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讓位」袁世凱的原因：怕帝國主義干涉

原標題：孫中山「讓位」袁世凱的原因：怕帝國主義干涉

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的席位讓給袁世凱，是近代史上重大的歷史事件。袁世凱之所以會被推上臨時大總統的寶座，首先是因為武昌起義後，由於種種的原因，在當時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海外華僑和留學生中，較普遍地形成一種如袁世凱能反正，借袁之力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國最為有利的心理狀態。正是因為有這樣一種心理狀態，所以武昌起義後不久，在南方各省中就出現了鼓勵袁世凱反正，宣傳袁如能反正「歸順」民國，就可舉為大總統的輿論。以黎元洪為代表的獨立各省，並很快地確立了袁如反正即舉為總統的方針。正是由於這種環境，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的反革命野心才得以實現。

一

袁世凱適於做大總統的輿論，究竟是誰在什麼時候第一次公開提出來的?目前已出版的近代史的論著中，對這個問題沒有給予明確的回答。現在看來，第一次公開提出要袁世凱做大總統的很可能是當時在中國享有最大侵略權益的英國報紙。

在國內究竟是誰首先公開表示如果袁世凱贊成共和就可以做大總統的?在革命黨人方面，明確公開表示袁如反正就可被舉為總統有確切日期可查的是1911年10月28日的《民立報》。該報在這一天以《敬告袁項城》為題的「短評」說：

「今幸天誘其衷，清廷屬治兵柄，此誠千載一時之嘉會也。人心歸漢，公不宜妄自菲薄，致辜物望。

雖今日世界不能容有子孫帝王萬世之觀念，但以渺然之躬，代表四萬萬眾，為第一期之大政長，與環球總統、君主相周旋於玉帛壇坫之上，抑最快意也。公其勉之!」

袁世凱是10月30日，正式接受清廷委任的欽差大臣，離開彰德南下視師的。10月28日《民立報》發表上述「短評」的時候，袁尚在彰德，這說明袁尚未「出山」，革命黨人就以「第一期之大政長」相勉了。在這篇「短評」之前，我們還沒有看到立憲派人公開發表過這樣的言論。所以，儘管立憲派人在武昌起義後的第五天就開始搞起所謂「惜陰堂策劃」，力圖使袁世凱登上總統的寶座，但看來，首先公開鼓勵袁世凱爭取做大總統的是革命黨人而不是立憲派人。

湖北軍政府和已獨立的南方其他各省軍政府，已經確立了只要袁世凱贊成共和，就舉袁做第一任大總統的方針。江海關稅務司蘇古敦(AHSugden)11月9日致總稅務司安格聯(FAAglen)的報告說：「黎元洪宣稱，他已通電各都督，有七省都督已經同意成立一個共和國，推舉袁世凱為第一任大總統。」

袁世凱如反正即舉為總統的這個方針，自從11月初由黎元洪代表南方各省軍政府提出，經12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漢口開會時，得到正式以決議的形式通過後，一直為革命黨人所奉行貫徹。

由上可見，自從11月初，黎元洪提出袁世凱如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直到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以後，革命一方所發表的公開聲明，從未改變。即使在南北議和期間，許多革命黨人一再批評議和的錯誤，並揭露袁的反革命野心，但卻很少有人從根本上否定袁如反正即舉他為大總統的這一方針。究竟是什麼原因使革命黨人產生擁袁以建共和最為有利的心理，制定只要袁世凱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呢?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二

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一再宣傳只要袁世凱反正即舉為大總統，難道他們對袁世凱的反動本質毫無認識么?也不是。事實上，就在宣傳袁最適於做總統的同時，也有人不斷揭露他是「帝制自為」絕不可信賴的奸雄。甚至在同一份報紙上，短短的幾天內，既登擁袁的稿件，又登反袁的稿件。

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是在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理論準備十分不足的情況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自從20世紀初開始，他們所宣傳的內容，主要不外民族的危亡和「排滿」革命兩個方面。他們認為，嚴重的亡國滅種危機，是清朝的反動賣國造成的。清廷為什麼會放手賣國，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它是一個「異族」的朝廷，所以對漢族祖先艱苦創業留下來的家財才毫不吝惜地大量出賣。清廷不僅放手賣國，而且對內實行殘酷的封建專制統治和種族的歧視政策。因此，要挽救民族的危亡，革除封建統治，就必須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基於這種認識，他們提出了「排滿」革命的口號，進行了廣泛的宣傳。

　　正是由於革命黨人過分強調滿漢對立，簡單地宣傳「排滿」，這就使他們不僅沒有把漢族的官僚和軍閥當作革命對象，反而把他們當作可以爭取的同胞兄弟。所謂「論地位則為仇讎」，「論情誼則為兄弟」。只要他們站到「反滿」的行列中來，即可「離仇讎之地位而復為兄弟」。這種長期而反覆的宣傳，在革命黨人和一般的民眾中自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至於不少革命黨人雖已看出了袁世凱的反動本質，但卻沒有從根本上反對袁如反正即舉為總統的這個方針，這是與他們把資產階級的共和制度理想化有關。在他們看來，儘管袁世凱有「欲其身享無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實」的反動野心，但他在共和制度之下，將會受到限制，不可能為所欲為，搞專制獨裁。

一部辛亥革命史，就是以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為出發點的。可是，由於領導這場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自身的軟弱，又看不到能夠抗拒帝國主義的力量，他們不但不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相反的，十分害怕帝國主義的干涉。他們小心翼翼地力圖避免革命損害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權益。

　　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舉袁」方針提出後，袁世凱並不接受，而是在帝國主義和立憲派人的暗中支持下，大肆玩弄停戰、議和的花招，在南方實行停戰，在北方殘酷鎮壓各省的革命力量以鞏固地盤。袁世凱的行徑，使許多革命黨人更加看清楚了他的反革命野心。許多革命軍人和激進分子紛紛揭露袁的種種陰謀，反對議和，主張迅速出兵北伐。孫中山這時在反對妥協力量的影響和袁世凱陰險狡詐伎倆的反面教育下，也從贊成妥協，轉變為「始終不願妥協」《胡漢民自傳》。可是，在公開場合，孫中山又從沒有表示反對議和。孫中山本人也有「不願妥協」思想的情況下，為什麼他仍不能放棄「舉袁」的方針?要說明這個問題，還必須進一步考察當時的歷史環境。

三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帝國主義拒絕承認，並一再聲明只有讓袁世凱做總統才能得到它們的承認，看來是迫使孫中山不能不繼續推行「舉袁」方針的重要原因。

武昌起義後，帝國主義列強看到清廷已不可能恢復它的統治，於是一面協調其內部矛盾，增強其在華兵力，實行武裝「中立」;一面製造「非袁不能收拾」的輿論，並協同袁世凱策劃議和陰謀，支持袁竊取革命果實，已為人們所周知。但卻較少有人注意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帝國主義利用孫中山急於要求列強承認的機會，對他繼續施加壓力。

急切地希望得到列強的承認，是當時許多革命黨人的共同心理。可是，帝國主義對這個新生的共和國偏偏不予承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曾於1月11日、17日、19日接連三次要求列強予以承認，但卻沒得到任何答覆。

顯然，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帝國主義列強拒絕承認，聲稱只有袁世凱做大總統才能得到它們的信任，與孫中山不得不繼續推行「舉袁」方針，有著直接的聯繫。

南京臨時政府的嚴重財政困難，是孫中山不能改變「舉袁」方針的又一重要因素。歷史上很少有一個新生的政權在財政問題上所碰到的困難像南京臨時政府那樣嚴重。臨時政府成立伊始，便有這樣的傳聞：「可供行政管理費用的稅收，甚至不夠交付各部總長的薪金。」

南京臨時政府一開始就陷入嚴重的困難中，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帝國主義在武昌起義後截奪中國海關全部稅收則為重要原因。中國海關稅收雖早為帝國主義指定為償付外債和賠款，但稅款的保管和支付，完全由清政府委任的海關道或海關監督全權負責。外籍稅務司的權力，僅限於徵收關稅。武昌起義爆發後，帝國主義為了維護它們在中國的侵略利益和完全控制中國的海關，立即開始攫取中國海關稅款的活動。

對帝國主義這種掠奪中國各地海關稅款的行為，各地的革命黨人雖都先後進行了抗爭，但由於害怕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最後都終於妥協。這樣，武昌起義後，凡爆發革命的各通商口岸的海關稅收，無一例外地都為帝國主義所攫取。

取得外國的貸款，一直是孫中山所希望的。武昌起義後，尚在美國的孫中山即把財政問題視為革命的成敗關鍵。他從美國到倫敦和巴黎活動的目的之一，即為進行貸款。可是，均遭拒絕。

嚴重的財政危機，迫使孫中山不得不放棄原擬採取的「若新政府借外債，則一不失主權，二不抵押，三利息輕」考慮由私人企業出面，接受條件極為苛刻、有損民族利益的外國貸款。擬將輪船招商局為抵押和同意中日合辦漢冶萍煤鐵公司，換取日本壟斷資本提供大筆貸款。結果遭到輿論的激烈反對，只好廢除了原已達成的初步協議。

中國同盟會在領導辛亥革命運動有著偉大的歷史功績，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它本身確也存在著政治上的軟弱，組織上的鬆散，和認識上的分歧的弱點。

湖北軍政府是武昌起義後成立的第一個軍政府，在全國有很大的影響，南京臨時政府剛成立，湖北軍政府就處處與它作對，這在客觀上，就增加了袁世凱反革命的力量，對南京臨時政府極力不利。

革命黨人內部雖矛盾甚多，但他們在舉袁以實現共和這一點上則是一致的。如果說，在武昌起義後的最初階段，借袁之力推翻清廷以建民國最為有利還是人們的一種潛在心理，那麼，經過了兩個多月的醞釀與宣傳，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在許多革命黨人特別是上層領導人物的心目中已成為無可懷疑的定論了。」

孫中山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所以產生「不願妥協」的思想，並不是來源於認識「舉袁」方針的錯誤，而是由於袁拖延承認共和，大肆玩弄反革命伎倆，力圖破壞革命，和革命黨內部反對妥協力量的影響。這樣，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孫中山終於將臨時大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也就不足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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