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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古書畫:柳公權 董其昌 書帖欣賞

柳公權(778-865),唐代書法家。字誠懸。京兆華原(今陝西耀縣)人。幼年好學,善於辭賦,懂韻律。曾任翰林院侍書學士、中書舍人、翰林書詔學士、太子太保,封河東郡公。性情耿直,敢於直言進諫。擅楷書,廣泛師法魏晉及初唐諸家,受顏真卿影響較大。其書結體緊密,筆畫鋒棱明顯,如斬釘截鐵,偏重骨力,書風遒媚勁健,可與顏真卿的雄渾雍容書風相媲美,被後人譽為顏筋柳骨。在書法史上具有很大影響。

《嘗瓜帖》

釋文:  爪一顆,時新,第一割而嘗之,味又甘好,以表汝之孝也。明後至,彼不悉耶?告世四娘省。

《聖慈帖》

釋文:  聖慈允許守官,稍減罪責,猶深憂懼。續冀面言,不一一。誠懇呈卅第處十四日,即空。

《赤箭帖》

釋文:  奉榮示,承已上訖,惟增慶悅,下情但多欣愜。垂情問以所要,悚荷難任。償有赤簡,時寄及三五兩,以扶衰病,便是厚惠。不具,公權狀白。

柳公權《伏審》

憲宗元和三年(808),三十一歲的柳公權進士及第,當年宏詞登科。從此,柳公權開始了漫長的仕途生涯,竟然歷仕七朝: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

在憲宗時,柳公權任秘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闢為掌書記」(《舊唐書》)。李聽與柳有此交誼,故柳晚年還為其書過碑。柳公權墓景觀(15張)  穆宗即位,柳公權入奏事。穆宗召見柳公權,說:「朕於佛寺見卿筆跡,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從此他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侍書禁中。皇帝的寵幸、生活的優裕,並不給柳公權帶來歡樂。他內心卻有無法排遣的苦悶與隱隱的羞愧。他酷愛書法藝術,但他不想以此作為自己全部的生活;建功立業的進取雄心,時時躍動在胸間。而隨從皇帝的侍書,其地位僅與「工祝」一類相等。因此其兄柳公綽曾寫信給宰相李宗閡,云:「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偕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於是改為右司郎中,累換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館學士。

唐文宗頗愛柳公權書法,又召為侍書,遷諫議大夫,後改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開成三年又轉工部侍郎,累遷學士承旨。

武宗朝,罷內職,授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用為集賢學士、判院事。

宣宗時,左授大子詹事,改賓客,累遷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復為左常侍,國子祭酒,歷工部尚書。

懿宗時,咸通初年,柳公權改為太子少傅,改少師;在咸通六年(865)卒,贈太子太師,時年八十八。

柳公權仕途通達,只是在八十二歲那年,因年老力衰,反應稍遲鈍,在上尊號時不慎講錯,御史彈劾他,結果被罰了一季的俸祿。各朝皇帝都愛他的書法,愛他的詩才,甚至他的諫議也樂意接受。

柳氏的一生,除了少許時間在外任官,基本上都在京城,在宮中,在皇帝身邊。其一生,一直在不斷地為皇家,為大臣,為親朋書碑。柳公權頗像一隻關在禁籠中的金絲雀。這樣的生活使他缺少壯闊的氣度、寬廣的視野、浩瀚的生活源泉。顏體一碑一碑曾不斷地變,柳體在其成熟以後變化較少;顏真卿像奔騰咆哮的洪流,柳公權卻似流於深山老林的洞水。這是兩種不同的生命情調。


明 董其昌《關侯正陽門廟碑》

董其昌行書《關侯正陽門廟碑》淸拓本

後自識一段:「此余為庶常時所書也。出春明二十四年,再召還朝,碑石且泐,字畫有漫者,蓋不勝摹拓之眾也。……觀舊書有感題,其昌。壬戌六月之朔,苑西畫禪室識。」「壬戌」為明天啟二年(1622年),董其昌作此自識時已是書碑文30年後之事,其時董氏已68歲。他自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離京,至天啟二年還京,恰值24年,故自題中有「出春明二十四年,再召還朝」句。「春明門」為唐代首都長安城東面三門之中門,後人即以「春明」作為首都的別稱。

《正陽門關侯廟碑》前段行中帶楷,字形端穩規整。38歲的董其昌正處於研習歷代諸體書法的階段,其書表現為用筆重實澀拙,鋒棱外露峭拔,顏、米諸體筆意明顯。而碑文後自識一段純用行書,體現了68歲的董氏行書趨於完美時期的特點,字勢精巧明快,爽朗秀媚,姿致平和,形成了自抒胸臆的獨特風格。從此本可以看出董氏書法風格前後期發展變化的特點。

董其昌《正陽門關侯廟碑》卷

董其昌《正陽門關侯廟碑》卷,紙本,手卷,前段縱33.3cm,橫412.7cm,後段縱28.8cm,橫175.3cm,行書,130行。 卷上鈐「知制誥日講官」、「董其昌」印二方。收藏印鈐「商丘宋犖審定真跡」及清乾隆、嘉慶、宣統內府等印13方。此卷為碑文與自識合裝而成。

董其昌(1555-1636),明代後期著名畫家、書法家、書畫理論家、書畫鑒賞家,「華亭派」的主要代表。生於明世宗嘉靖三十四(1555)年,卒於明毅宗崇禎九(1636)年。

董其昌出身貧寒之家,但在仕途上春風得意,青雲直上。公元1589年,(萬曆十七年)三十四歲的董其昌舉進士,開始了他此後幾十年的仕途生涯。當過編修、講官,後來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太子太保等職。他對政治異常敏感,一有風波,他就堅決辭官歸鄉,幾次反覆起用。

董其昌才溢文敏,通禪理、精鑒藏、工詩文、擅書畫及理論。他是海內文宗,執藝壇牛耳數十年,是晚明最傑出、影響最大的書畫家。董其昌的繪畫長於山水,注重師法傳統技法,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調,講究筆致墨韻,墨色層次分明,拙中帶秀,清雋雅逸。《畫史繪要》評價道:「董其昌山水樹石,煙雲流潤,神氣俱足,而出於儒雅之筆,風流蘊藉,為本朝第一。」董的繪畫對明末清初的畫壇影響很大,並波及到近代畫壇。一直以來,董其昌的作品都是海內外大收藏家尋覓的目標。

董其昌走上書法藝術的道路,出於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起因是在考試時書法不好,遂發憤用功自成名家。這在他的《畫禪室隨筆》有所記述,其中還自述學書經過:董其昌書法精選(18張)他在十七歲時參加會考,松江知府衷貞吉在批閱考卷時,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將他名列第一,但嫌其考卷上字寫得太差,遂將第一改為第二,同時將字寫得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為第一。這件事極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鑽研書法。

董其昌回憶說:「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書拙置第二,自是始發憤臨池矣。初師顏平原(真卿)《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世南),以為唐書不如魏晉,遂仿《黃庭經》及鍾元常(繇)《宣示表》、《力命表》、《還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征仲(征明)、祝希哲(允明)置之眼角。」這段話中可以看出董其昌幾乎學習研究了以前絕大部分名家,從鐘王到顏、柳,從懷素到楊凝式、米芾,直至元代的趙孟睢!

董其昌精收藏,曾珍藏董源4幅山水《瀟湘圖》、《溪山行旅圖》——(作者:北宋范寬)、《龍宿郊民圖》、《夏山圖》,並以「四源堂」名齋,後其「四源堂」中四幅名畫多為河南袁樞(董其昌年弟袁可立子)遞藏,使其成為晚明收藏董、巨作品的集大成者。還有精選李思訓《蜀江圖》、《秋江待渡圖》,董源《征商圖》、《雲山圖》、《秋山行旅圖》,巨然《山水圖》,范寬《雪山圖》、《輞川山居圖》,李成《著色山圖》,郭忠恕《輞川山居圖》,江貫道《江居圖》,趙大年《夏山圖》,趙子昂《洞庭二圖》、《高山流水圖》,王蒙《秋山圖》,《宋人冊頁》等18幅。

從中可以看出,董其昌的收藏足以令其傲視當代。他的字、畫以及書畫鑒賞,在明末和清代名聲極大。善畫山水,遠師董源、巨然和黃公望。其畫風筆意安閑溫和、清新秀麗。他提倡用摹古代替創作。又以禪宗的南北派比附繪畫,稱「南北宗」。他是尚南貶北,抬高文人畫的地位,打擊壓制和他相抗稀奇的「浙派」。其山水作品,用筆柔和,秀媚有餘,魄力不足,缺乏氣勢,且多輾轉摹仿,如《峒關蒲雪圖》、《溪山平遠圖》等,皆為摹古之作。

董其昌沒有留下一部書論專著,但他在實踐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張,散見於其大量的題跋中,董其昌有句名言:「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這是歷史上書法理論家第一次用韻、法、意三個概念劃定晉、唐、宋三代書法的審美取向。這些看法對人們理解和學習古典書法,起了很好的闡釋和引導作用。董其昌一生勤於書畫,又享高壽,所以傳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袁可立海市詩》、《三世誥命》、《草書詩冊》、《煙江疊嶂圖跋》、《倪寬贊》、《前後赤壁賦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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