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其實是種美

出差，在高鐵站候車，看見蔣勛老師的新書《此生》，毫不猶豫地拿下，並由此享受了一段高鐵最美的閱讀時光。

於我來說，蔣勛老師是此生有緣遇見的人生導師之一。正是他，領我進入了浩翰的美學時空，在這時空中，我充分領略了中外藝術之美，文學之美和哲學之美。我如饑似渴地閱讀他寫的每一本書，聆聽他的每一次演講，與父親同齡的他，用他生命中最智慧，最平實，最豐富的感悟，讓我的生命變得平和，慈悲，與安寧。

《此生》是蔣勛老師對自己身體的剖白。在重症監護室住院的日子裡，他看到許多肉身送進來，又送出去，肉身來來去去，有的肉身旁邊守候著親人，焦慮、哭泣、驚慌；有的肉身送出去的時候，他會聽到床邊親人無法抑止地號啕，凄愴荒涼；於是蔣勛老師開始構思這本書，用它來面對自己的內心，面對自己的生死，準備一場與自己艱難告別的生命功課。

蔣勛老師知道，儒家文化很少談身體，談肉身的凋零，談肉身存在的愛與痛，談肉身存在的憂愁、喜悅與慾望；儒家文化也很少談死亡，沒有死亡美學，生命只是隨便活著，隨便死去。在我們生命最難堪的時刻，沒有臨終關懷，有的只是親人的手足無措，呼天搶地和驚恐慌張，而當生命終於逝去，我們用誇張的墓碑銘刻後代子孫的名字，彷彿對於生者來說，死者的死亡不過成為生者標榜榮耀的手段，而對於死者來說，他已成為家族的一個符號，個人面目已趨於模糊，模糊在社會倫理等級嚴格的秩序之中。

而西方卻有著生動的死亡美學。在雅典考古博物館中有著很多公元前希臘人的浮雕墓碑，他們用「生命定格」的方式雕刻死者生前的最後場景，有的用死者生前攬鏡自照的模樣，告訴我們生命無常，容顏易逝；有的用死者生前挑選首飾的模樣，告訴我們當死亡來臨，即使生前富貴，所擁有的財富並不能帶走；有的用丈夫送年幼的孩子給母親最後一次擁抱的模樣，告訴我們，當死亡來臨，即使面對襁褓中的孩子，我們也需艱難割捨。這樣的墓碑，讓死亡成為一種藝術，使人對死亡少了很多恐懼，它把死亡的命題迴轉過來，讓生者詢問生活的意義：生命如此短暫，生者需好好珍惜。

其實在東方，也曾有過美麗的死亡美學。在公元兩千多年前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在漢漠拉比制定法典之前，出土了一個墓碑，碑上雕刻了一名窈窕的女子，嫵媚站立著，雙手舉起一朵盛放的花朵，她把鮮花拿到鼻下嗅聞，彷彿相信，在戰爭和法律之外，在帝國之外，還有可以認真去凝視一朵花的文明。女子的頭上戴著四層牛角的尖錐冠，表明身份已是女神，她彷彿告訴四千年後的我們，無論世事如何浮躁喧囂，只要凝視一朵花，享受一刻的閑適寧靜，便是世上最富有，最美麗的女神。

由此想起托爾斯泰的墓園。茨威格曾經說它是世間最美的、讓人印象最深刻的、最感人的墳墓：它只是樹林中的一個小小長方形土丘，上面開滿鮮花，沒有十字架，沒有墓碑，沒有墓志銘，連托爾斯泰這個名字也沒有。這個比誰都感到受自己的聲名所累的偉人，就像偶爾被發現的流浪漢、不為人知的士兵那樣不留名姓地被埋葬了。誰都可以踏進他最後的安息地，旁邊那些托爾斯泰親手栽種的高大挺拔、在風中微微搖動的樹木，似乎與蔣勛老師一起，在向我們低語：死亡其實是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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