，我們知道中國人生活的並不容易。如果我們讀《史記》，讀《資治通鑒》，就會發現一個規律，也是中國歷史中一個極為難堪的現實，那就是一旦人口總數越過了某一歷史時期的土地紅線，就會發生動亂，發生戰爭和王朝更替。

中國是有人口土地紅線的，最早是人均要有12畝土地才能活下去，後來到了隋唐是8畝，到了明清是4畝，一旦低於這個數字，就會有戰亂，王朝就會更替，而每次動亂就會消滅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人口，我們這個民族是用這種大量消滅人口的辦法生存下來的。一旦戰亂，中國人會慘到什麼程度呢？那就是會人吃人。

商鞅的《商君書》中提到了「壹民」，就是讓老百姓只做一件事，就是耕戰。在秦國國內就是耕作，出去時就是打仗。秦始皇統一中國，獎勵將士的辦法就是給他土地。

自古以來，我認為中華民族的生存都是很艱難的，靠耕種來生活，靠土地來生存，土地不能養活我們了就消滅多餘的人，這是我們選擇的生活道路和生存方式，商人在人眼中就是惰民，是受排擠的，那不在聖人的視野之內。

Q：您寫第一部《喬家大院》就是要揭露這個現實？

A：談不上揭露，這就是事實，到了喬家大院，到了晉中，你居然發現在這樣一個重農抑商的國度下，竟然有這麼一幫人，通過經商能積累如此多的財富，而且還能去接濟窮人，這很讓人震動。據統計，當時在喬家跑街的有一厘頂身股的夥計，一年能拿到120兩銀子，而清朝的縣令，一年的俸祿才45兩。

當時喬家的東家和掌柜，看到誰家的孩子長到14歲，家計艱難，就去問他們願不願意去學做生意，就都帶出山西，到各地經商，這一個人出動經商，哪怕只做一個一厘股的夥計，也能養活全家。所以山西的商人在農耕時代下，不完全依賴土地生存，在他們富裕的同時，還能兼顧其他民眾，他們找到了中國人生存下去的另外一條路，這是非常值得欽佩的事情，是很偉大的事。

很多人問我，我這個軍旅作家，擅長寫戰爭大戲，為什麼要寫《喬家大院》，其實就是想寫中國人可以通過不消滅人口的方式生存，他們甚至做到了「貨通天下」、「匯通天下」，幫助天下人生存，這是值得太多中國人反思的事情。

Q：那麼第二部，您想表達的是什麼？

A：我是最不提倡寫第二部的作家，但是從當初第一部播出到現在，這麼多年過來，我也沒想到《喬家大院》的影響會這麼大，這麼久。有一次去井岡山開會，一位在山裡唱山歌的大姐聽說寫《喬家大院》的作家也在這裡，就專門問我：「什麼時候寫第二部？」

十多年來，我走到哪裡都能聽到兩個問題，「喬致庸晚年積攢那麼多銀子哪去了？」「喬家的後人哪裡去了？」時任喬家大院民俗博物館館長的王正前先生，十多年來始終在鼓勵我去寫第二部，祁縣縣委縣政府的領導，更是為了第二部多次赴北京和我面談，克服許多困難，下決心要做第二部，他們這麼做，都不僅僅是為了繼續和發展祁縣因為《喬家大院》的帶來的旅遊效應，同時也感受到了這個寫作主題對於今日中國的觀照意義。

還有一個原因：在這麼多朋友的鼓勵下，十多年來我也在尋找上面那兩個問題的答案，而到了認為可以寫的時候，就下定了決心，用新的一部作品，回答大家最想獲知的這兩個問題。

Q：大家都知道，晉商最後沒落了，那麼您是如何續寫喬家後人的故事呢？

A：晉商是沒落了，但是他們留下了很多的財富，首先是精神財富。我也是在為第二部的創作進行的採訪中偶然知道，喬致庸的孫子喬映霞先生（《誠忠堂》劇中喬映霽原型）居然是最早的中國同盟會會員，他的人生目標就是「以商救國」。

我當時很奇怪，喬家當年其實和朝廷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朝廷倒了，對喬家有什麼好處？但喬映霞明白，自己的祖父用了一生救國救民，最後國家仍然要崩潰，不推翻清王朝，國家崩潰，中華淪亡，喬家也要完，所以他那麼早加入同盟會不僅僅為了救國，也為了救喬家。

在當時那個年代，像喬映霞這樣有著先進思想的商人都明白，商運興就是國運興，商運衰就是國運衰。但是他們所處的是辛亥革命後的時代，皇帝是被一場革命攆跑了，可是接下來冒出來一個袁世凱，不去做中國的拿破崙或者中國的華盛頓，偏要復辟帝制，後來又是北洋軍閥逐鹿中原，每個人都繼續做著當皇帝的夢，就如魯迅先生講的，房子的主人被趕走了，但是房子的舊東西還在，必須打掃乾淨才能開始一種新的生活。

我一直想在第二部中解答的這個問題——「晉商的銀子哪裡去了？」它的答案就在這樣的天下情懷中，就在他們在這一時代做的那些事情中。這個時代逼迫商人重新回歸到政治，回歸到反抗新皇帝復辟的革命中，而他們也用了他們擁有的經濟力量在狙擊這些大大小小的軍閥實現自己的皇帝夢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比如中原大戰期間，閻錫山為了搜刮晉商的銀子，支撐他逐鹿中原的戰爭，出台了用25元舊幣換1元新幣的方法，薅晉商的羊毛，但是喬映霞做出了一個幾乎算是瘋狂的決定，就在兌換日期到達之前，他把自己的銀子一比一地換回了老百姓的舊鈔，讓財富回歸民間，讓閻錫山至少得不到喬家的銀子。從推動歷史前進的角度看，這就是他這一代晉商的天下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