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隔壁的中國，那些孩子已經長大了｜大象公會
原標題：在隔壁的中國，那些孩子已經長大了｜大象公會
比起任勞任怨的父輩，這是對家庭和社會的理解已完全不同的一代人。
文｜黃章晉
以前在《鳳凰周刊》時，什麼內容好賣，不是一句能說清，但什麼東西不好賣，大家卻有一致共識，只要封面和農村題材沾邊的，不管具體講什麼，銷量都會大幅下降。
我覺得，這顯然是因為與讀者相關性不足，但我當時業務上的搭檔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這不僅是相關性的問題，更是因為體制內的人——正好是當時我們的典型讀者——通常會非常不喜歡看到社會不光明的東西。
她的強烈印象是，大家都多少知道一些中國社會讓人痛苦的一面，但非常拒絕談起這些東西，因為一個人一旦意識到自己所處的世界，和他觀念中的世界不一樣，就會因認知錯位帶來痛楚。
這兩個不同的世界，他更願意不假思索地接受後者，不是因為智力的懶惰，而是與身份更匹配，所以，他們通常會本能地拒絕那個與他們觀念不符的世界的一切信息，這樣，他們的幸福和平靜才會是心安理得的。所以，大家普遍的心態是，你說的我知道，為什麼非要給我們講這個？講點不負面的不行嗎？
與農村相關的一切，天然就是會引發痛苦的「我不想知道」的那一部分，它是一種會破壞個人幸福感、安寧感的信息，那是隔壁的中國，另一個世界，我知道它，但我不希望你提醒它的存在，只要我不被它打擾到就行了。
今天看，我這位搭檔幾年前的總結，我覺得唯一需要補充的就是，這種心態並不只是體制內的人的心態，而是中國中產階級的普遍心態。
所以，下面這個觀點很正常甚至相當具有代表性：
上海砍人案發生後，不少人建議用校車接送以增加安全係數。
人們真是忘了幾年前，校車曾是個網上容易引起情緒對立的關鍵詞，因為頻發的校車事故，以至於校車被稱為「學生殺手」。
當時呼籲重視校車安全的建議數不勝數，認為政府應當積極有所為的，有些會因為想法不切實際而被指責「公知」甚至「聖母婊」，而認為應當看到有校車總比沒有校車好，過分苛責政府會導致最終沒有校車的聲音，又很容易被指責為「洗地」。
但很少有人注意這個問題：為什麼校車事故突然增多，為什麼出現大量死傷的校車事故，都是發生在農村地區，而且集中在中西部省份——這些地方是什麼時候突然開始出現校車的？
下面這種聲音，網上零星出現，但不會被人注意，媒體上幾乎看不到（請注意紅色文字）：
他最後這段話是什麼意思？
我來解釋一下。2001 年國務院發布《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農村地區學校布局調整」，它的目的，是為了快速解決農村基礎教育長期薄弱的問題，優化農村教育資源，實現城鄉公平教育。
於是就有了媒體零星報道，大眾並不關心的「撤點並校」。所謂「撤點並校」，就是撤銷村裡的幼兒園、小學，將之合併到大的鄉鎮，有些地方，則是撤銷鄉鎮教學點，集中到縣城。
「撤點並校」各地啟動時間不一。到了 2007 年，各地教學點數量都減少了一半以上。因為設置了小學規模必須達到 300 名學生、一個班 40 個孩子等科學、合理的標準，農村學校可以向城裡學校看齊。於是，你就在《新聞聯播》里看到了這種理想成果。
但是，大批幼兒園小學裁撤後，出現了一個新問題：上學路程過於遙遠，中西部 6 個省區的農村平均距離是 4.8 公里，山區或少數民族地區距離就更遠，雲南東川區舍塊鄉的茂麓小學，孩子每天路上要花 6 個小時。
隨著教學點的加速裁撤，在基礎設施較好，當地農民收入還算湊合的地方，各式各樣的校車很快出現了。
大多數天使們就是在這樣的校車裡去幼兒園和小學的：
▍2010 年 2 月 26 日，江蘇如皋發生一起校車裝載兒童數量過多，一名幼兒進入麵包車內4分鐘後窒息死亡的慘劇
密集出現校車事故，而且死傷主要以偏遠地區農村幼兒園和小學生為主的現象，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發生的。
每次重大校車傷亡事故，都會有人做事故回顧梳理。但往往會把城市校車事故、高中生（含職高技校）甚至大學生校車事故、被老師遺忘校車內窒息而死等意外事故一併列入。
下表是我整理的關於農村校車事故的統計，它雖然是目前網上最全面準確的，但肯定會有相當遺漏，譬如我是湖南人，查湖南更認真，故表中湖南事故最多。
這裡需要強調，研究者對一刀切的「撤點並校」帶來的問題，反應最集中的是造成大量輟學，因為並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校車。因為缺乏系統調查，它造成的輟學很難評估，目前看到的小範圍的調查數據高得駭人聽聞，但不具有代表性。
我們很容易高估統一計劃指令最終能產生的積極效能，若它要完成的任務覆蓋面廣、情況過於複雜、反饋鏈條過長時，我們就很難意識到，它帶來的問題往往比它試圖解決的問題更多。
這種現象，我們還可以舉一個教育的例子。
汶川地震最讓人痛心的地方，就是大批學生因為校舍倒塌而死亡。
我們同事鄧飛採訪時有個顛覆認知的意外發現，造成2萬餘學生傷亡的質量低劣校舍，幾乎都是 1990 年代「普九」驗收期間突擊建造。「普九」即 1986 年頒布的教育法提出 20 世紀末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它有一套從校舍到圖書室在內的驗收標準。
當時國家財力不濟，任務全部壓在最基層的鄉鎮一級：資金自行籌募，自行設計、自行建設、自行驗收。為滿足必須一次驗收通過、無樓不成校等硬性任務，各地普遍採取一次建校、逐年集資的辦法應付建築商。
「普九」任務提出後，恰逢中國一系列財政和稅費改革，都是不斷削弱地方財力。導致大多數鄉鎮根本拿不出錢，只能拖欠工程款。到了 2007 年，全國基層鄉鎮為「普九」欠債高達 500 億元，四川則 40 億元，很多學校長年被拿不到錢的「黑心老闆」堵門催債，直到 2007 年 12 月中央政府出面，承諾償還這筆債務。
可惜我們文章不上網，鄧飛那篇報道幾乎就被淹沒了。
讓回到校車問題。你應該注意到，造成重大傷亡的校車事故在 2012 年達到高峰後，開始迅速減少，最近幾年在公眾記憶中甚至都被淡忘了。
為什麼校車事故大幅減少了？
稍微回顧一下新聞你就會發現，因為慘重校車事故，很多地方出台一刀切的硬性規定，把校車（絕大多數確實不合格）幾乎全數消滅。
再一個，就是新一輪教育布局調整，「高中、初中階段學校向縣城集中，小學向中心鄉鎮集中，學前教育向中心村集中，新增教育資源向城鎮集中」，創建寄宿制中小學取得巨大進展。
也就是說，校車事故大幅減少，很大程度是越來越多的孩子在學校寄宿而不是乘坐校車。
相比慘烈的校車事故，寄宿制會對孩子有何影響，除了研究者，天然難於引發大眾關注，畢竟是隔壁的中國非常不重要的事，既沒發生值得共情的慘劇，又沒有進入我的世界打擾我。
所以，長期致力於農村教育的梁曉燕女士雖然不斷呼籲，似乎從未引起過公眾注意。雖然從長遠看，它可能是最值得憂心的問題，不但影響著孩子們的將來，也影響著社會的將來。
我第一次知道小學生寄宿制，是 2008 年到新疆探訪發小，聽他痛罵小學生搞寄宿制時才無意中得知，當時我只道是地方上的土政策，後來聽梁曉燕演講才知道，這居然是全國普遍現象，而且正在大力推進。
「留守兒童」是個被廣泛報道的慘痛現象，如果我們相信心理學研究中關於父母對孩子成長和塑造的影響，他們最值得擔心的，就是心理問題和成年後的社會適應性問題。
雖然部分留守兒童在雙親不在身邊時，表現出極強的獨立、樂觀和堅強精神，但這個群體更典型的特徵是學習困難、注意力缺陷，任性、自私，人格發展不健全，挫折的耐受力極差，喜歡遷怒於人。
而寄宿學校的情形和留守兒童相似：好的寄宿學校可以切斷家長的溺愛環境，培養孩子的獨立性和自律性，問題是，今天農村的中心寄宿學校，大都無法配備足夠數量高盡責性的師資力量。
如果寄宿學校管理不到位，就會因為成年人的權威不足，變成失序的封閉環境。孩子們會像小雞通過互啄來建立群體中的地位一樣，靠暴力競爭來形成新的關係秩序。
無論寄宿制是否是留守兒童的一個子集，小學幼兒園寄宿的孩子遇到的問題，怕是又要比一般的留守兒童更嚴峻一些。寄宿就意味著孩子們日常與家庭的情感交流被切斷。如果連平時在祖父母面前撒嬌的機會都沒有了，往往意味著孩子與家庭最後的信任紐帶都不復存在。
這個時候，如果是遭到校園霸凌甚至性侵等傷害，孩子幾乎都不太可能會向家長求教。
如果一個孩子 7 歲時進入秩序不好的寄宿學校，而班裡有幾個大半歲喜歡欺負人的壞孩子，就意味著，只要他還在這個學校，往後的日子，就永遠無法擺脫孩子王的控制和擺布，上貢、凌辱、受罰將伴隨著整個寄宿學校生涯。
如果不是寄宿，孩子即使回家沒有跟父母說起被凌辱的事，但在父母膝下可撒嬌邀寵，足以修復校園的創傷。白天是學校被欺辱的倒霉蛋，晚上還是家裡的掌上明珠。但是，寄宿就完全不同了。對那些天性喜歡爭強鬥狠，習慣支配凌虐他人的人，寄宿制雖然帶來了骨肉分離，但卻為他提供了一個可以提前 10 多年開始演練如何當一個黑道大哥的機會。
研究者認為，一刀切的「撤點並校」，帶來了四個社會問題：
一、校車安全
二、寄宿問題
三、家長陪讀
四、貧困輟學
如果農村只是我們不想知道的隔壁的中國，而農村孩子面臨的各種問題，其實就是隔壁的中國在家裡打孩子，與我無關。但是，比起校車安全、家長陪讀、貧困輟學，寄宿制問題會帶來的潛在危險是不言而喻的。
2008 年 4 月，REAP（農村教育行動計劃）調查後發現，陝西寄宿學校抽象調查的 2000 多名小學生，9.3% 的學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2.7% 較為嚴重。
從自私的角度看，接近 10% 的小學生存在心理問題，就意味著它與「我們」已經非常有關係了。
是的，十年過去，那些被調查的小學生中最大的，已經開始成年。也就是說，在隔壁的中國，那些孩子已經開始長大了。比起他們任勞任怨，在背後默默支撐起「中國製造」四個字的父輩，他們對困頓、挫折的耐受力，對家庭對社會的理解，已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人。
本文轉自大象公會創始人黃章晉個人公號，是其系列文章中的第二篇。長按識別二維碼，或點擊「閱讀原文」，關注「不客觀、不中立、有是非、有態度」的黃章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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