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學術|英國哈德良長城保護與戰略管理|張依萌

天下 07-03

原標題：長城學術|英國哈德良長城保護與戰略管理|張依萌

哈德良長城保護與戰略管理

CONSERVATION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ON HADRIAN』S WALL

漢佛瑞·維爾法*(哈德良長城世界遺產合作委員會主席)

Humphrey Welfare（Chairman of Hadrian』s Wall World Heritage Site Partnership Board）

哈德良長城概況

INTRODUCTION

哈德良長城作為羅馬帝國邊疆的組成部分，橫亘英格蘭北部，連接了不列顛島東西海岸。哈德良長城牆體本身只有80英里（130千米）長，但在其西端，沿西海岸分布的一系列要塞（forts）和瞭望塔（Towers）將其防禦體系向南延伸了25英里（40千米）。在公元2世紀早期，哈德良長城是羅馬帝國的北部邊疆。儘管各類設施存在一些細節上的差異，並且在其延用的3個世紀時間裡不斷被改建，但總體來說，這道新防線的建設遵循了統一的標準化設計。在城牆上，每隔1羅馬里開設一座加強的城門（「里堡」）。每兩個里堡之間等距建造兩座塔樓（Turrets）。城牆外側（北側）有護城壕，在城牆南側不遠處，開掘有更寬的兩側堆土的壕溝，稱為「南部壕塹（Vallum）」。其他設施包括駐軍的要塞（Forts）、大約六英里外的驛路（service roads）、臨時營地、信號站（signal stations）和要塞外圍的平民聚落。

對哈德良長城及其相關設施——為方便起見通常簡稱為「牆」——的保護與其所行經的更大範圍內的景觀密切相關。在東部，哈德良長城穿越紐卡斯爾市區，當地的長城遺迹在地面以上的部分已經被夷平，但基址由於疊壓在19到20世紀的建築與道路之下而被保存了下來。自此向西，長城從耕地間穿過，分布其間的「南部壕塹」之上現在仍然會定期翻耕。這種農業形式向西逐漸過渡到畜牧業。之後是中部地區峭壁間的綿羊牧場（位於北泰恩河與艾欣河之間）。再向西，直至到達索爾威灣（the Solway estuary）沿岸沼澤之前，主要為養牛場。最後，與長城牆體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海岸（坎布里亞海岸the 『Cumbrian coast』）沿線的小要塞和瞭望塔（Towers）防禦體系中，很多遺址位於沙丘中或低矮懸崖之上。景觀的多樣性，意味著我們必須採取多種保護方法，並對一些土地進行特殊管理，以保護自然景觀，包括重要的地質地貌、稀有植被和候鳥的冬季棲息地。這些重要內容的細節體現在《哈德良長城世界遺產地管理規劃（Hadrian』s Wall Management Plan ）》的附件（詳見下文）中，被附於我們所熟悉的考古學要素之後。

研究與記錄

RESEARCH AND RECORDS

自16世紀晚期以來，哈德良長城遺迹得到了廣泛的研究。但諸多可獲取的證據並沒有進行過系統梳理，直至約翰·霍斯利（John Horsley）在《不列顛羅馬古迹》（Britannia Romana, 1732）[1]中發表了他的權威報告。約翰·霍奇森（John Hodgson）的成就是哈德良長城研究的第二個里程碑。他指出，這道防線並不是由塞維魯皇帝（公元193-211）興建的，而是由哈德良皇帝在公元120年前後建造（霍奇森 1840, 149-322）[2]。而約翰·科林伍德·布魯斯（John Collingwood Bruce 1851; 1863）的暢銷著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羅馬長城手冊》（Handbook to the Roman Wall，下文簡稱《手冊》）[3]被再版14次，現在的版本（大衛·布里茲David Breeze 2006）[4]仍然是關於哈德良長城最全面的導覽。從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哈德良長城開展了一系列非凡的考古發掘工作，使我們進一步加深了對它的牆體和相關設施的理解。包括這些考古工作在內，哈德良長城的整個研究史形成了大量著作。埃里克·伯利（Eric Birley 1961）對此做了梳理[5]。在半個世紀之後，圍繞哈德良長城的功能與歷史的長期研究成果，終於由布里茲（2014）[6]進行了總結。發掘和詳細記錄目前仍在繼續，儘管當前的研究契機通常是配合建設項目，而不是「純粹」的學術研究。關於羅馬邊疆最新的權威綜述，則來自尼克·霍奇森（Nick Hodgson 2017）[7]。

關於哈德良長城，儘管目前我們仍然有很多未解之謎，但悠久的研究史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記錄，而長城的保護則有賴於此。我們通過利用地形測量（topographical survey techniques）、航空攝影（aerial photography）、機載激光掃描（airborne laser-scanning，簡寫為LIDAR）和地球物理學（geophysics）手段，對長城線路及其附屬結構的位置和尺寸進行了測繪。公眾可以在英格蘭歷史檔案館查詢測繪數據。每個牆體段落都輔以一段簡短的描述，這些內容可以通過以下網址在線訪問：http://www.pastscape.org.uk。我們在要塞周圍記錄和分析了大量的考古景觀數據。（例如，筆者2009年對豪斯特茲（Housesteads）要塞遺址景觀的分析）[8]對牆體立面以非常不同的比例進行記錄和繪圖，以指導未來工作（惠氏Whitworth 1994）[9]。

英格蘭遺產信託（English Heritage）出版的哈德良長城考古地圖（第二版，2014年）發表了全部測繪數據。《手冊》則列出了哈德良長城研究的文獻目錄。

對長城的保護

THE PROTECTION OF THE WALL

對於任何橫跨陸地、連接兩個海岸的考古遺址而言，發展帶來的影響都不可避免。自從哈德良長城公元5世紀作為完整的軍事防禦體系（integrated military entity ）被廢棄開始，情況就是如此。那些被羅馬人開採、切割成適當大小並包砌在城牆外側的方形石材，以及羅馬要塞內部或周邊的建材，對隨後幾個世紀的建設者而言，極具吸引力，畢竟古羅馬人已經替後來者完成了很多艱難的工作。整個長城沿線，隨處可見利用長城上這種獨特的砂岩塊改建的中世紀建築。例如瑟爾沃爾城堡（Thirlwall Castle）、位於拉納科斯特（Lanercost）的修道院（priory）教堂，以及位於波爾柏沙（Burgh-by-Sands ）的教區禮拜堂（the parish church）（圖1）。在18世紀中期，為了鎮壓詹姆士二世黨人叛亂（the Jacobite rebellion），政府軍興建了一條新公路，以便迅速將部隊從紐卡斯爾（Newcastle）輸送到卡萊爾（Carlisle）。哈德良長城為這條公路提供了絕佳的路線，並且貢獻了大量石材。也正是因此，相當長的一段長城被夷為平地，新的公路就修建在城牆頂部。而城牆的牆基目前被疊壓在仍然被稱為「軍用公路」的現代柏油路下面（勞森Lawson 1966；1973）[10]。

△圖1 位於波爾柏沙（Burgh-by-Sands）的教堂塔樓，1360年，用哈德良長城牆體上拆下來的方形石塊建成，並且疊壓在阿巴拉瓦（Aballava）羅馬要塞遺址之上。

長期以來，沒有人對這種約定俗成的破壞與再利用行為提出異議，直至1801年，78歲的威廉·赫頓（William Hutton）從他的家鄉伯明翰出發，跋涉600英里，成為第一個出於個人意願徒步穿越哈德良長城全線的人。當他到達普萊恩特利（Planetrees，里堡26-27之間的段落）時，恰逢有人在城牆上拆卸石材。在他的積極干預下（赫頓Hutton 1802, 203-6）[11]，一小段城牆幸免於難。如今這段牆體仍然被保留下來（圖2）。這只是長城保護史上的一個小小勝利，然而頗具象徵意義。儘管整段拆除石牆的活動持續至19世紀，但人們對長城遺迹興趣的上升，意味著天平開始向保護長城的一方傾斜。1830年，紐卡斯爾市的書記官（Town Clerk）約翰·克萊頓（John Clayton）開始購買長城中段地區的農場（尤其是切斯特和豪斯特茲要塞所在地）。只要有農場在這一帶出售，克萊頓就去買。而這些賣給克萊頓的土地中的長城遺址，如今仍然保存完好。最終，克萊頓擁有了從他家鄉切斯特（里堡26-27之間）到考菲爾德（Cawfields，里堡42-43之間）的大部分土地。它的這一壯舉，被描述為「世界上第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哈德良長城考古遺址保護行動」（伍德賽德Woodside，克羅Crow 1999，84）[12]。他這樣做，目的正是為了保護羅馬邊疆倖存的遺迹。他甚至將遺址範圍內的農場和其他建築遷建至別處。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他竭盡所能對長城進行最大限度的發掘和闡釋。這項建設性的工作帶來了一個後果，就是長城在相當大的範圍內被部分地復建起來。在很多地區，長城已經化作一道土壟：很多外牆的包石已經被移走，僅剩土芯。牆基則大部分被廢棄的瓦礫所掩埋。克萊頓的工人們清除了牆體上的廢棄堆積，將散落的包石採用干壘的方式進行了歸安，沒有使用任何勾縫材料。他們用一些小石塊在牆頂找平，其上以草皮鋪漫。這種以比較溫和的方式重建的牆體，如今稱為「克萊頓牆」，被用在包括從卡迪峭壁（Cuddy』s Crags）到豪斯特茲的很多著名景點（圖3）。

△圖2 普萊恩特利的一段牆體，1801年被威廉·赫頓搶救下來。當時人們正從哈德良長城上拆卸石塊用於建造農舍。

△圖3 19世紀被部分修復的「克萊頓牆」，圖為自西向東看豪斯特茲（Housesteads）遺址。

19世紀末以來，人們對考古遺迹的興趣和對文物破壞的關注度逐漸增加，並促成了第一部國家級文物法案——《1882年文物法案》（the Ancient Monuments Act of 1882）的出台。然而這部法律有很大的局限性。大約50年之後，一系列規劃中都提出要為修路而開採城牆下的基岩石料。這些規劃對長城造成了威脅，最終導致1931年，一部效力更強的文物法案得以頒布。但即使是1931年的法案也並不足以徹底叫停長城沿線的採石活動。在考菲爾德，採石一直持續到1952年（伍德賽德，克羅Clow 1999，93；利奇Leach，惠氏 2011）[13]。但這部法案及其後來的修正案賦予了古迹巡檢官（Ancient Monuments Inspector）對改變長城現狀的行為進行管控的權力。他們有權審查可能破壞長城的方案，必要時可以否決。巡檢官屬於英格蘭遺產委員會（Historic England）工作人員。

影響世界遺產地的變化不可能被禁絕，而在開展合法（或對遺產保護有利的）活動已經有長期傳統的地區，景觀也不可能被固化。因此，儘管我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儘力引導當地居民不要在長城沿線敏感地區進行耕作，但在傳統耕地分布區，尤其是靠近長城東端的地區，犁地是被允許的。而考古發掘結果顯示，因正常耕作引起的破壞，通常也並不嚴重（威爾默特Wilmott 2009）[14]。綜上所述，文物法案所建立的管理制度，運行效果良好，並且幾個世紀的研究所積累的大量高質量的記錄對確保制度的有效執行發揮了獨特的積極影響。

加固與展示

CONSOLIDATION AND DISPLAY

克萊頓在哈德良長城中段的切斯特和考菲爾德之間的廣闊私人領地之內，重建了牆體，並允許公眾參觀。在20世紀30年代，隨著國家或國家信託基金徵收了越來越多的長城點段，管理者須決定長城應當怎樣修繕，以及如何保證遊客的安全。從那時起，人們為了探索長城的最佳修繕方法，而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按發現時原狀保護」的原則——也就是進行最小限度的解構和重修——很早就被接受，但關於修繕材料的選擇問題仍然存在爭議，即應當使用特製的石灰砂漿還是各種類型的水泥（惠氏 2009；利奇，惠氏2011，125-34）[15]。近年來，克萊頓採用的較溫和的方法再次受到青睞（例如：威廉2016）[16]。然而，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長城維修工程幾乎沒有專業的考古參與。目前這一情況已經徹底改觀。基於宏觀發展的視野，在進行項目審批時，地方管理機構會確保任何可能對受保護的遺迹造成影響的工程，都至少需要一份由有資質的考古學家提供的「觀察簡報」作為參考。而這位考古學家通常會全程駐場。在更敏感的地區，徹底的發掘和完整的報告往往是項目獲批的條件。

即使在當代，哈德良長城也有相當長的段落幾乎不被人們關注（圖4）。只有一小部分磚石建築得到了加固並向公眾展示，包括十六座要塞中的六座的各一部分、80座里堡中的七座、158座塔樓中的十二座。經過加固的長城牆體也比較短，主要集中分布於切斯特要塞和博德瓦德（Birdoswald）要塞之間的二十英里範圍內。其中一些段落的修繕比另外一些要成功（圖5）

△圖4 保存較差的哈德良長城牆體，在圍欄內遺迹尚存，靠近波特福爾摩（Burtholme）的塔樓54A。

△圖5皮爾谷口的長城牆體（Peel Gap，位於里堡39-40之間），20世紀80年代進行了加固。牆芯進行了尺度較大的改造處理，從而避免雨水侵蝕。

值得注意的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往往集中於羅馬邊疆的牆體、要塞、里堡和塔樓等磚石結構建築元素的保護，而像護城壕、南部壕塹（圖6）這樣的土遺址，還有營地等，也不時面臨牲畜、野兔和其他動物，還有沿線居民的農業生產活動和遊客踩踏等造成的破壞。針對這種情況，我們發布了關於對長城土遺址進行溫和修繕（gentle repair）和可持續管理的指導性文件（里明頓Rimmington 2004）[17]。

△圖6 Down Hill以東的「南部壕塹」（Vallum）遺址，位於里堡20-21之間。中部為壕溝，南北兩側堆土。所有這樣的壕塹遺址都比較脆弱，需要特別的保護。

修復和重建問題，始終是哈德良長城保護的難題，但無論如何，「按發現原狀保護」是一條必須堅持的原則。另外，當前的保護方法（英格蘭遺產信託 2008，55-57; 斯通Stone，布勞夫Brough等2014）[18]強調，作為一系列先決條件之一，修復只有在確切了解原始結構，而不存在揣測成分的情況下，才被認為是合理的，而這個條件在考古實踐中其實是非常難以滿足的。然而，儘管現存遺迹可能僅剩基址，但公眾總是想知道原來的建築或結構究竟是什麼樣的。最好的辦法當然還是進行復建，前提是承認對於現有的考古證據存在多種可能的解釋（比如關於城牆上塔樓的形制，就有很多種理論復原模型推論，西蒙斯Symonds，梅森Mason 2009，48-49）[19]。國家政策一貫反對原址重建——在原建築基址上重建。1986年，南希爾茲（South Shields）的阿爾貝亞（Arbeia）要塞西門進行了原址復建，從而引發了很大的爭議，最後只有通過正式的公開聽證（Public Inquiry）加以解決。即使阿爾貝亞西門的復建工程並不在遺產地核心區，而是在緩衝區開展的，這個案例還是提出真實性與完整性的問題。在溫都蘭達（vindolanda）和沃爾森德（Wallsend，即賽格杜納姆（Segedunum）要塞）按原比例各重建了一段牆體進行展示，它們並沒有建在原址，而只是為訪客提供信息。虛擬重建（多巴Dobat 2015）[20]並不牽扯遺址保護的問題，但也在專家中間產生了諸多爭論。

世界遺產地的戰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1987年，哈德良長城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中國長城也在同年列入）。儘管哈德良長城實際上只是羅馬帝國邊疆這一跨國分布的世界遺產地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它有自己的管理規劃，這一規劃在戰略層面闡明了管理方針和目標。（它不同於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和地方政府機構實施管理工作的具體項目方案。《哈德良長城世界遺產地管理規劃（Hadrian』s Wall Management Plan ）》（下文簡稱《規劃》）誕生於1996年，是英國第一部針對單一世界遺產地編製的規劃，目前已經更新至第四版。規劃目標是在政策層面能夠行之有效，雖然也包含了一系列具體行動計劃，而且這些行動計劃一直在持續修改和更新。目前的規劃只有數字版本，可在網上查詢（查詢地址：hadrianswallcountry.co.uk/hadrians-wall-management-plan）。《規劃》旨在滿足長城沿線眾多利益相關者的需要，它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對長城文化和遺產價值的保護，還體現在對旅遊的促進，從而為當地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因此，遊客管理是規劃的主題之一。這裡僅舉一例：除少數幾個「熱門」遺址之外，如果遊客能夠被鼓勵去參觀更多的地方，那麼長城保護工作就會得到大大加強。於是，我們大力支持長城沿線國家步道（National Trail）的建設。2003年，國家步道正式開放，遊客可以到訪長城全線（麥格萊德McGlade 2014）[21]而不只是幾個知名遺址，這是前所未有的。同時，闡釋策略作為規劃的一部分，特彆強調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每一處向公眾開放的遺址，都應當向遊客講述哈德良長城的更完整的歷史；同時，每個遺址也應該強調自身的獨特之處，這對當地而言尤其重要。這樣做的目的是讓遊客能夠欣賞和理解長城的整體面貌，也是為了引導他們去參觀更多地方的長城，而不是在參觀完一個遺址之後，就覺得已經「完成」了長城之旅。近來，對這種疏散遊客的理念，已經在多個場館的不同展覽中得到實踐。作為2014年城牆展的一部分，以及2017年的哈德良騎兵展中，長城沿線的每個遺址和博物館都承擔一個綜合展示項目的一部分。遊客需要去到每一處遺址之後，才能夠看到展覽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