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佛教文獻「求關注」

敦煌藏經洞所出文獻多達6萬餘件，其中90%以上屬佛教類文獻。長久以來，我們對敦煌文獻的利用大多集中在數量不足10%的非佛教文獻，並通過解讀文獻，補充傳世史書的記載空白。其實，對「遺漏」歷史的重視也恰恰成為敦煌學轉型的推手，當非佛教文獻的補史價值被「榨取」殆盡時，「新材料」也就變成了「舊材料」，而數量巨大、內容龐雜的佛教文獻所蘊含的史料價值應得到更多關注。

記錄佛教本土化發展軌跡

隋唐時期是佛教中國化的完成期，重要標誌便是「八宗」的出現和發展。敦煌文獻中保存的古逸註疏，是研究「八宗」發展演變的重要資料。因敦煌僧人曇曠、法成等弘揚，在中原已經式微的唯識宗卻在敦煌得以延續，一些唯識宗文獻也得以保留，晚唐敦煌僧人乘恩所撰《百法論疏》並《鈔》甚至得到了京城大德的認可，併流通內地。禪宗在唐代中晚期非常興盛，但經「安史之亂」「會昌滅佛」滌盪之後，早期禪宗文獻大量亡佚。敦煌文獻中若干8世紀左右的禪宗著作，對研究早期禪宗史的價值不言而喻，其中如《六祖壇經》是更貼近《壇經》最初面貌的古本，《傳法寶記》（P.2634）、《楞伽師資記》（P.3294）反映了早期禪宗的北宗傳承，而《歷代法寶記》（S.516等）則記述了唐代蜀地保唐宗的譜系。三階教屢遭取締，也未躋身「八宗」，但在唐代影響巨大，北宋以後因教典逐漸散佚終歸泯滅。我們今天對三階教的認識，主要依賴《三階佛法》（P.2059）、《三階佛法密記》（P.2412）等敦煌文獻。中古時期國人撰述的疑偽經因受僧團排斥，不能入藏，鮮有傳世本存在。但敦煌僧人並沒有嚴格的疑偽經觀念，故有《十王經》（S.3961）、《大方廣佛華嚴十惡品經》（S.1320）等為數不少的偽經保存至今。

一些佛教儀式文本，如齋文、禮懺文、講經論義文等，是研究佛教儀式在中國演變的生動樣本。齋文是僧人為信眾做法事時所用的儀式文本，如敦煌本《齋琬文》（P.2104）為五代高僧彙集前人《齋儀》所作，內容幾乎涵蓋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法事。論義是論辯雙方圍繞某些教義問題展開問答的活動，在傳統史料中這種論辯活動頗多，但對具體儀式過程的記載不甚明了。目前所見的97件敦煌論義文本，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恢復論義的全部程式，甚至能夠反映當時使用的辯論技巧，如《八併名義》（P.2947）便詳細闡述了「相望」「反對」等八種組織問難的論辯技巧。

敦煌佛教類文學作品包括俗講變文、佛曲、靈驗記等，是我們理解佛教文學史上許多重大問題的關鍵材料。在敦煌文獻中，佛教類變文有數十種之多，它們對解決諸如「評話」「諸宮調」等文體源頭等問題具有關鍵意義。韻文類的佛曲數量也頗多，如P.2066《凈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卷中》收錄的凈土佛贊極為豐富，又如S.2679《南宗定邪五更轉》、S.5567《禪門十二時》等則是禪宗類韻文佛曲。敦煌本靈驗記中既有宣揚某一經典之靈驗者，如《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P.2094等）；亦有宣揚某種行為之功德者，如《唐京師大莊嚴寺僧釋智興鳴鐘感應記》（S.381等）；還有崇拜某佛教神靈或僧師者，如《劉薩訶和尚因緣記》（P.2680等）。這些靈驗記是了解信眾日常生活與信仰心態的直接素材，也是研治中國小說史的重要材料。

史料價值豐富多元

作為一種文化或思想遺存，敦煌佛教類文獻不僅是宗教資料，而且記錄下了豐富的歷史信息。如果我們轉換視角，就會發現其中蘊含著豐富多元的史料價值，可以為解決相關研究領域的難題提供契機。

一是關於書籍史的問題。敦煌文獻發現以前，諸如對書籍裝幀、造紙術和印刷術等問題的討論，多依據傳世文獻記載。敦煌佛教文獻的面世，則提供了鮮活例證。如中國紙本文獻的每一種裝幀形制——捲軸裝、梵夾裝、經折裝、蝴蝶裝、旋風裝、縫繢裝和粘頁裝等，都能在敦煌文獻中找到樣本，並排列出裝幀形態的完整演變過程。如關於龍鱗裝的爭訟較多，P.2046《漢藏對譯字書》等的裝幀形態，為故宮藏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原裝幀形態是龍鱗裝提供了有力支持。而S.5444《金剛經》則是證明龍鱗裝向冊頁裝演變過渡的例證。作為印刷術的發明國，我國現存有明確紀年的最早印刷品實物，即敦煌唐咸通九年（868）《金剛般若波羅經》（S.P.2）刻本，印刷精美、圖文並茂，說明印刷術當時已非常成熟。

二是關於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問題。敦煌是絲路重鎮，敦煌佛教文獻中也保存了各地區和民族間交流的重要素材。如玄奘《大唐西域記》、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P.2001）、慧超《往五天竺國傳》（P.3532），這些著作記錄下了求法僧的西行路線及當時見聞。而S.393《普化大師遊記》記錄了印度僧人普化五台山巡禮的經過。

三是關於社會史的問題。敦煌本佛教文獻中存有數千條寫經題記。這些題記內容紛雜，我們不僅可以藉此分析民眾對不同經典的認可度，也可以探究敦煌社會歷史背景與民眾生活狀態。如P.3918《佛說金剛壇廣大清凈陀羅尼經》，系吐蕃佔領敦煌初期一位唐朝「破落官」趙彥賓所寫，通過題記我們可以對此經的翻譯和流傳過程、敦煌陷蕃以及當時的社會狀態等有直觀認識。津藝4532《無常經》乃是敦煌名士翟奉達為其亡母馬氏追福的設齋功德經，其後題記反映了當時社會流行的「七七齋」等風俗。P.2086《邑人凈通師等寫經題記》則顯示了佛教同好者組成的「寫經社邑」，這與敦煌石窟中的邑人題記可相互印證，有助於我們進行綜合研究。

在敦煌佛教文獻中，還有很多反映僧團和世俗信眾日常生活及心態信仰的材料，諸如寺院經濟文書、牒狀、邈真贊等材料，為我們大致描繪了敦煌僧團的運轉形態和社會生活的具體面貌。例如，一些材料可以揭示以下歷史事實：在吐蕃佔領至歸義軍時期，敦煌很多僧人居家而不居寺，甚至蓄財養子，為了財產而與家人官司爭訟。這種有別於中原僧團形態的現象，是我們考察敦煌僧團在區域社會中作用時必須考慮的因素。又如悟真等僧統的資料顯示，吐蕃歸義軍時期，僧人參政非常活躍，僧官們也會插手各種世俗政務，甚至可以作為地方使節，參與中央政府和周邊政權的政治交往。

開拓區域史新領域

敦煌佛教文獻雖然屬於宗教文獻，但它們既見證了現世佛教的發展，也反映了世俗社會的演變。目前，對這批文獻的研究已經非常多元，但需要承認的是，對佛教文獻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間。比如經疏的研究，現在很大程度上仍處於資料整理的初步階段，對各種經疏之間脈絡的梳理、各宗文獻在敦煌等地區的傳承等問題，尚值得進一步深究。就研究現狀來說，學界對佛教文獻尤其是佛典等的重視程度仍相對較低，這種研究格局也許自敦煌文獻的掠取者伯希和以來便已奠定。伯希和曾如此描述他對佛典等文獻的態度：「一見『須菩提』，便目眩神暈」。在掠走文獻時，他也是優先選擇非佛教典籍與社會文書、未入藏典籍以及非漢語文書等。

伯希和之所以未能充分重視佛典等佛教文獻，一個重要原因便是認為它們與傳世本並無太大不同，即將它們視為「副本」。這種態度一直延續至今，嚴重阻礙了我們對佛教文獻史料價值的深層次發掘。我們需要轉換視角，意識到這些文獻在當時都是僧團乃至信眾日常所用之物，是「活」的書卷，故而不能再將它們簡單地視為「副本」，而是要視為「抄本」，充分重視它們對抄寫者和使用者的價值。如S.102《梵網經》從內容上看與傳世本並無本質不同，但其中保存了大量抄寫者校勘的痕迹。又如敦煌文獻中有很多隻摘抄某經部分內容的「摘抄經」，如羽555《大般涅槃經節抄》，實際上是方便僧人學習所用，摘抄使得他們能夠在有限篇幅內掌握精要之處，經濟而有效。因此，如果我們將這些文獻還原到它們在當時生活中的本來位置，或可重構敦煌區域史的大致面貌。

敦煌文獻的歷史和學術價值是推動其成為國際顯學的主要原因。就歷史學來說，敦煌佛教文獻在深化佛教史研究、拓展書籍史和社會史以及敦煌區域史等研究領域所具有的重要價值，仍有待於學者持續關注和挖掘。

（本文系2010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10&ZD08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原標題：關注敦煌佛教文獻史料價值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淼 排版編輯：劉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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