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性閱讀：走向真知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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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版語文新課標提出了「思辨性閱讀與表達」學習任務群。那麼，什麼是思辨性閱讀呢？思辨性閱讀是一種閱讀方式。閱讀的目的與訴求不同，方式與結果自然也不一樣。有的閱讀是為了消遣取樂，或者滿足個人趣味，這樣的閱讀強調個體的興會和悅納，自由度大，個體差異也大，人們津津樂道的「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主要就是針對這種閱讀講的。
思辨性閱讀則不同。它的目的是為了獲取真知，或者為了解決問題，個人的好惡與體驗都要退居其次，閱讀的準確性、明晰性與合理性，則成了判斷閱讀效果的首要標準。當然，思辨性閱讀並不排斥個體的感受與個人的趣味，但在承認「一千個哈姆雷特」的同時，更要追求「最哈姆雷特」（賴瑞雲《多元解讀與文本中心》）的理解。這就要求讀者的思維始終處在「思辨」的理性狀態，自覺地分析與論證，審慎地權衡與判斷。思辨性閱讀，正是批判性思維的用武之地，我們也不妨將它稱為批判性閱讀。
文本是思辨性閱讀的根基。美國文藝理論家M.H.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提出了文本解讀的兩條路徑，一是直面文本，一切關於文本的斷言與結論，都必須以文本為依據；另一種則是通過文本與作者、讀者或者環境的「關係」來間接地解釋作品。比如作家，作家是作品的生產者，借錢鍾書式的幽默來表達，研究母雞也能認識雞蛋。但事實上，母雞不等於雞蛋。種種原因，譬如環境的壓力，或者自我秉性的影響，或者風格的追求，都會讓作家的創作動機在作品中發生「變形」，因此，研究作家並不一定能達成關於作品的真知。
間接的「關係」研究還得經受直接的文本解讀的檢驗，文本是思辨性閱讀的基石。陳思和先生說，對文本要有一種「信仰」，強調的也是這個意思。
實證與分析
尊重文本，知易行難。文本似迷宮，其意蘊與邏輯並不會直接呈現在我們面前，而是隱藏在文本之中，等著讀者去挖掘。迷宮裡歧路縱橫，浮雲蔽日，走著走著，恐怕連自己都會走丟。干擾我們的因素很多，語言自身就是其中之一。語言是橋樑，是工具，這個道理人所共知；但語言又常常成為溝通與理解的障礙，成為橫亘在我們與文本之間的一堵牆。
譬如《廉頗藺相如列傳》中的「秦王」，在文中，這是一個面目模糊的人物。如果對他一無所知，對他的理解就會走向臉譜化。
如果不先入為主，僅就「完璧歸趙」一節看，這個秦王看起來倒有點虛弱與怯懦，至少表面如此。你看，藺相如在朝堂上斥責秦王倨傲輕慢，要求他舉行一個隆重儀式來交換和氏璧。面對咄咄逼人的藺相如，秦王沒有暴跳如雷，而是滿口答應。等到秦王布置好了場面，藺相如卻派人把和氏璧送回了趙國，還公然指責秦王祖宗八輩都是背信棄義之徒。應該說，這一輪倒是藺相如自己說話不算數了。設身處地站在秦王的角度想一想，他能不惱火嗎？但秦王的反應也只是「與群臣相視而嘻」，不僅沒殺藺相如，還好生款待他。藺相如疾言厲色的痛罵和誆騙式的手段，連明朝的王世貞都看不過去了，他說：「令秦王怒而戮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眾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意思是，你這樣激怒人家，人家殺了你也在情理之中！
很多人由此作出「外強中乾」的斷言。其實，教科書對秦王的介紹也大多如此，但歷史上的秦昭襄王並非如此粗鄙與虛弱。秦昭襄王，19歲繼位，在位56年，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王之一。據歷史記載，秦昭襄王「明而熟於計」，城府很深，有憂患意識。他起用范雎、白起等文臣武將，採用「遠交近攻」的軍事戰略，各個擊破，為秦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完璧歸趙」這一年，秦昭襄王42歲，在位已23年，無論是看年齡，還是看其政治履歷，都已經是個成熟的君王了。這樣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面對區區一個藺相如，怎可能表現得如此不堪？顯然，外強中乾的判斷難以立足。
懶惰是思維的本性。一個具體的、活生生的秦昭襄王，被我們簡稱「秦王」之後，這個語詞就成了一個空洞的概念。歷史上，秦國暴政常常作為儒家仁政的對立面被表述，「秦王」也被抽象成為醜惡殘暴的化身。顯然，這個「知識」妨礙了我們對秦昭襄王的具體理解與評價。
語言總是通過我們自己來遮蔽我們的。思辨性閱讀，必須穿過語言的霧霾，釐清文本的事實，理清文本的邏輯，這就需要實證與分析的功夫。實證與分析看起來是兩個範疇，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對事實的認定，必須藉助邏輯分析的力量；而邏輯的思辨呢，又必須建立在事實的辨別之上。如果斷定秦王是虛弱的，那麼，秦國的大國地位怎麼解釋？秦昭襄王的雄才大略又體現在哪裡？顯然，事實的認定出現了邏輯破綻。
秦王的「虛弱」意味著什麼呢？是道德上的自慚形穢，還是國力上的自愧不如，或者另有所圖，隱忍不發？我的推斷是後者。在我看來，以十五座城池交換趙國的和氏璧，本來就是秦王的訛詐與試探——秦王原本就沒想打這個仗。倘若秦王已經下了開戰的決心，一個和氏璧豈能阻擋他的戰爭步伐？更何況藺相如還誆騙了他，等於給了他名正言順的殺伐借口。秦王「明而熟於計」，恰恰就表現在這裡：不管你藺相如怎麼挑逗與刺激，我自方寸不亂。這哪裡還是怯懦和虛弱呢？實證與分析是思辨性閱讀的基本功。
論證與反駁
挖掘事實，邏輯分析，說到底都伴隨著一個論證與反駁的過程。對理由的拷問，對結論的反思，對理由與結論的關係的推敲，這就是論證與反駁。
人是理性動物，也是需要理由的動物。理由常常由聖經賢傳、生活經驗、格言警語和公共知識組成。理由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自以為是」，且喜歡「推己及人」，比如「性格決定命運」這句話，說多了聽多了，它就會從一個普通判斷搖身一變，成為不證自明的「理由」；一旦遇到合宜的人物或場合，它就會冒出來參與我們的推論與判斷。我在教《促織》時問學生，主人公成名的命運究竟是什麼決定的呢？好多學生破口而出「性格決定命運」，將成名的悲劇命運歸結於其性格。合理嗎？想一想，這真是一個既荒唐又危險的「理由」。成名本分迂訥，同樣是當差，人家藉此敲詐勒索，而他膽小怕事，搞得家破人亡。如果據此認為他的悲劇命運是由其性格決定的，豈不是鼓動人們要見利忘義，不顧廉恥？顯然，「性格決定命運」這個判斷並不適用於成名。成名的悲劇是社會悲劇，而非性格悲劇，是邪惡而荒唐的社會讓這個老實巴交的人倒了大霉，又走了大運，一切都莫名其妙，一切都不可把握。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迂訥」的人也有權利追求正常而有尊嚴的生活；因「迂訥」而遭受了悲劇的命運，肯定是這個社會有問題。
原來，「性格決定命運」這個判斷本身就有缺陷，理由錯了，結論自然也會跟著錯。反思結論與理由的關係，是一個論證與反駁相呼應的過程，這正是思辨性閱讀的核心。
回到藺相如。司馬遷讚賞藺相如，說他智勇雙全，公忠體國。但基於不同的理由，有人的評價則大相徑庭。王世貞對藺相如的行事邏輯就完全不能接受。他說，因為擔心秦國找借口打仗，趙惠文王才擔著風險讓藺相如去做和平使者，但藺相如似乎忘記了出使的初衷，他主動進攻，步步緊逼，屢次冒犯秦王，激化矛盾，究竟意欲何為？王世貞質問道：「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老虎本來要吃人，你還要去捋虎鬚，實在不明智。在他看來，藺相如的「完璧歸趙」，完全是一場撞大運式的僥倖成功。
王世貞的話不無道理。其實，在出使秦國之前，藺相如與趙王制定的策略，是先保國家安全，再考慮和氏璧。這是一個正常的邏輯：和氏璧與國家安全，孰輕孰重，世人皆知。宋朝的楊時——就是那個「程門立雪」的好後生——就說道：面對虎狼之國的威脅，一塊寶玉算什麼？為了和平，給他也無所謂。但藺相如的邏輯似乎不是這樣，「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持這種批評態度的，還有宋人司馬光。他說，和氏璧就是個有它不多沒它不少的玩意兒，藺相如竟然「以死爭之，以詐取之」，似乎比國家安全還重要，實在不可理喻。南開大學教授徐江更尖銳，他說藺相如「輕率、無理、無禮，罔顧趙國的安危，損害趙國的國格，眼中只有那塊和氏璧，根本沒有戰略眼光」。厭惡之態，躍然紙上。
在批評者看來，作為一國之使者，藺相如應該懂得輕重緩急，應該知道如何進退，但他卻主動撩撥秦王。最糟糕的是，親口答應了交付和氏璧，卻又偷偷派人把它送走了。那麼，你當初帶它來幹什麼呢？放在趙國不是更安全嗎？……諸如此類的矛盾，還有很多。不能不說，這些質疑和反問都擊中了事情的要害。那麼，藺相如的成功到底靠他的智勇，還是靠運氣？如果靠的是運氣，那麼，藺相如的智勇就值得懷疑了。
思辨是在反覆的質詢與反駁中達成的。不妨對上述質疑再來一次質疑：將「完璧歸趙」歸結為運氣，這樣的歷史解釋能否讓人信服？藺相如如此撩撥秦王，秦王為什麼卻沒殺他？為什麼莽撞輕狂的藺相如竟然能不辱使命？如果藺相如如此不堪，那司馬遷的歷史眼光是不是存在嚴重問題……
若將藺相如走鋼絲式的政治博弈看作是一次純粹的運氣，那麼歷史研究就失去了它本來的意義——運氣永遠是蒙昧歷史學的說辭。如果不是運氣，那麼，「完璧歸趙」的討論就必須回到當事人身上，是當事人造就了這段歷史。其實，當初藺相如還是宦官門客的時候，就已經顯示出了非凡的政治遠見；在此後的澠池會、將相和等事件中，他的政治膽識和政治操守又得到了更加耀眼的展現。就是這樣一個藺相如，難道偏偏在「完璧歸趙」這一事件中腦子進水了？顯然，這樣的理解有違文本的內在一致性。我們有理由認為，上述對藺相如的批判，僅僅停留在事件的表象，而未能深入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真實。
如果藺相如不是莽夫，那麼，我們只能推斷，藺相如的莽撞只是表象。他一改唯唯諾諾、仰人鼻息的弱國姿態，以攻為守，高調宣示，以激進張揚的方式，來阻止秦國的野心，滅秦國的威風。看起來風險很大，實際上他心中有數，進退有據，抑揚有度。
這樣，問題就轉化為：藺相如為什麼要選擇這一策略？原因很複雜，但有兩點是可以在文中找到依據的。首先，藺相如有冒險的膽量和動機。我曾撰文說，藺相如出身卑微，夢想改變自己的草根地位；作為戰國士人，他對功名充滿著熱望，這讓他敢於冒險，不走尋常路。幸運的是，他遇到了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秦昭襄王沒有任性使氣，沒有喪失理智。他認識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歡」,反而做了個順水人情。秦王把「秦趙之歡」看得很重，可見他是個理智而隱忍的君王。我相信藺相如看到了這一點，否則，他不是去白白送死嗎？
藺相如的膽源於他的識。他洞悉大勢，對秦趙的國力對比了如指掌；他明察秋毫，對秦王的喜怒心態洞若觀火。他判斷，秦有吞趙之心，卻暫無動兵之意；他清楚，縱然危機四伏，秦王也不會輕易砍他的頭。政治不是兒戲，歸根到底，角逐的是國力，是利益，是國策，是時機。藺相如的膽識非一般人可比，所謂藝高人膽大，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沒有本錢，誰敢拿生命冒險？但有時，膽大者藝更高。有了赴死的決心，倒反過來促成了他的大開大闔。
回到歷史現場，上述這些推斷都能在歷史的長河中找到蛛絲馬跡。在這個案例中，我們繞了一圈，結果還是確證了司馬遷「智勇雙全」的判斷。這說明，司馬遷達成了事實與邏輯的統一。倘若文本中存在著事實與邏輯相矛盾的地方，即便是司馬遷，我們也一樣有質疑和批評的權利。
論證讓我們有了判斷力。康德說，人生所有的實踐和閱歷，都不過是在訓練自己的判斷力。思辨性閱讀，能夠造就更銳利的眼睛和更睿智的頭腦。
（作者繫上海市語文特級教師，「思辨讀寫」與「公共說理」的倡導者與實踐者）
《中國教育報》2018年07月02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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