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福德與柴爾德：什麼造就了考古學家的影響力？

一、前言

賓福德先生去世後不久，我有幸受《科學》雜誌邀請，為他寫一篇回顧。儘管對賓福德存在很多爭議，但我仍覺得在回顧中可以聲稱「路易斯·賓福德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考古學家」。但這份回顧發表後不久，邁克爾·史密斯（Michael Smith）來信告知，就在兩年前他就提出：「戈登·柴爾德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考古學家」。

那麼，誰是正確的？毫無疑問，柴爾德和賓福德都很有影響力。兩位先生也都是高產作家，身前受到高度的推崇，他們逝世後，世界各地的高端媒體舉行了各種悼念活動，包括《紐約時報》（賓福德）和《倫敦時報》（柴爾德）。但是，哪一位更具影響力呢？

對此，我有自己的偏見。1970年代末，我師從路易（賓福德昵稱——譯註），多次在課堂和會議上聽先生的演講，幾乎拜讀了他的所有著作。他的研究興趣是狩獵採集者，且持唯物主義觀點，我也如此。另一方面，柴爾德去世時，我只是7個月大的嬰兒。我只拜讀過柴爾德的部分著作，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複雜社會」和「文明社會」，並未涉足新大陸考古，並且他還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很明顯，我較偏向於賓福德。

影響力是一個很難衡量的模糊概念，我們要想對一個人有真正的認識，要到其去世之後很久，看他的論著是否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由於我個人的偏見，我無法解決賓福德和柴爾德誰更具有影響力這個問題。我認為我們要有所羅門的智慧，把20世紀分開，前半葉給柴爾德，後半葉給賓福德。但是，所羅門不會把嬰兒一分為二【1】，所以我們要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因此，我想獨闢蹊徑——不去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而是關注到底是什麼造就了一個有影響力的考古學家。

二、比較賓福德和柴爾德的高下

影響力是很難衡量的。我們不能簡單地靠投票決定，因為這會變成簡單的名氣之爭，而且當下，賓福德很有可能會因為他的時代離我們很近而取勝。衡量影響力的另一種方式應該是看，多年後這個人是否還被人們銘記，他的論著是否還有影響力。就出版的傳記和回顧來看，顯然柴爾德仍被世人銘記。本期《人類考古學雜誌》（JAA）就是對賓福德的回顧，但是我們必須等下一個50年，去看賓福德能否像今天的柴爾德一樣依然被人們銘記。

柴爾德和賓福德的著作量都十分驚人。且他們都是在30歲左右迎來發表的高峰，儘管柴爾德享年65歲，賓福德79歲，但賓福德在69歲完成《構建參考的框架》（Frames of Reference）一書後，發表數量相對少了很多。所以兩位學者發表文章的時間大致相當，但是柴爾德的著作數量更多（包括22本書，225篇文章；而賓福德的履歷顯示，不包括評論、回復等，約有100篇文章；如果不算編著的話，包括不到100本著作，3本論文集以及譯著）。

那麼誰的論著被引用的次數更多呢？簡單地用谷歌學術進行搜索（2012年5月18日），顯示柴爾德返回15,500個結果，而賓福德只有8160個。（同時柴爾德以5470對1820個檢索結果，贏得了谷歌關鍵詞收錄量對決［Google Fight］的勝利）柴爾德在谷歌上贏了。並且，柴爾德也贏得了全球書籍次頻統計（Google Ngram）的勝利（1920年至2008年；2013年10月14日，使用「V.G.Childe」和「V.Childe」對比「Lewis Binford」和「LewisR. Binford」為關鍵詞）：在掃描上傳的谷歌書庫里，柴爾德被提及的次數於1960年達到頂峰，隨後下降；他與賓福德在1984年被提到的次數相同，隨後大致保持相同，大約1996年都開始下降。賓福德被提及的頂峰在1980年，不到柴爾德的兩倍（1979年以後，賓福德較普遍地被美國英語書籍提及；在英國的著作里，賓福德被提及的頂峰在1986年，一直略低於柴爾德）。

然而，使用Publishor Perish軟體檢索，「VGChilde」返回8312個搜索結果，「L R Binford」返回16,429個搜索結果（2012年6月1日）；柴爾德的H指數（當前高引用次數指數）為13，而賓福德高達26。我們發現在Web of Science上，《美國文物》（American Antiquity）引用率居前10的文章中，賓福德的文章就佔了4篇，且分別位列第1、2、8和9，其他作者最多只有一篇。（我查閱了柴爾德在《文物》［Antiquity］上的文章，沒有一篇列入前10位）。並且從Web of Science上看，柴爾德被引最多的文章是1958年他逝世後所刊出的「回顧」（Retrospective）一文（引用25次）；賓福德被引次數最多的文章是他1980年的「柳煙與狗尾」（Willow Smokeand Dogs』 Tails）（引用556次）。

但是，我們不能直接從引用參數進行比較，因為20世紀上半葉和下半葉出版平台有很大的差異。此外，柴爾德和賓福德在世時，能引用他們文章的考古從業者的規模也存在巨大差異。並且，搜索引擎有選擇性的記錄引用（例如，引用來自較新的出版物和經由選擇的期刊）。因此，我們也能想見，從谷歌獲得的引用或者引用參數可能對柴爾德不利。

也許，通俗性引用可以告訴我們誰的影響力更大。賓福德和柴爾德在維基百科上都有自己的條目。YouTube上有人為賓福德作了一首歌（「嗨，這就是賓福德」），而柴爾德在電影《印第安納·瓊斯和水晶骷髏王國》中被提及（圖書館視頻）。但這些也許只告訴我們哪人成了公眾偶像，各種文化系統的一種神秘特點；它們未必與影響力有關（例如，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一生只扮演過三部有台詞的電影，但50多年後仍是文化偶像；他被世人銘記，不是因為他在演藝界所做的貢獻，更多的是因為他的表演捕捉到了二戰後美國垮掉一代的痛苦和迷茫，以及他的英年早逝）。

被其他學科的專家所知和閱讀也是影響力的一個標誌。這項比拼柴爾德也許會贏，因為他影響了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柴爾德的訃告刊登在一份不算考古刊物的《勞動月刊》（The Labour Monthly）（1957年11月）上，特別提及他將馬克思主義觀點用於史前史。他最具影響力的論文之一「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並沒有刊登在考古刊物上，而是刊登在了《城鎮規劃回顧》（Town Planning Review）雜誌上。據我所知，賓福德與考古學圈外沒有什麼聯繫。

柴爾德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那時的學者（可能尤其是英國學者）被期望成為較大學術範圍的一部分，並要熟悉許多不同的學科，這在文獻遠遠少於今天的時代是有可能的。這也許給了他一個對於賓福德來說不公平的優勢（但是不應貶低柴爾德的成就），但是這些優勢被20世紀後半葉的通訊交流系統——網路、期刊和出版社的繁榮，以及相對便捷的旅行所抵消（柴爾德雖然歷經兩次世界大戰，但他從來不必和美國運輸安全局打交道）。他出生在澳大利亞，廣泛遊歷世界各地，包括歐洲、英國、美國、伊拉克和印度河谷，可能超過了同時代任何一位考古學家。然而，我懷疑賓福德的遊歷更廣（如澳大利亞、英國、南非、坦尚尼亞、阿根廷、中國、印度、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荷蘭、日本）。

雖然兩者的著作都被翻譯成其他語言，但是柴爾德並不被美洲考古學界所知，除了受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刻影響的墨西哥考古學家。（在谷歌詞條中柴爾德被西班牙語書籍提到的高峰出現在1969年，晚於其他語言的書籍；他在各種語言的書籍中被提到的次數始終高於賓福德。）

另一方面，在這方面的論文數量上，賓福德對考古學的影響從舊石器時代到農業起源；從動物群分析和遺址結構到石器微痕和陶器（最後兩個領域他從未寫過文章，不算他把煙斗柄作為斷代依據的文章）。如果我們加上他學生就這些課題所寫的文章，我們可以將課題數量和地理範圍進一步擴大。就我們所知，柴爾德並未有方法論上的貢獻，（雖然他對方法是一位強烈的批評者，這可以從他寫給蘇聯考古學家的一封信中證實），但是賓福德對動物群組合分析的方法論貢獻很大。

兩位對他們的學生都影響甚巨。賓福德在整個任教期間一直都帶研究生。柴爾德在他得到愛丁堡大學的第一份教職時只教本科生（雖然對本科生的影響不應低估：當邁克爾·希弗（Michael Schiffer）還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本科生的時候，賓福德就已經深深影響了他（私人通訊）。

我本人可以證明賓福德對其研究生的影響，雖然所有人說柴爾德是一個靦腆、內向的人，但「他對倫敦大學考古研究所的研究生啟發極大」。也許重要的是，賓福德履歷上所列的博士生幾乎半數以上是女性。雖然柴爾德對凱瑟琳·凱尼恩（Kathleen Kenyon）的影響極大，但就那個時代而已，他對男女學生產生的影響是不等的。

還有，他有和女生的合影，沒有證據證明柴爾德拒收女生（當時有很多男考古學家拒收女生）。柴爾德和賓福德所做的事不同。柴爾德是一位偉大的考古學綜述者，正如《遠古東方的新見解》（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歐洲文明的曙光》（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及《人類創造了自身》（Man Makes Himself）和《歷史發生了什麼》（What Happenedin History）所證明的，後兩本是帶馬克思主義傾向的通俗著作，並未受到專業人士的廣泛重視。不過，柴爾德把史前史加以整合，揭示了其恢弘的篇章。他提出了「革命」的概念（新石器時代革命和城市革命）——它對於柴爾德這位社會主義者來說確實是革命；儘管在今天已非如此，但這仍是我們編撰史前史教材的重要概念，並使我們更加關注某些迅速且廣泛變遷的時期。柴爾德關注進步，並用考古記錄來論證這點。

正如賓福德最後一部論著《構建參考的框架》（2001年）以及他在英國和歐洲的講座（後被編入《追尋人類的過去》（In Pursuit of the Past）一書）里所顯示的，他也關注宏大場景（bigpicture）。但是他本身不是史前學家。不同的是，他關注如何利用中程理論來闡釋考古材料。他強調，各種東西的意義並非不言自明，我們需要明確注意考古材料闡釋的基礎。他的關注是動物遺骸、也就是埋藏學、狩獵和屠宰。他的工作關注他所謂的「結構」，這是在技術與聚落形態問題中發展最為突出的一種觀念。

賓福德將「結構」視為能量在一個系統中移動的方式。例如，他提出了狩獵採集居址系統的採食者（foragers）和集食者（collectors）的兩種「類型」（這個詞我用得比較隨意），其主要區別是，採食者是將消費者移向食物，而集食者是將食物移向消費者。賓福德認為，史前材料記錄的是能量隨時間流經一個系統的變化。我認為賓福德並不是對史前史本身感興趣，而是對如何將史前期作為一個實驗場去論證系統的結構感興趣。

賓福德並不關心史前史是否能夠論證世界取得了進步（實際上我懷疑他是否想過這個問題）。賓福德和柴爾德都不是真正的田野工作者。可能賓福德在他的有生之年做的田野工作比柴爾德要多，但是他早在1970年代初完成了紐納繆特人（Nunamiut）的民族考古學田野研究之後，就不再做田野考古工作了。兩者各具特質，這肯定有助於造就一批擁躉。賓福德在會議上的講座總是場場爆滿，因為大家都知道他肯定會有精彩的演講。柴爾德經常戴著寬沿帽，穿著斗篷、短褲等破舊衣服，著裝比較古怪。而賓福德則極具魅力；學生們幾乎像用宗教的方式崇拜他。

在其他方面，兩位先生也迥然有別：柴爾德一生未婚；賓福德結過6次婚。柴爾德非常內向謙遜，但賓福德則完全相反。另外，柴爾德有非常強烈的政治傾向，年輕時在澳大利亞從事一系列左翼運動；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強烈而自豪地體現在他的著述中。他參與考古學政治和行政活動，他最後的職位是倫敦大學考古研究所所長（儘管雅克塔·霍克斯[Jaquetta Hawkes]提到，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爵士認為柴爾德在行政上驚人的無能）。

據我所知，賓福德從不參與政治。而且，賓福德引以為豪的是，在他的合同里有專門條款明確免除任何行政職務（這個消息也讓他的同事鬆了口氣）。在我出任美國考古學學會（SAA）主席的時候，賓福德向我提到此事，並說坐上這個位置的人都是傻瓜。我並不認為他意識到自己在說些什麼，或者意識到這話說的是誰。作為二戰後美國嬉皮士第一代的子女，賓福德可能不相信任何權威。（但是行政是影考古領域的一種方式：文化資源管理［CRM］的基礎是建立在1906年的《文物法》之上，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埃德加·李·休伊特［Edgar Lee Hewitt］的努力，他同時也幫助建立了弗德台地國家公園［Mesa Verde National Park］和聖達菲遠景研究學校［the Schoolfor Advanced Research in SantaFe］；然而很多美國考古學家甚至都不知道休伊特的名字）。

記住名字對一個偶像來說很重要，但是未必具有影響力。正如柴爾德所言：「社會的凡夫俗子雖難免一死，但創造了被人們認可的思想，也是達到了不朽的境界。是的，他的名字會被遺忘，就像他的肉體會消失一樣，對我個人而言，我並不在乎這點。」換言之，當你做出的貢獻———你的觀點、概念和術語變得如此流行，以至於沒有人知道是誰最先創造了它們，那麼你就知道你真正地影響到了這個領域。儘管方式不同，但最有影響力和最沒有影響力的人都會被遺忘。

就此而言，賓福德和柴爾德是平等的。學生們在談論新石器革命或城市革命（兩者在維基百科上都有條目）時，未必意識到，這些概念是柴爾德提出的（或沒有意識到這些概念到某時會不再存在）。同樣，今天的學生使用諸如遺址附屬物（site furniture）、技術結構（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精緻性（curation）、採食者與集食者等術語時，未必知道它們是賓福德創造的，以及它們的所有含義（但它們不見於維基百科）。

三、今天對考古學的影響

那麼，我們從這樣的比較能了解些什麼？如果有人想成為一名有影響力的考古學家該怎麼做呢？我想給出一些適合任何領域的約略而具普適性的格言，比如「做有用的事情，並把它做好」。我常常告誡我的學生，尋找知識的空白點並填補它——無論是史前史中經驗知識的空白（它們變得越來越少），還是方法論上的空白（何種石片特徵可以明確告訴我們石器的剝片順序？），或是理論上的空白（在某個領域，能動性是否存在無法追蹤個體活動的地方？）。這樣做可以保證你能夠在這個領域中發揮引領作用不管大小如何。但我們不只是討論發揮作用的問題，而是影響力的問題，是擁有像柴爾德和賓福德那種學術生涯的問題（就像你在夏季檔大片中被提及的那種影響力！）。

如果有什麼妙方，那麼第一要務就是不要壓制思想；你應該把你的想法在文章、報告和會議里講出來。賓福德是一個毫不羞怯的人，柴爾德同樣如此。他們都敢於表達自己的想法，都是高產的作家。但他們也為這種特質付出了代價。柴爾德在一戰期間和之後惹了一系列麻煩，甚至因為同情「布爾什維克」而丟掉了飯碗，他被美國國務院列為不受歡迎的人，二戰後的訪美之行被拒。賓福德曾經提到，他被美國頂尖大學解僱，他要等到詹姆斯·格里芬（James Griffin）（他對許多人說賓福德是一個有毛病的騙子）離開博士學位委員會才能拿到他的學位。儘管作為科學考古學最重要的締造者，賓福德也不得不等到某些人去世後，才被入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那時他已69歲。

但更重要的是，表達你的觀點意味著你願意犯錯。柴爾德在農業起源問題上犯了錯，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戰爭和衝突的作用表現出驚人的平靜（柴爾德將變遷更多視為你情我願）。賓福德在對人類進化過程中食腐的重要性以及農業起源地的問題上犯了錯；而且他也排斥人類行為生態學的範式，我對此一直感到困惑，因為他文章中的觀點與其並無二致。

第二，如果你想成為有影響力的人，你必須給予考古學受眾所需要的東西。而考古學家想要的是了解過去；賓福德和柴爾德的書名已經說明了一切：《追尋人類的過去》和《歷史發生了什麼》。

賓福德的貢獻是對史前史的關鍵問題進行了評述，比如，農業起源以及狩獵在人類進化中的作用。他通過收集海量的環境和民族學資料來論證覓食者行為與他們所處環境之間的關係。柴爾德在這方面尤其突出，他整合現有的材料，將它們整合成一個合理的故事。（這可能是他常被新大陸考古學家漠視的原因：儘管他與美國人類學的幾位重要人物有交流，但對新大陸的史前史幾乎不置一詞。而當柴爾德提到新大陸時，誠如一位批評者所指出，他曾寫道「城市最起碼的定義，舊大陸和新大陸最重要的共同要素，會因將瑪雅包括在內而被極大地削弱和變得蒼白無力」。

柴爾德對史前歐洲的形成尤感興趣。他能從材料中看到形態和過程，而其他人卻只見時間序列的事實。正如肯特·弗蘭納利（Kent Flannery）所言，柴爾德「對時代有一種進化的眼光，而其他考古學家只有年表。」同樣，賓福德能從環境和行為中看出形態，並提出狩獵採集者的行為闡釋，而其他人只考慮季節輪迴和石器工具的功能闡釋。

柴爾德或賓福德的看法是否能被證明是正確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所做的綜述對當時實踐者的影響，幫助他人不斷推進他們的研究。我不清楚他們兩位如何看待自己發現的形態，或如何保證他人也能看出這些形態——我覺得這就像詢問貝多芬如何創作交響樂，或莎士比亞如何創作十四行詩一樣。我不懂如何創作交響樂或十四行詩，但我知道，學習考古學如果你目光短淺，只關注一個地區、一個時期或一個問題，那麼你就無法從史前史中看出各種形態。因此，賓福德和柴爾德的考古生涯告訴我們，要廣泛閱讀和思考，並把它們寫下來。

柴爾德看到的那種宏大敘事，在我看來就是考古學的力量。他問的問題是：有什麼樣的故事？而賓福德發現，需要考慮如何從考古材料做出推斷，他問的問題是：我怎麼知道故事是真實的？他們兩位給了當時考古學家所需要的東西，即便其他當事者並不知道他們需要什麼。

四、結語

成為一名優秀的考古學家有多種途徑，但是要成為一名有影響力的考古學家的途徑相對就很少。柴爾德和賓福德兩人都證明了這一點。他們不僅給了這個領域想要的東西，而且給了它所需求的東西。在柴爾德之前，就有一些史前史的宏大敘事者。如19世紀的進化論者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寫了《古代社會》（1977年），約翰·盧伯克寫了《史前時代》（1865年），它們也許是所有敘事中最宏大的。這些敘事來自推測、「理論」和主觀想像；這是因為當時還沒有探索過考古材料，所以他們無法利用這種經驗性的材料。

柴爾德根據經驗材料提出了最早的一些敘述，他能夠這樣做，不僅是因為考古材料已經做了探究，而且是因為柴爾德具有一種廣泛閱讀、對細節過目不忘，以及如何將器物從歷史、功能和社會彼此聯繫起來觀察的洞察力。

正如羅伯特·布雷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在柴爾德的悼文中所言，「柴爾德具有一種既見樹木又見森林的天賦，有抓住細節的非凡能力，他與歐洲各地的同行都很熟悉，並從各種古怪的期刊上勤奮地尋找他們的文章。同時還恰逢當時迫切需要綜述，並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做到這點的極好機會。」

考古學家們知道一定有「故事」，柴爾德給了他們這樣的故事。他們也想知道故事的重要性，柴爾德也給了他們。比如他聲稱，青銅時代的歐洲因其人群和各種思想在不同文化社群體之間的流動，為當代歐洲奠定了基礎；還有通過這種流動促成的思想融合，創造了科學自由的思想。柴爾德相信考古學記錄了進步，並相信進步是好事，它能使「人類生活更富裕，更多彩」。

賓福德則詢問這種宏大敘事是否正確的問題。為了做到這點，他沒有像挑戰考古學家如何來解釋考古材料那樣挑戰經驗性材料。他設法消除經驗方法和傳統給我們辨識歷史敘述能力所造成的盲區。其他考古學家也採取了同樣的方法，如帕蒂·喬·沃森（Patty Jo Watson）等人對採用類比和民族考古學作用的討論。他們的工作說明，考古學所需要的，是對我們的推理方法做嚴格的審視。

於是，要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考古學家，就必須了解今天這個領域需要什麼。是更多的綜述？還是進一步開發推理的方法？當然，這些總是需要的，如同我們總是需要更好的提取材料的田野方法，更好統計考古遺存（石片、骨頭、陶片等）的方法，還有對我們後代的責任和包容。今天考古學有許多重要工作需要繼續推進。

但是，我們需要哪些今天所沒有的東西呢？其實我們對史前史和人類的宏大敘事已經了解不少，人（儘管不包括我）甚至說，我們已經走到了考古學的盡頭。我們都知道要有精確的推理方法：知之為知，更重要的是，知己所不知。那麼留待考古學去做而又填補史前史一些（相對較少）空白的是什麼工作呢？

實際上，留待要做的正是柴爾德和賓福德著手做的事情：解釋史前史。宏大的史前史敘事只是開頭，因為它並非是對史前史的解釋。賓福德和柴爾德都知道這點，而賓福德一直在衝鋒陷陣，就像他在《構建參照框架》一書中所有力論證的那樣。

考古學當前需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利用現有的海量材料（特別是歐美的）去檢驗對史前史的解釋。考古材料在廣闊時空中的各種形態是考古學的力量所在。（柴爾德清楚這點，他形容史前史是比文字記錄所反映的大一萬倍的人類史全景，同時又沒有不相干的「意外」和時間的扭曲。今天的電腦技術讓我們能夠遠超柴爾德的能力去整合材料。我們能用時空中的不同形態去檢驗文化系統運轉的各種假設。賓福德一生中花了很多時間編排這些材料以構建「參照的框架」，使得我們可以真正做到這點。

在此，編排這類材料非常重要。為了能夠有用，我們最終需要的不是考古項目、區域或國家的資料庫，而是幾個大陸的資料庫。這將需要高層次的默契和合作，以及大量的時間——我們需要得力的團隊去挖掘成千上萬的報告和出版物。我們也需要考慮材料的可比性，從採樣的偏頗（是否採用篩網或水篩）到類型學和術語（在某報告中被歸類為「兩面器」的一件石製品，是否和另一報告中的「兩面器」相同？）。

我們也需要改變對考古學家所做工作的看法——我們並不是那種簡單挖掘文物，或在西北平原或印度河流域考古學方面發表演講的人。我們必須讓《科學》和《自然》雜誌相信，好的考古學並非只是挖到了最古老的陶器、籃子或石器（就這點來說，我們應當從鼓勵他們把考古學家放進編委開始）那麼簡單。公眾也許仍然會認為我們是印第安納·瓊斯（《奪寶奇兵》的主人公——譯註），但是資助機構必須認識到，建立完整的資料庫才是考古學最需要的（這種建設非常昂貴）。我們要有不局限於某地的材料，我們要擁有做出闡釋的各種推理方法，還要有分析它們的技術。今天考古學領域要做的事就是這些。

然後接下來是什麼呢？當我們打算解釋史前史時又將會發生什麼呢？是否只需回填探方，拍掉手中的泥土，並宣告考古工作已經結束？非也。今天有影響力的考古學家意識到的第二件事是，如果知識不能轉變為行動，那麼它就是無用的。對人類歷史的了解有99%在史前學的範圍內，而這隻有通過考古研究才能企及，而這種了解肯定還必須告訴我們有關未來的一些事情。而這大概就是一個有影響力的考古學家想做的：將過去延伸到未來。比如，過去會告訴我們有關導致戰爭或和平、經濟公平或剝削、競爭或合作的人類傾向和組織。

考古學無法在下一個選舉周期內為美國或歐盟的經濟困難提供立竿見影的解決辦法，這並不是因為我們無法做出貢獻，而是因為它不在考古學的時間範圍之內——我們研究的是幾世紀或幾千年而非幾年的進程。我們探索的是長時段內的競爭或合作。這樣做會引導我們從歷史的資料庫中檢驗各種想法，研究是什麼樣的實踐使得人們走上了合作優於競爭的道路。如果你做到了這點，你將不只是一位有影響力的考古學家，也將是一位有影響力的人物。

【1】來自法國畫家普桑於1649年創作的油畫論著——《所羅門的判決》（The Judgment of Solomon），描繪了大衛王和拔示巴之子所羅門在統治以色列時期，智慧公正地審理兩名婦女爭奪嬰兒的故事。———譯註。

本文譯自：Kelly, R.L., Binford versus Childe: whatmakes an archaeologist influential?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015,5:67-71. 張萌、任曉瑩譯、陳淳校，刊《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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