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一體論」為何成為「大東亞共榮」以及日本軍國主義的「後盾」

岡倉天心的三部代表作，去年由四川文藝出版社一起推出，其中《茶之書》是重譯本，翻譯質量不錯，而《理想之書》和《覺醒之書》，其實就是《東洋的理想》和《亞洲的覺醒》，都是岡倉論述其「亞洲一體論」的核心論著，對於研究早期泛亞細亞主義非常重要，可惜譯本質量很差。這裡主要涉及兩書中的思想，引用的譯文都以2009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的美術及其他》中兩篇較為可靠的節譯版為準。

《茶之書》《理想之書》《覺醒之書》

【日】岡倉天心 著

四川文藝出版社 2017年2月版

從道德直覺上，岡倉天心是堅決反對戰爭和殺戮的，他無比熱愛平和質樸之美。他對西方人最不滿的，是「當日本沉迷於溫文爾雅的和平的藝術中時，西方人慣常把日本看做野蠻的民族；相反，當日本在滿洲戰場開始進行大屠殺時，他們卻稱日本為文明的國度」。而他自己則態度鮮明：「如果我們所需要的文明是基於令人憎惡的好戰，那麼我們還不如做野蠻人。」（《茶之書》）然而，天心為了對抗優勢的西方文化而提出的著名的「亞洲一體」論，使得一直有人將他與後來的「大東亞共榮」以及日本軍國主義聯繫起來。日常生活的極細微的理想主義，與政治行動的宏大敘事的理想主義，這兩極的、看似完全悖反的理想主義，是如何於彼時，在天心這一批日本文化人的心目中如此「自然而然」地融為一體的？

就如同自然與永恆自然的概念轉換中幾乎必然會帶上血腥味，從早期泛亞細亞主義到後來的大東亞共榮的轉換，也確實難逃對戰爭肇因的追索。「亞洲一體」的觀念背後，是有某種深藏的美學主義的，正是這一點，與天心對茶道、花道等的審美論述掛上了鉤。

天心認為，由於中國先後被蒙元和滿清征服，中國文化的精髓喪失殆盡：

「對於後世的中國人，茶僅是一種可口的飲品，而絕非理想。國家的長期災難使人們喪失了對生活意義的追求，他們變成了現代人，也就是說，變得世故成熟。他們失去了讓詩人和古人保持永久青春的夢幻的崇拜。他們變得折中，遵循世界的慣例。他們也變得玩世，不願屈尊去征服或崇拜自然。儘管明代的茶葉中有花的芳香，但是唐宋茶儀的浪漫韻致在茶杯中已喪失殆盡。」（《茶之書》）

然而，這種文化的精髓卻為日本所繼承，並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對我們而言，已經超出了飲品的概念，它變成生活藝術的一種信仰」，形成了一種「神聖儀式」，為的是「創造宇宙間至福的瞬間」。

在這裡，為了為日本文化辯護，天心自覺不自覺地拔高了茶道、花道等的「生命意義」，其中便蘊含了為實現更高的價值而可以犧牲當下的價值；儘管他一再強調禪宗及受其極大影響的茶道和花道是對日常現實之美和價值的肯定與讚賞，但實際上，僅僅如此，這辯護是完不成的。天心很可能並未意識到自己思想中隱藏的這一矛盾——畢竟他更多是美學家而不是哲學家。所以他自身的道德直覺或許是反對戰爭的，但他的思維方式、他為日本文化辯護所採取的路徑，卻弔詭地為戰爭的鼓吹者們打開了一條獨特而又充滿誘惑的通道。所謂「菊與刀」，不過是同一個文化邏輯的不同層面、不同階段而已。這與尼采和海德格爾的生命/生存哲學為納粹主義打開了一種思維方式上的可能性確實很像，雖然他們又確實都不能為人們對其思想的惡性運用負責。

更有甚者，正如竹內好指出的：

「『近代的超克』是所謂日本近代史中難以逾越之難關的凝縮。復古與維新，尊王與攘夷，鎖國與開國，國粹與文明開化，東洋與西洋，這些在傳統的基本軸線中所包含的對抗關係，到了總體戰爭階段，面對解釋永久戰爭的理念這個思想課題的逼迫，而一舉爆發出來……」

而岡倉天心的「亞洲一體」論，在試圖「超克」這些近代「難以逾越之難關」的人們看來，是很可利用的資源。

「亞洲是一體的。儘管喜馬拉雅山把兩種強大的文明——以孔子的集體主義為代表的中國文明和以佛陀的個人主義為代表的印度文明——分隔開來，也僅僅只是為了強調兩者各自的特色。然而，即便是這一覆蓋著白雪的屏障，一刻也不能阻止亞洲人民對具有終極普遍意義的博大的愛的追求，這種愛是全體亞洲民族共同的思想遺產，這讓他們創造出了世界上的所有大宗教。而且特別要注意的是，也正是這種愛，將亞洲民族與喜好探詢人生手段而非目的的地中海或波羅的海沿岸的諸民族區別開來。」

「阿拉伯的騎士道，波斯的詩歌，中國的倫理，印度的思想，都在一一講述著古代亞洲的和平，那和平之中孕育著一種共通的生活。雖然它讓不同的地域盛開不一樣的花朵，但要在其中的任何區域划出明確的、不可動搖的分界線也是不可能的。」

今天，我們很容易從史學的角度指出天心的「亞洲一體」這一「美學上的想像物」是多麼虛幻。但這裡的關鍵不在於這種「古代亞洲和平一體」的觀念多麼不符合史實，而是應該深思天心為什麼能夠如此輕易地接受此一非反思的幻想，並進一步視之為自我的根源；對於古代亞洲「和平」與「愛」的想像，又是如何弔詭地導向侵略性的軍國主義的。

邏輯其實頗為簡單。天心在長篇大論地讚美了古代亞洲一體的「具有終極普遍意義」的文化之後，筆鋒一側，幾乎無需過渡就轉向了對日本文化獨特性的自誇：

「特別明確地實現了這種複雜中的統一，是日本的偉大特權。我們身上流淌著印度與韃靼的血液，所以從我們自身就可以汲取這兩方面的源泉，我們的民族有著適於體現亞洲整體意識的天然秉性。無與倫比的萬世一系的天皇的祝福，從未被征服過的民族的引以為豪的自恃，捨棄對外擴張發展、固守祖先傳統的觀念與本能的島國性的孤立等等，使日本能夠成為保存亞洲思想與文化的真正的儲藏庫。」

「就這樣，日本成了亞洲文明的博物館。不，遠在博物館之上。因為這個民族不可思議的天性里，有著鮮活的非二元論的精神，在不失本民族的古老傳統的同時，他們也歡迎新鮮的事物，因此他們能將過去所有的理想都保留下來……在把日本推向近代強國之列的同時，仍然忠實地守護著亞洲精神的，正是這種藝術的強大凝聚力。」

在天心的影響下形成的這條邏輯進路是：由於「亞洲一體」，所以一種文化的精髓究竟根源於哪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當下由誰在繼承和發揚光大。如果彼時承載這一使命的是日本，那麼日本就有最強大的理由統治中國以至整個亞洲，因為日本代表了「亞洲」這個概念的更高的價值，這一價值比之自然形成的亞洲的區域分隔要崇高得多。在「一體」的亞洲，不必分中國、印度還是日本，而要看誰在當下更強大、更體現出相對於西方文化的「亞洲文化」之優越性，那麼誰就是亞洲理所應當的統治者。

天心始終沒有意識到自己「亞洲一體」論中的諸多致命矛盾。比如，「農業集體主義」大概是他所找到的能夠證明「亞洲一體」的最重要的基礎，但當他不僅僅將日本、中國和印度視為一體，更試圖將波斯、阿拉伯、韃靼（或廣義的草原民族）包括進來時，游牧力量的強大與掠奪成性，其實從一開始就令他基於「農業集體主義」而歸納出來的「和平」、「愛」等所謂「亞洲精神」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之確立自我，一向要面對兩大「假想敵」，即中國和西洋。與西洋對抗時，岡倉便乞靈於亞洲式的集體主義的「和諧所散發的美」，而與中國對抗時，卻為了與儒家集體主義劃清界限，不得不乞靈於個人主義的道教式的自由。然而這裡的自相矛盾，如果天心有所察覺，也會辯解說，日本文化中「鮮活的非二元論的精神」有能力將它們統一併提升吧。

最致命的一個矛盾，則產生於天心對中國地域文化的分析中。在1894年（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時間點恰逢甲午戰爭前夕）為東邦協會作題為《中國的美術》的演講時，天心這樣說：

「據我所知，現今中國所使用的語言，據說總計有五十多種……沒有語言的統一，絕不會有國家『國性』的統一。中國國內之所以不統一，就在於異心異性的人民彼此互相猜忌嫌惡。」

「總之，古往今來，中國在政治上能很好地融合、運用河邊和江邊這兩種因素，即能很好地代表整個中國的，唯有初唐盛世之時，其他的時代里則幾乎不存在這樣的情形。

如上所述，在所謂的山川風土、生活、語言、人種、政治上，屬於中國的共性果真存在嗎？想要抽取出這種共性是不可能的。換言之，有南方的中國，有北方的中國；彼處有具備黃河特色的中國，此處有具備長江特色的中國。儘管如此，仍不存在一以貫之的中國，所以說『中國無共性』。」

本來，強調中國地域空間的差異性及其意義，在學術上是很有價值的。但天心在演講中的論述卻明顯不完備，顯得十分急切地要導向他預設的結論。比如語言並不只是口語，還有同樣重要的文字，南北東西口音固然可稱「不通」，但「書同文」已經2000年以上，以天心的學識，何以這麼倉促地得出中國「沒有語言的統一」這樣粗糙的結論？不就是為了能進一步導向中國沒有「國家『國性』的統一」么？

天心自己當然是熱愛中國文化的，否則不會做那麼多那麼細緻的中國美術史研究。但為了論證其「亞洲一體」說，他便急於消解固有的「中國」概念，以更利於「亞洲一體」之成立。即，「亞洲一體」一方面要凸顯亞洲之共性，一方面又需儘可能消解亞洲固有區域之特性，尤其是中國。中國之特性，也即中國這一地域本身內部的共性。故「中國無共性」說，對天心而言乃是邏輯之必然。這對於今日持強概念的「大中華」「華夏中心」說的人，可說是一劑解藥，但也是雙刃劍，很容易就會被「大東亞共榮」的意識形態吸收為論據——既然「中國無共性」，中國基本就可以被判定為一個虛構的歷史政治概念，日本進佔、蠶食中國的領土，也就稱不上是「侵略」，而只是「亞洲一體」範圍內的合理調整。但天心始終沒有意識到自己看似完備的邏輯背後的內在矛盾——若中國都無共性可言，則「亞洲一體」之共性又怎麼可能呢？

總之，岡倉天心一方面試圖通過論證所謂亞洲文化在「美」「和諧」「和平」「愛」等價值上的一體性質，將所有亞洲國家聯合起來，以抵禦西方殖民主義的壓迫；另一方面又通過強調所有其他亞洲國家的文化都已因各種原因而沒落，其精髓僅僅保留在日本，「天命」註定要由日本來發揚光大，從而得以將日本凌駕於其他亞洲國家之上，既獲得聯盟的力量，又竊據聯盟的領導權。從這裡再邏輯地向前走一步，就是「大東亞聖戰」了吧。甚至天心自己都開始激越地呼喚「我們自己的隱修士彼得將說動新的十字軍，我們自己的貞德將為亞洲殉難」「中國的義和團起義如果允許政府的軍隊共同參與，或許就已取得了成功」「四千萬不惜生命的島國國民完成了這一豐功偉績（按：指破解西方的魔力）。有著四億民眾的中國、三億民眾的印度，怎麼能任由歐洲掠奪與侵害？為什麼伊斯蘭的各帝國不發動聖戰？為什麼雅利安的國土上不再響起印度的古典樂曲？」最後，他直接發出了毀滅西洋的號召：

「讓領導者們放棄將希望寄託於通過制定憲法或從經濟上進行抗議的夢想的時機終於來臨了。各個國家依靠有機的紐帶而達成一致的良好時機如今正在形成……歐洲的威信被神秘的力量粉碎，歐洲大陸在一夜之間被毀滅性的大洪水摧毀的時機終於來臨了。」

當岡倉天心激動地要求放棄憲政，而乞靈於「神秘的力量」、追求「劍」的光榮時，軍國主義已經呼之欲出了。柄谷行人在評價西田幾多郎後來的思想時指出：「他試圖從哲學上尋找根據證明日本操縱的『大東亞共榮圈』是為了把亞洲從西方殖民地統治下解放出來，而非帝國主義……但是，他的觀點成了他們（按：指他的弟子、支持侵略戰爭的京都學派學者們）的後盾則是毋庸置疑的。」同樣，天心在主觀上更不是軍國主義者，但他也難以避免地成為大東亞戰爭的思想資源與「後盾」。天心的節制，將在其後不受他控制的思想的挪用中喪失殆盡。尤其進入昭和時代，在被政治和軍事集團利用後，這一邏輯進路表現出了強大的征服力，基本上杜絕了「亞洲一體」論其他可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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