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降臣給多爾袞上奏摺 看完一頭霧水 說明朝都是因你們而亡

順治二年，時任貴州道試監察御史的桑芸寫了封奏摺，洋洋洒洒，談論朝臣間因為言語不通，以致在工作相互猜疑推諉，「滿漢言語不通，致有猜疑推諉」。桑芸上此奏摺，是據他平時的觀察，為了防患於未然。

當時多爾袞為攝政王，主管朝政，在看到桑芸的奏摺後，感到一頭霧水，因為奏摺里沒有一件實事，只是大談特談「可能」存在的事情，這讓多爾袞這個真刀真槍戰場上打出來的漢子摸不著頭腦，只好讓桑芸「指名奏來」。

話說這桑芸是崇禎十二年的進士，家境貧窮卻勤而好學，最終金榜題名，並出任了行人司的行人，到清兵入關後，桑芸就投靠了清朝，並出任監察御史一職。桑芸雖然在明朝當官時間不長，卻沾染了明朝言官們「風聞言事」「言無不盡」的張揚個性。

他提出此建議，只是因為看到了滿漢語言不通可能會對工作帶來的困擾，希望多爾袞能及早做預防，至於實際事例是沒有的。因此對多爾袞的提問，桑芸也不知所措，只好說：原無實跡，或恐有此事」。

對桑芸的回答多爾袞極不滿意，並對身邊的大學士抱怨：「夫言官為朝廷耳目，必所言實實可行，然後於聰明有益。今浮泛無據，入耳經心，徒費精神。人之精神有限，若勞頓於無間（關）切事，至於軍國重務，反致照管不清。」

多爾袞此言一語道出了明朝言官風聞言事的一個重要弊端，那就是言官們言者無罪，上疏僅憑一己之私，至於是否有實指需要皇帝調查以後才能得出結論，言官們經常上這種建議和彈劾的奏摺，勢必給皇帝工作帶來沉重的負責。在明朝時，言官更成為了黨爭的利器，為了打倒對手，言官們更是利用「言者無罪」的規則，各種撲風捉影，給對手身上潑髒水，把朝廷鬧了個雞飛狗跳，至於實際的政事反倒沒人關注了。難怪多爾袞會吐槽說明朝皆因言官而亡。

多爾袞言官誤事這一觀點後來也被康熙皇帝繼承了下來，康熙五十八年，康熙下詔：「言路不可不開，亦不可太雜。明朝國事全為言官為所。戒科道官無事揣摩迎合，公而忘私。」康熙皇帝希望手下的監察御史們不要把心思放在揣摩捕風捉影的事上，也不要因私忘公，把風聞言事的權利當成黨爭的武器。

因此在順治朝，多爾袞對言官們的奏疏作了嚴格限定，一是要求奏疏要簡練，有的放矢，二是彈劾官員時必須要實指，不能雲里霧裡，彈劾者與被彈劾者還要對簿公堂，這其實是禁止了言官「風聞言事」的權利，

但是廣開言路，設言官又是有積極意義，「人臣防微杜漸，功令三令五申，皆所以預止流弊，消弭然。 若待事有成形，挽回或恐無及。 先機入告，言官之職當然也」，言路不能一概廢除，但同時又要防範風聞言事的弊端，經過一系列的磨合以後，最後康熙三十八年康熙終於重開「風聞言事」。

嗣後各省督撫將軍提鎮以下、教官典史千把總以上，官吏賢否，若有關係民生者，許科道官以風聞入奏。 倘懷私怨，互相朋比，受囑託者，國法自在。

康熙重開「風聞言事」，是因為他覺得皇帝深居大內，只能從大臣的奏摺中了解國家百姓，很容易愛蒙蔽，因此他需要更多的渠道去獲取信息。

不過康熙還是對「風聞言事」抱有警惕，一是限定了風聞言事時可彈劾官員的品級，避免言官為朝廷重臣所用，淪為鬥爭的武器。二是對言事的範圍做了限制，要求「官吏賢否，關係民生」，至於其他雞毛蒜皮的事情就不要上奏分散皇帝的精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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