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劇面前，我們最不應該做的恰恰是急於做些什麼
導語：最讓我感到強烈不安和擔憂的是要求「反思」和「做些什麼」的呼聲背後所折射出來的一種極為有害的思維，即只要重視和投入了，我們就能未雨綢繆。
作者：普羅米修斯，資深媒體人。
6月28日下午，從社交媒體上得知上海砍殺小學生案件的消息時，我正好在參加一個單位里的工作會。事發地浦北路、桂林西街，對我來說並不算是個陌生的地方。
等到我的會議結束有時間看一會兒手機時，關於這起令人震驚的案子的信息、傳聞、弔唁、感嘆……當然還少不了評論，已經刷爆了朋友圈和各個微信群。
根據我在媒體數十年的工作經驗以及這兩年對社交媒體的觀察，我近乎本能地作出了兩個判斷：
第一，關於這個惡性案件的翔實的新聞報道，我們沒有可能在短時間裡獲得。對案件經過和重要細節的還原，大概還得有賴於像《財新》周刊和《新京報》這樣的媒體在事後幾天內陸續披露出來。
第二，關於這起不幸事件的各種評論（當然，多數是反常識的、令人作嘔的奇談怪論，其中必定還夾雜著大量陰謀論的猜測、甚至一望便知的故意造謠）將在第一時間一波接一波地洶湧襲來，覆蓋了我們觸手可及的所有屏幕。
確實如此，官方媒體照例沉著冷靜地一語不發或語焉不詳，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但說是遲、那是快，新媒體上第一波評論已經來了——
最快的，是希望對那個殘害少地年兒童的可恥兇手「千刀萬剮」。——這個是最自然的，也是出於人類本能的強烈義憤。
然後，便有人在譴責兇手「混蛋」「懦夫」的同時反問：有種的你去砍某某某某某某（一般都是我們認知中的「強者」）呀！——很明顯，這是在批教育的不公，兼帶抨擊社會不公。同時，有所謂「了解內情」的人瘋狂傳播說，那個上海世外小學是一所富人學校，贊助費高達幾十萬元。
然後，還有人要求恢復早就被取消的某種遣返制度，把沒有工作、無收入的「外地盲流」統統趕出上海。——言下之意，上海之所以變得越來越不安全，就是因為來自外地的不穩定因素太多了。
甚至，有人曬出一位小學外教在事發地悲痛不已地獻花的照片，並配以陰陽怪氣的圖說。——大概是想要借外國人的感人舉動反襯出國人的麻木不仁、缺乏人性。
……
於是我忍不住也發了一條朋友圈，原文如下：
「關於這個事件，一大波的評論已經襲來，預計還有更多奇談怪論正在路上……如果你想聽聽我的意見，我會建議你連半個標題都不要打開來看。」
然而，事隔整整24小時以後，我自己現在也很想就這事發表一點評論，不惜被昨天的我打臉。（這篇文章起筆於6月29日下午，作者注）主要原因在於，輿論場的發展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自媒體上關於這起案件的各種論調比我預估得要少得多，我幾乎就沒有看到有任何「發人深省」的爆文出籠。我猜想，許多自媒體人應該是吸取了不久前「二更食堂」的教訓吧？
但與此同時，另一種擔心猛烈地浮上心頭。因為關於這起悲劇，我所聽到的最多的反應是一些貌似嚴肅和理性的追問：「我們應該反思」、「我們必須做些什麼」……
我卻認為，就事論事，我們（至少暫時）沒有什麼可以反思的，我們最不應該做的恰恰是急於做些什麼。
很多時候我們必須承認，在突如其來的悲劇性事件面前，我們幾乎不能做什麼。這是一種深刻的無力感，但這也是理性態度的另一種表現方式——雖然看似十分消極，仍比讓義憤遮蔽我們的理性、讓情緒支配我們的思維和行為好很多。因為如果我們急於想要做些什麼，收穫的很可能是更加廣泛和深刻的悲劇。
我從事新聞工作20多年，深知新聞傳播規律中最重要的一條：新聞事件之所以受到關注，往往不是因為它對於受眾多麼重要，而是因為它極少發生。新聞事件被傳播和受關注的強度，總是與它發生的概率成反比。
當人們基於瞬間的高強度情緒衝擊而要求社會作出高強度的回應時，他們實際上是在要求社會對很少發生的狀況作出系統性的回應。而對事件的管控負有職責的社會主體，通常是政府，迫於高強度的輿論壓力，的確很可能會做出一些什麼「非常規」的舉動，以顯示自己對於民意的積極回應態度。但如果真的這麼做了，便會導致不可測的嚴重後果。（比如，對於「強烈呼籲恢復某種制度」的聲音，你真的希望被重視和回應嗎？）
你可能立刻會激動萬分地指出，這麼想問題是「冷血思維」。但我想告訴你，城市安全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非常重要。即便是像中國這樣的大政府模式，一個城市政府所能調配的財政支出、警力人員和設施設備等也是很有限的。在學校門口安置更多的警力，就必然意味著派往醫院、機場、車站、公路……這些同樣要害的公共場所的警力要減少。
不說別的，為了防範一個五年都不一定會發生一起的安全隱患，而削弱對每天、每小時、每分鐘都可能發生交通安全事故的防範，這是有社會責任心的政府應該做的嗎？正常情況下，社會資源——無論物質的還是精神的——的準備和調配依據的原則都是事件發生的概率，越是經常發生的事態就會獲得越多的資源去應付。這就好像每家每戶在裝修房子時都會排好洗浴系統，但幾乎不會有人在自己家裡排設一套滅火消防系統一樣。
當然，哪怕是萬分之一的概率，對於具體的受害者家庭而言，降臨到他們頭上，就是他們的百分之一百。一個講情義的社會一定會給予他們最大的同情和幫助，即便這些都不足以消弭他們的痛楚。但文明的社會和負責的政府並不能因為有人遭受了不幸，就讓自己任意受情緒擺布，進而導致更大範圍的不幸。真正高度的責任感，經常表現得彷彿不近人情。何況，無論我們現在做什麼，都不可能換回那兩個孩子的生命。
更大的問題還不再於此，而在於，即使我們「不計代價」，對6月28日的慘劇，我們又能做什麼呢？
的確，一方面，我們可以在上下學集中的路段派安保人員對學生進行全程護送，我們還可以在學校門口附近安排更多荷槍實彈的警察和保安，直至派裝甲車停放在校門口，我們可以把大街小巷每一處都裝上監控攝像頭；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在整個城市範圍內大規模地排查「外來流動人口」，我們還可以發動更多各地的居委會主動檢舉身邊的「可疑嫌犯」和「危險分子」；我們可能還會對菜刀之類有可能被用作「兇器」的商品進行管制，購買時需要實名登記……
總之，為了確保「萬無一失」，我們呼籲政府對社會進行全方位的監視和管控。鑒於安全隱患是無處不在、防不勝防的，我們熱切期盼一個「全能政府」和「全權社會」，將每一個公民的一切私人事務都「管起來」……我不禁想問一聲：難道這真是我們希望的嗎？
別忘了，更多的防範措施還會滋生更多新的安全隱患。例如，荷槍實彈的武器既可以保護我們的孩子，但難免會不小心走火傷人；被大媽們踴躍舉報的「可疑人等」中或許的確有不軌分子，但也可能更多的是遵紀守法的良民……
但最讓我感到強烈不安和擔憂的是要求「反思」和「做些什麼」的呼聲背後所折射出來的一種極為有害的思維，即只要重視和投入了，我們就能未雨綢繆，有效地排除一切不可測之潛在危害。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無比狂妄的心態，它已經在20世紀導致了人類悲劇。
與很多現代人的幻想恰恰相反，符合因果律的必然性只構成了社會生活的極少一部分，不可預測、甚至不可理解的偶然性才是人類命運的常態，消滅偶然性的欲求註定要導致大量削足適履的武斷和強制舉措。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浦北路悲劇發生後，許多人不滿足於對兇手的憤怒和譴責（偶然性），而是試圖去尋找悲劇背後更深刻的原因（必然性）。你我都知道，在當下的中國，這種「深度詮釋」很容易被引向「貧富分化」、「社會不公」、「道德瓦解」之類的沉重話題。我並不想迴避這些當今的嚴峻社會問題，更不想為之開脫，然而，對於這起案子的就事論事的討論，上述這種自以為是的論調無疑是有百害而無一益的。
當我們妄圖將所有的偶然性納入必然性並加以消弭，我們首先就必須強行為它們尋找到一個想像中的「責任主體」。於是我們便看到，在這樣一件令人痛心的慘案發生後，擔驚受怕的學生家長指責學校、派出所，憤憤不平的上海市民指責「外地盲流」，一肚子無名火的網上群眾指責政府……最後竟至於連「中國人比外國人麻木不仁」之類的瘋話都紛紛出籠！
本來，通過彼此都感同身受的傷痛，悲劇可以激發一個共同體中人們的同情心和凝聚力，喚醒他們平日里沉睡的勇氣和力量，一同去面對前路未卜的明天。然而在過去這些年的中國，我們更多看到的是，每一次對一個社會事件的所謂「反思」和「討論」，總是讓人們更加相互敵視、相互指責，從而為這個已經戾氣十足的社會增添更多戾氣。
這就是我忍不住要寫上面這麼多話的最大動力。
就在上海浦北路發生砍殺小學生案件不久後幾個小時，美國馬里蘭州首府安納波利斯也發生了一起嚴重的槍擊案，一名槍手隔著玻璃門向一家報社的編輯部掃射，當局稱至少有5人死亡，7人受傷。而在過去10多年裡，歐洲、美國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恐怖襲擊事件更是隔三差五地出現在我們的媒體頭條……按照上述那些推論的邏輯，是不是證明了美國和歐洲的社會和道德「危機」比我們這裡更加嚴重？
事實上，生活充滿了偶然。許多事情令人悲哀和同情，但未必能從中總結出什麼深刻的道理。在一個開放的自由社會裡，類似嚴重威脅社會安全的事件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們從人性和常識出發，攜起手來共同面對，我們的社會是完全有可能變得更好、更安全一些的。例如，對政府和有關部門的問責和呼籲，應當聚焦於信息的及時、公開、透明，以及對事關更多普通市民日常出行安全的常規性保障制度和措施的落實，讓有限的安全資源發揮最大效能……等等，儘管這些日復一日的重複工作也不可能確保萬無一失。
但如果我們試圖給每一起令人悲傷的偶然事件都找到一個充滿確定性的責任鏈條，並妄想加以百分之百的排除的話，那麼我們的努力就會將我們引上一條比單個具體悲劇更加危險的道路，它的最終目的地便是一個兵營式的封閉社會。
所以，當關於案件的基本信息依然十分不充分的此刻，我勸你停止義憤填膺的控訴、指責和所謂「反思」。如果有可能，我們想辦法去關心一下案件中的受害者家庭及相關人士；更加簡單地，我們可以將更多關切的目光投向我們身邊那些需要我們保護的孩子們……
唯有如此，這座城市的明天才會更安全，這個國家的明天才會更正常。
寫於2018年6月29日，改定於201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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