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獲得普利策獎的華人，他的攝影影響了整代西方人看中國

天下 07-02

原標題：唯一獲得普利策獎的華人，他的攝影影響了整代西方人看中國

【人物介紹】

劉香成，美籍華人，著名攝影家。1951年生於香港，長於福州。上世紀70年代赴美留學，曾任美聯社記者、《時代》周刊駐華首席攝影師、時代華納集團中國首席代表、新聞集團常務副總裁、CAA（CreativeArtistsAgency）高級顧問，現為上海攝影藝術中心創辦人。因出色報道蘇聯解體等重大國際新聞，1992年獲普利策現場新聞攝影獎。

有評論家說，劉香成用西方的眼睛，懷著中國人的感情來看中國。他出版的攝影集《毛以後的中國1976-1983》，曾影響了當時整代的西方人怎麼看中國。

劉香成近照

和劉香成的採訪約在他香港的家。

採訪劉香成是一件很「難」的事——眾所周知，世界上迄今唯一獲普利策獎的華人，國際知名的記者，他是世界上最會採訪的那些人中的一員。去採訪一個採訪別人的專家，你總覺得自己的每個問題在提出之前就已經被他看透了。

但是，和劉香成聊天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劉香成報道過六次戰爭，用相機見證了蘇聯解體、中國改革開放、阿富汗戰爭、韓國民主運動……作為20世紀後半葉最動蕩25年的見證人，劉香成有種歷盡風霜的平靜，心態平和，講話慢條斯理，思路非常清晰——他可能也是最會聊天的人。

「當年回到中國，是一件很酷的事。」

出生在香港，又到福州上了兩三年小學，香港高中畢業後，1970年到美國上大學。上世紀80年代初，劉香成是被《時代》周刊派駐到中國的第一位攝影記者。

對於當時的美國和西方來說，中國是極其神秘的。哈佛大學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費正清曾說，在尼克松訪華前，美國派往月球的人都比到中國的多。

當年的小伙穿著軍大衣在故宮喝可樂

作為當時第一個駐華攝影記者，在那個時代決定回到中國，在當時的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用劉香成的話說「本身就有一種前衛性」。

「那時文革剛結束，改革開放還沒有開始。但我當時已經深刻認識到，對從事新聞的人來說，中國是巨大的話題和故事，它的發展將會影響整個世界和人類。」如今劉香成依然覺得在那個時期，做出那樣一個判斷非常重要。

這與他小時候在福州的一段生活經歷，以及父親的言傳身教分不開。他的父親劉季伯當年也是一代報人，「他們都是1949年從大陸出來的知識分子，他們對這個國家、這片土地的關注，讓我從小就受到這些影響。」

1981年，月壇公園，一對情侶正在談情說愛

劉香成回憶起那個大地萬物即將復甦的年代，「當時大家都不知道中國會怎樣發展。鄧先生也說，中國人是摸著石頭過河。大家覺得1978年是五四運動後中國的第二次啟蒙。」

朋克墨鏡三兄弟，現在看來依然很酷

於是，劉香成用敏銳的嗅覺記錄下了這段時期中國的巨大變遷。如今再看這些攝影照片，每一張都很有趣，也值得玩味。他鏡頭下的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他們的神態是輕鬆的，是可愛的，甚至有些現在看來依然是時髦的、炫酷的。國人在面對外國舶來品湧入的新鮮感和壓抑了多年的慾望，在那個年代一股腦地迸發出來。

陳丹青曾評價劉香成的北京之行，「終結了此前西方的中國影像。他追蹤這個巨大國家在毛澤東逝世之後的龐然騷動，這騷動，不但大幅度改變了中國，目下正以未知的方式與能量，改變世界。」

毛主席雕像下溜旱冰的年輕人

回憶起這些年中國的發展，劉香成感慨頗多。「（上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這麼大的國家和社會，從內涵上有了一個真正的轉變。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從集體的社會轉移到個人的社會，而且個人色彩在2000年之後越來越重。」

大時代下的小人物，被劉香成鮮活真實地記錄了下來。前《明鏡》周刊北京分社社長帝奇亞諾·坦尚尼說過，「對劉來說，中國不只是一個值得發現的真相，更是一種尚待闡明的愛。」

「我拍下了蘇聯解體的剎那」

20世紀中後期的世界大事，劉香成幾乎一件都沒有錯過。

1991年，戈爾巴喬夫在克里姆林宮電視直播演講，宣布蘇聯正式解體。劉香成是當時唯一的攝影記者。

在戈爾巴喬夫演講完後，把演講詞的台本往桌上一扔。「這代表了歷史的結束，如果我不拍下來就白做（記者）了。」就在這不到一秒的剎那，劉香成把快門減慢到三十分之一秒，拍下了這歷史的瞬間。當天世界上幾乎所有報紙都用了這張戈爾巴喬夫扔演講詞的圖片。

戈爾巴喬夫往桌上摔演講稿

1992年劉香成榮獲普利策現場新聞攝影獎，成為獲得該獎項的唯一華人。

不甘於在美國南加州的海邊過著陽光燦爛的穩定生活，兩年後劉香成又提出申請去了印度。「連美國記者都不相信，這個中國人又跑了，還跑到一個鬼地方叫印度。」

在常人眼中的把腦袋勒在褲腰帶上的工作，在劉香成看來，卻是所有新聞記者夢寐以求的崗位，是只有通過激烈競爭才能爭取到的差事。

「我要去最艱苦的地方、最有挑戰性的地方。」這便是當時劉香成的工作準則。

年輕時的劉香成

他去過甘地夫人遇刺後的印度，社會動蕩、種族對立；他去過民主政治剛開始的韓國，學生運動遍地盛行。他經歷過阿富汗戰爭、斯里蘭卡25年戰爭、孟加拉連年水災……

他是蘇聯駐兵阿富汗後，第一個進入阿富汗的美聯社記者。

他還在印度的孟買、加爾各答，尼泊爾的加德滿都，孟加拉的達卡等南亞各地設立攝影分社。那些年，他幾乎把全世界有新聞的地方都跑了個遍。當時圈內流傳著一句話，「哪裡有新聞，劉香成就會出現。」

雖然劉香成參與了六次戰爭，但他從不和別人說自己是戰地記者。「這個詞語說起來很聳人聽聞，而且背離了工作本身的性質。其實這些是很正常，因為這就是你工作的內容。哪裡如果有需要，就要去哪裡報到。」

「痛恨」相機的攝影大師

雖然身為攝影大師，但劉香成坦言自己出門幾乎不帶相機，旅遊的時候也很少會拍照片。拍照對於他來說，並不只是咔擦按下快門這麼輕巧的事。

劉香成說，看到相機本身，從心理上就有一種抵抗。抵抗的不是相機本身，而是因攝影記者這個職業所帶來的重量和艱苦。

如今的劉香成以狗為樂

「在那個時代我出門要帶好幾個箱子，暗房裡的放大機、洗照片的藥瓶，笨重又古老的傳真機，還有負責聯絡的衛星電話傘。如果當地沒有電，還要租發電機自己發電，沒有柴油，就找黑市和蘇聯兵買柴油。這些硬體東西都是一場噩夢，代表了120公斤的重量，現在的單反與這些相比都是小玩意兒了。」

從一個國家跑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戰場奔赴另一個戰場，劉香成就這樣背著沉重的器材，不斷背起又放下，剛放下又扛起整裝，這份重量也貫穿了他長達幾十年的職業生涯。

不僅是肩上背負的重量，劉香成當年的工作環境，到如今看來也是艱難到不可想像的。

「當時阿富汗整個國家只有三條國際電話線，兩條通過巴黎，一條經過莫斯科，線路繁忙，每天電話局裡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排隊。如果發不出去那當天整個新聞就泡湯了。有時候電話局局長還會變成我的接線員。」

「一邊發稿，一邊塔利班的火箭炮在上空飛來飛去。」這就是戰爭下劉香成和其他記者的工作狀態。劉香成還回憶道，回到酒店沖洗照片時，才想起剛才離對方火箭炮太近，脖子後才開始流冷汗。

「研究人，比研究光圈焦距更重要」

從事攝影記者這些年，究竟拍什麼最難？

劉香成覺得，最難的地方是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對採訪的人和事有自己的觀點，思想在先，技術在後。

「要學會觀察人，觀察他愛的人和愛他的人，以及他和社會的關係。」

1981年，國人在天安門華燈下看書準備高考

這些年來，劉香成拍過鄧小平、尼克松等政治名人，也拍過街頭小巷裡的市井人物。

「不管是政治大人物還是馬路上的普通人，當你拿起相機，被拍的人看著你，他會做無數的判斷。第一個判斷是這個人有沒有基本的信任，作為攝影師怎麼去培養這個東西很重要。而這是和光圈、快門都沒有關係。」

1996年，模特姚書軼在上海街頭展示迪奧禮服

古往今來，攝影這門活兒，都是在和人打交道。比如在拍美國總統尼克松時，如何讓總統甘心聽從自己的調度安排，那就是攝影師自己的工夫和本事了。

又比如，「你在阿富汗看到塔利班的游擊隊員，他可以把你綁架，也可以讓你拍幾張就走掉，這件事情是很微妙的。」

1982年，北京，鄧小平迎接美國企業家阿默德·哈默

做攝影記者這麼多年，也是在不斷體嘗人性。劉香成曾經去過很多不同的地方，他深刻地體會到，全世界無論是哪裡的人，人類的共同點遠遠比不同點要多得多。比如誠信與公德心，比如悲傷與恐懼，這與你是否有宗教信仰並無十分關係。「掌握了這個共同點，你的能量就會變得很大。」

1983年，溥儀的弟弟溥傑坐在紫禁城中

後記

年近古稀，作為中國經歷各種巨變的見證人，劉香成對於這個國家的感情，也許用林語堂《吾國與吾民》自序中的一段話最能概括，這段話也曾被他引用在自己的著作《毛以後的中國1976-1983》中：

「或許我也熱愛自己的國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讓他們知道。因為一個人可能會一輩子披著一件愛國主義的外衣，衣衫襤褸，招搖過市，不僅在中國，而且到國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誠相見，因為我與這些愛國者不同，我並不為我的國家感到慚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煩都公之於世，因為我沒有失去希望。中國比她那些小小的愛國者要偉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們來塗脂抹粉。她會一再恢復平穩，她一直就是這樣做的。」

【劉香成攝影作品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