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精英們的叢林法則：人類學家眼中的華爾街

作者=龐溟

來源=2018年7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投行機密：一切都被標上了價格

「我的專業是人類學，我對了解動態的商業世界和華爾街的文化十分感興趣，我認為我能夠提供許多技能，比如像全球化、文化、美國經濟價值觀的理解。我向研究生院請了假，來探索這個世界，工作一段時間。工作結束後，我準備回到學校完成我的博士學位。」

1996年，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學研究生何柔宛在一次次投資銀行面試中重複上述說辭，終於獲得信孚銀行在紐約的一份內部管理諮詢工作。戲劇化的是，六個月之後，她被裁員了。此後，她繼續開展了一年半的田野調查，並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後，出版了基於自己博士論文的《清算：華爾街的日常生活》。

在這本書中，何柔宛希望通過深入調查分析華爾街的僱傭文化，探究金融精英們如何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企業的本質，以及背後的動機和原因。在過去數十年間，華爾街致力於將那些過去穩定的公司進行精簡、重組和資產證券化，造成並加劇了企業的債務負擔以及充滿了社會經濟不平等、不安全和危機的世界。何柔宛指出，華爾街這種「股東價值最大化」的模型、準則和實踐，本身就是歷史、文化與價值觀的結構化載體。對市場的抽象化和全能化，包含了對「聰明」、「地位」、「工作」及「應得價值」的一系列理解，以及對企業由何構成、如何管理、服務於誰的不斷變化的一連串假設。

金融精英們堅信，自己是經濟體中「最優秀、最聰明的」、「最有價值」的參與者，因此心甘情願地把交易決策中的成本收益分析貫徹到生活中的每一處。他們將績效收入與短期行為的高風險高回報掛鉤，將脫離了長遠計劃而勇武涉險視為理所當然，將不穩定的工作環境視為對自己勇氣和能力的挑戰，將職場的高度流動性視為對效率和個人價值的確認，「藉此來把他們自己與那些懶惰的、不可靠的美國工人給區分開來」，「冷酷地逼迫美國企業完成更多交易，並將他們自己對裁員和不安全性的敏感性轉移給美國企業」。

在這種特殊的利已主義文化下，本書書名中所謂的「清算」，指的就是所有的經濟活動、社會關係和企業行為的目的都被化約為以資本市場為載體追求貨幣價值在短期內的最大化。換言之，當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時，連一切不堅固的東西也都被標上了價格。從這個角度上說，華爾街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和形塑了世界；而分析華爾街叢林社會裡這一整套話語、習俗、文化和操演實踐，與傳統人類學家紮根原始部落的學科實踐並無二致。

聰明人遊戲：「高盛是所有投資銀行中的哈佛」

從一開始「卧底」華爾街時，何柔宛就發現這些金融精英一直在凸顯並標榜自己的「聰明」，「這一詞語似乎在華爾街的詞典里非常重要」。所有受訪者都深信在華爾街成功的三個要素是「聰明、努力和進取心」，深信自己置身於「最聰明和最富有雄心的人們」之中，深信自己將會與「世界上最聰明，擁有本世紀最偉大的頭腦的人」一起工作，深信「聰明人聚集的地方總是有溢價的」，自己的「聰明」並將獲得高薪作為回報。

華爾街對「聰明」的這種定義，以畢業院校為基礎，具有小圈子的排他性。一方面，「如果計算投資銀行招聘範圍內的大學數量，不會超過15到20所」；另一方面，優秀學生們似乎也以進入華爾街投行作為自己聰穎過人、富有進取心和自信心的證據。根據哈佛大學職業服務辦公室報告，在2005年，將近一半的學生通過「招聘流程去競聘投資銀行和諮詢的工作」，「哲學專業（的學生）成為投行家，而曾經很有前途的小說家進人了華爾街」。

頂級華爾街投行最願意招聘的目標院校是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並且「沒有任何專業和學院的限制」。相比之下，連與之齊名的耶魯大學在華爾街的口碑也遠遠落後，因為耶魯大學被認為是更加具有「自由主義和『藝術家氣質』」，在某種程度上不迷信自由市場信念，從而讓「投行家們感到敵意」。

《清算：華爾街的日常生活》

（美）何柔宛/著，

翟宇航、宋岳、張澍沁、胡鳳潮/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8年2月

這種將精英學校與投資銀行、「完美的生活方式」聯繫在一起標榜出類拔萃的方法相當成功，以至於有身為哈佛大學畢業生的受訪者坦言：「我真的很喜歡高盛……我認為高盛是所有投資銀行中的哈佛，只因為他們都知道如何把他們自己很好地銷售出去。」

而通過宣稱「在高盛，我們有最充足的人才庫」、「在摩根斯坦利，我們只有最優秀的」，投行讓客戶相信將會擁有「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來為你提供諮詢」，相信投行比企業本身「更聰明、更有見識、更先進」，「於是我們對整個市場的觀點就必須得到相信，我們設想的交易就必須被執行。

一位哈佛校友的嘲諷似乎不合時宜但也振聾發聵：「請記住，只有那些不能創造任何價值的企業才會通過僱傭最好的人才來顯得充滿活力和創新性，這樣可以混淆事實，實際上他們只是在做一些無意義的工作。」

華爾街：一種生活方式

從表面上看，華爾街的口頭禪「金錢不歧視」反映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重要理論假設：技能、價值和教育是「經濟成果」的唯一來源，種族、階級、性別等外部性因素構成了有效市場交易的障礙，很可能在長期內被創造利潤的迫切需求推翻。同樣的想法也體現在投行內部將不同部門區分並隔離為「產品方」和「關係方」，產品方被想像成更加唯賢任用、更少依賴社會關係。

因此，華爾街鼓勵「熱愛金融並且忍耐痛苦」式的拼搏，並「依靠精英員工內化的、日復一日的過度工作實現」。「對努力工作和持續工作的迷戀支撐了市場需求和市場節奏所需要的超高效率和極速響應」：一名高盛投行的初級僱員說自己在一年的時間沒有個人的生活，「我幾乎沒有洗衣服的時間」，最糟糕的一周工作長達155小時，留給自己的只有13個小時的睡眠時間；當何柔宛問一位投行經理的未婚妻要去哪裡度蜜月時，她更是苦笑地說：「去任何一個黑莓手機不能正常工作的地方」。

但事實上，華爾街也存在著基於分工、種族、性別和階級的種種歧視、區隔與鴻溝。這種客觀存在的等級制最直觀的例子，就是按照銀行對盈利貢獻多少的「後台」、「中台」和「前台」業務線，規定了分別服務於低層、中層和高層的電梯，「在很多大廈中，首席執行官有個人專屬的電梯」。

不需要社交活動、不需要「拍精英馬屁」也被證明是一個謊言。正如一位身為投行董事總經理的受訪者所說：「在職業生涯第二階段，你就要處理好關係，從而促進交易。你能僅憑博學多才就得到生意嗎？」

何柔宛甚至發現，，雖然許多在華爾街「後台」工作的行政人員經常自帶午餐，但她從未見過任何一個在「前台」工作的人這麼做。「自帶午餐不是一個向上流動的信號——這暴露了一種下層階級（才會有）的對花費超支的擔心，無法毫不在意地花錢。這是一種反社會行為的信號：優先考慮節儉而不是和同事一起出門買午餐」。因此，午飯吃什麼——或者更重要地，午飯和誰一起吃——是一種深刻的階級劃分標誌。

金融精英：唯一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

對大部分財富500強里的美國企業來說，一般十年內會有兩到三次大規模的裁員。世界著名的休閑食品公司納貝斯克（Nabisco）因為規模龐大的槓桿收購引發裁員狂潮時，公司外面停好了救護車，「因為他們不能確定哪些中年經理們能夠承受得了這一新聞」。

與此相比，投行面臨著更加動蕩和殘酷的業界生態——每年至少要有兩輪的裁員，既包括小規模的裁減，也包括大規模的、「毫不留情」的裁員。更有諷刺意味的是，許多華爾街投行在作者開展田野調查的1996-1999年間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變化：信孚銀行買下了精品投行亞歷克斯·布朗公司已經後，就被德意志銀行收購併推出市場；旅行家集團買下了美邦公司，然後在收購了大型投資銀行所羅門兄弟後組成了所羅門美邦，最後又和花旗公司合併形成花旗集團……「金融家們，全美大型企業重組的煽動者們，他們自身也被裁員了」。

所有受訪者都提到了市場的變幻無常、經濟波動與周期變化。但有趣的是，他們對市場經濟的信心都並未動搖，堅信從1980年代開始，精益求精的華爾街、強大的美國企業以及上漲的股市共同帶來了蓬勃發展的經濟，使資本各得其所，「成為利潤和個人財產兩者結合的神聖化身」。更詭異的是，所有受訪者都淡然接受了職場的不確定性和工作的不安全感，認為在華爾街工作大抵是風險和收益的「平等交換」——「裁員和工作不穩定，是投行的組成部分。接受投行工作的前提就是承認你已經在風險方面獲得了『補償』」。

何柔宛意識到，「華爾街的薪酬策略允許靈活的僱傭形式……能夠使得投行在大規模裁員、持續不斷的清理後立刻僱用新的員工並組建部門，從而創造出了一種『沒有戰略的戰略』」。這種靈活性抹掉了「轉型」的必要性，但是卻需要投行「必須有意願並能夠立刻裁撤那些今天不起作用的業務」。

正因為華爾街的績效獎金制度將投行利潤和個人收入掛鉤，也因為自己時刻籠罩在被裁員的危險之中，金融精英會竭盡全力為他們的企業客戶達成更多交易和業務，哪怕它們其實並非必要。何柔宛指出，在投行這種獨有的、短視的文化、戰略和世界觀影響下，金融危機和蕭條並不是一種自然周期，而是被華爾街的日常實踐和意識形態所建構：華爾街的文化價值觀和行為模式中對繁榮的渴望和追求，已經通過自我規訓和話語霸權，滲透到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各個角落，並伴隨著全球化而進一步擴展蔓延，卻最終導致了金融體系的動蕩與全球經濟的衰敗。只有在市場崩潰、繁榮終止、泡沫消滅時，關於華爾街的一切神話才會破產。

局外人、夢裡人與鏡中人

從訪談對象上看，或許是出於政治正確的考慮，或者是為自己所在社會群體發聲的考慮，本書的受訪者中少數族裔、女性、非商科背景從業人員所佔比例可謂畸高，幸好作者自身的社會網路保證了受訪者大多畢業自華爾街投行優先招聘延攬的目標院校。從研究設計來說，作者在非頂尖投行的非核心業務部門開始自己的田野調查，不同等級投行間的巨大差異、投資銀行內部不同部門之間的冰冷區隔，也大大削弱了研究的說服力和代表性。

對金融業內人士來說，此書的論述雖然感覺隔靴搔癢、著力點欠佳，畢竟試圖提供某種跳脫出行業刻板成見之外的視角與總結。只是可惜作者辜負了自己在致謝中雄心勃勃地聲稱的「本書源於一種知識分子對經濟和社會的正義感」。正義感並不必然意味著對研究對象的透徹了解，卻有可能憑藉跨學科研究之名，出於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預設立場，將一個有趣味又有意義的研究課題，變成糅合了俏皮話、耍聰明和獵奇談資的四不像。

對外行普通讀者而言，此書則具有更大的閱讀難度，但這更多地來自於本書的翻譯難度。坦率地說，本書的譯筆稱不上流暢易懂——這不僅僅源於作為「行話」的學科與行業話語體系的不同，還來自於文化、國別、語言等各方面差異而導致的失真和誤讀。正如本書作者在此書初版十年後再重新撰寫一篇中文版序言對自我進行梳理，我建議本書的四位年輕譯者也能在若干年後回頭校譯一次這個版本的譯稿，在信、達、雅各方面予以提升，至少也應當避免將屬於專業常識的「交易（估值）倍數」（trading multiples）譯為「多元化交易」，將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Arthur Andersen）譯為「亞瑟·安立信」。

但我不會苛責作者與譯者們在書中體現出的努力，即：努力消除學術寫作與一般讀者之間的區隔、人文社科類研究者與商業金融類研究對象之間的區隔、不同研究範式之間的區隔。我們需要更多的有心人來打破這些區隔，並對金融行業和「市場」觀念的圖騰進行除魅。

更進一步地說，我們不應滿足於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將金融與道德、正義、福祉、倫理等相對立加以應景的批判。正如齊美爾在《貨幣哲學》里的忠告：「金錢只是通向最終價值的橋樑，而人無法棲居在橋上」。當貨幣本該作為最純粹的工具、手段、制度、習俗卻被異化為目的時，當人與人在以經濟活動為主導的社會生活中的一切聯繫互動通過比對、掂量、估測、計算的方式來完成時，人際交往、社會交換、生活世界和意義空間不但不能擴展與豐富，反而讓個人自由選擇的空間變得受限，讓人重新被嵌入各種刻板的依附關係中。本書或為局外人言，卻當驚醒夢裡人，更應為鏡中人鑒。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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