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變異與進取精神的塑造：明治之前的歐風日漸

作者=呂利

來源=2018年7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1690年，德國醫生恩格貝爾特·坎普法因為工作關係來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駐日商館。商館位於長崎海灣的人工島「出島」上，與本土徹底隔絕，但坎普法還是借用兩次隨館長例行赴江戶拜謁將軍的機會完成了歐洲第一份系統介紹近世日本的著作《日本志》，還在他的亞洲列國遊記《廻國奇觀》中開闢一章描述了本針對歐洲人的嚴密戒備與封鎖。在這裡，受盡幕府海禁之桎梏的坎普法給出了一個現在看來有些難以理解的結論：雖然不利於通商，但對於一個像日本這樣生態獨特而又堪稱富足的國度而言，遺世獨立是再合理不過的選擇。

作為一名來自歐洲的博物學者，坎普法對日本植物的考察最終為林奈的植物命名法提供了重要素材，令他在生物學史上留有一筆。但在他匆匆停留兩年的日本，《廻國奇觀》中的那個奇怪結論無疑引發了一個遠遠超出他想像的餘波：當一位日本的西洋學者志築忠雄在1801年把《廻國奇觀》的荷文版從長崎譯介回國內時，他將坎普法稱讚日本孤立主義政策的部分取名為《鎖國論》，「鎖國」這個從未見於江戶早期官方文獻的舶來辭彙最終成為了幕府海禁政策的統稱，也在明治維新後成為批評江戶日本守舊排外性格的重要武器。

美國日本文學研究者唐納德·金的早期著作《日本發現歐洲》講述的正是被掩蓋在「鎖國」二字之下的日歐交流故事。通過把焦點被普遍認為封閉而停滯的江戶時代，《日本發現歐洲》為身陷德川政權海禁體制之下卻依舊致力於研究西洋文明的一批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幅思想群像。雖然這些自稱為「蘭學者」的親歐學人從未踏足歐洲，也沒能親自為近世日本帶來快速的革命性變化，但他們憑藉對保守學術氛圍的挑戰和對自身好奇心的堅持，在思想層面無愧為歐洲的「發現」者。

蘭學事始：「鎖國」神話中的格物運動

作為1868年戊辰戰爭事實上的戰敗者，德川政權自明治時代以來便被視為阻撓日本文明開化的最大敵人，受德川政權統治的近世日本也被冠以「鎖國」名號，成為福澤諭吉、和辻哲郎等人口中亟須革除的一種封閉形態。但正如「鎖國」二字的緣起所顯示的那樣，近世日本的對外通交很難以200年為尺度進行整體的衡量：江戶幕府自寬永年間（1624-1645）起禁止日本人出海、斷絕與天主教國家往來以及將海外貿易收束於長崎（對中國及東南亞，含荷屬東印度）、對馬（對朝鮮）、松前（對北海道阿伊努人）和薩摩（對琉球）四口的一系列措施並非出於一種純粹的排外主義，而是幕府為建設穩固的全國政權，明確室町末期以來趨於模糊的「日本國」邊界並獨佔貿易利權的現實主義舉措。

以坎普法旅居過的長崎為例，作為16世紀末以來的南蠻貿易據點，幕府不但在將其設為天領（直轄領）後繼續利用當地的商業渠道進口生絲與中藥材，更看重貿易帶來的國際情報網路的價值，終江戶一世對到港外國商人進行盤問並定期整理成《風說書》，以時刻掌握遠東海域的最新情況。而在坎普法抵日三十年後的享保五年（1720），熱衷於改善本國曆算、農業、馴馬等具體技術的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宣布放鬆寬永以來為禁絕天主教而頒布的洋書之禁，允許與基督教無關之西洋文獻在國內有限流通，是為民間學者在實學領域引進荷蘭語資源之「蘭學」運動的先聲。

德川吉宗

德川吉宗放寬書禁的動機在蘭學運動早期可謂頗具代表性：無論受命於幕府還是處於自身的好奇心，能夠驅使那些率先投身於蘭學運動中的儒學與醫學者將大量時間（吉宗時代的儒學者青木昆陽奉幕命編譯詞典《和蘭文譯》用了18年，野呂元丈翻譯16世紀的荷蘭博物學書籍《阿蘭陀本草和解》則用了10年）投入到西洋文獻解讀翻譯工作當中的最大動力，並不是某種對西化或近代化之抽象理念的緊迫感，而是近代早期西方自然科學體現出的強烈的實證魅力。儘管在18世紀的歐洲思想界看來（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在德川吉宗放鬆書禁後一年發行）這種博物學色彩重於專業性的研究已經開始顯得粗糲，但對於通常出自宋明理學背景的蘭學者而言，這無疑是「格物」精神的最佳體現。

也許沒有什麼能比藩醫出身的蘭學者杉田玄白、前野良沢二人聯手翻譯《解體新書》的故事更能體現這種實證魅力的作用：當這兩位幾乎沒有受過荷蘭語訓練的醫生在1771年4月的一次屍體解剖中目睹了人體結構如何與荷蘭文獻相吻合，卻又與漢方醫書中的五臟六腑說顯著不同，他們立刻決定把已在歐洲出版40年（這在早期蘭學譯作中已屬及時）的《解剖圖譜》譯成日文，並在得到幕府許可後於1774年公諸於世。他們的最終成果《解體新書》第一次在漢字世界引入了「神經」「十二指腸」等概念，從此定義了近現代遠東醫學的術語體系，也標誌著江戶時代的蘭學開始從艱難探索的萌動期進入開枝散葉的勃發期。

西域物語：「破格」的世界想像

對於18世紀的江戶蘭學而言，《解體新書》意義不止體現在其作為一項學術翻譯工程的成果（事實上《解體新書》在出版後仍有不少有待訂正之處），也是蘭學者們發展關係、結成學社的重要契機。得益於參覲交代制度下江戶作為全日本人員與出版資源最集中地帶的條件，繼杉田玄白在江戶開設第一間專職傳授蘭學的私塾「天真樓」之後，曾參與《解體新書》校訂工作的弟子大槻玄沢（玄取自杉田玄白，沢取自前野良沢）也在1785年開設蘭學塾「芝蘭堂」。

葛飾北齋的《富岳三十六景》

以芝蘭堂等蘭學塾為舞台，一個憑共同志趣乃至共同活動（在陽曆新年根據荷蘭習俗慶祝「紅毛正月」的「新元會」）連結起來的學術沙龍開始形成。正是在這一蘭學者社群的譜系裡，有著將在日後向幕府高層獻上《赤蝦夷風說考》預言俄羅斯威脅的仙台藩醫工藤平助，以及經平賀源內（他也是杉田玄白的朋友）介紹，為《解體新書》繪製人體解剖圖的秋田藩士小田野直武。在習得西洋畫技法後，小田野直武開闢了日本第一個西洋畫家群「秋田畫派」，就連主君佐竹曙山也受其影響，但他門下最有成就的弟子當數司馬江漢，他不但通曉狩野派大和繪與南蘋派中國文人畫，還精於透視、陰影畫法以及銅版技術，深刻地影響了葛飾北齋的浮世繪。

有趣的是，雖然司馬江漢影響下的浮世繪在19世紀末強烈啟發了法國的印象派，但他本人對藝術的觀念卻是文藝復興式的。他傾心於西洋繪畫所承載的科學乃至哲學資源，認為唯有洋畫技法能更加準確地反映現實，從而將日本畫家從脫離實際的中國畫法中解放出來，而這種破格意識本身就是蘭畫的存在價值。這種追求破格的想法在蘭學作為一個學派逐漸壯大的時期變得越發普遍，而在挑戰東方傳統知識的權威方面，沒有哪個學科的威力能與地理相比。

雖然蘭學者對西洋地理知識的掌握並非總是盡如人意，但考慮到無論是以宋明理學發祥地中國為道德之源的儒學、還是專註於神道崇拜的國學都從邏輯上拒斥對地緣空間的客觀探究，蘭學者只要掌握一些大略的地理知識就能理直氣壯地對世界的真實面貌作出想像。大槻玄沢1783年出版的蘭學入門書《蘭學階梯》就為這種基於地理學知識的論辯提供了絕佳的範例：在反駁儒學者對西洋諸國未受孔孟之教的指責時，大槻玄沢根據荷蘭人提供的地球平面圖提出地球真正的幾何中心位於埃及，因此世界各國沒有道理承認中華為世界中心，並將中國的倫理奉為圭臬。

有趣的是，通過將日本「中津國」的古稱與英格蘭人以倫敦郊外格林威治為經度計算起點的做法相類比，大槻玄沢拉近了與致力於尋找日本主體性的國學之間的距離，在兩種思潮之間建立了一種微妙的合作關係，19世紀的復古派國學者平田篤胤正是借用了蘭學者援引西洋知識的策略，對儒學者的觀念大張撻伐，最終在幕末大行其道。然而隨著曾受平田派國學影響的人士進入明治政府，平田篤胤鼓吹的「日本至上主義」反而在20世紀成為了日本法西斯主義的遠因，這不得不說是歷史的一大弔詭。

海國兵談：從經世海防到富國強兵

在《蘭學階梯》出版後不久，隨著推崇朱子學的保守派人物、德川吉宗之孫松平定信於天明七年（1787）成為主導江戶大政方針的老中首席，蘭學的潛在政治力被削弱了。雖然這一階段儒學者並未主動打擊主要存在於民間的蘭學運動，但這一時期的政治與經濟局勢還是體現出蘭學世界觀和儒家農本主義政策之間不可避免的張力。

雖然《日本發現歐洲》中所採用的「士農工商」四民論在近幾十年的史學觀點看來已不能反映江戶時代的社會實情，但包括在蘭學問題上態度開明的德川吉宗在內，傾心於儒學的幕府執政者仍傾向於在自然災害和財政赤字面前採用固本抑末的策略，主張削減消費與商貿活動（包括易有金銀流失之虞的長崎貿易），限制奢侈消費並重申理想中的四民秩序。囿於諸多內外具象性，蘭學者大多不願或無法公開批評這種農本主義政策，甚至在諸如鎖國等與蘭學發展最為相關的對外政策議題上對幕府祖法表示支持（志築忠雄翻譯《鎖國論》的目的就是為了援引外國人坎普法的觀點為幕府的海禁政策辯護），但唐納德·金還是注意到了本多利明這一異數的存在，並在他的身上傾注了最多的筆墨。

《日本發現歐洲》

(日) 唐納德·金 /著

孫建軍 /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8年1月

從學術系譜而論，本多利明與江戶或長崎的蘭學社團都沒有十分密切的往來，但他的政治經濟學觀點卻在明治維新之後受到重視，乃至在大正十三年（1924）為他贏得了從四位下的追贈位階（前野良沢和杉田玄白則分別在1893年1907年追贈正四位）。只要略微瀏覽本多利明的觀點便不難找到他與近代日本國際觀的共鳴之處：雖然在具體的地理和數學問題上多有紙上談兵之處（例如他曾論證世界兩大強國的首都倫敦、莫斯科都在同一緯度，因此日本應遷都到與兩地維度相近的鄂霍次克海域），但本多利明已經為解除鎖國狀態之後的日本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行動方案。他認為日本應當通過鼓勵工匠生產手工品來填補海外貿易造成的貴金屬嚴重出超，並在長期執行由幕府主導的海外殖民活動，首先從北方的蝦夷地（北海道）開始，然後向遠近諸國延伸。構成明治國家主要驅動力的「富國強兵」，於斯已具雛形。

作為作者碩士畢業論文的主要研究對象，《日本發現歐洲》對本多利明的關注情有可原。但即便唐納德·金也不得不在書中承認，囿於幕府言禁，本多利明的生前著述並沒有在江戶時代的輿論場上造成廣泛的影響，因而很難說是一位能夠體現當時蘭學界精神的典型人物。但與寬政三年（1791）因在《海國兵談》中批評幕府輕視俄羅斯威脅而遭蟄居處分鬱鬱而終的林子平相比，本多利明對北方邊境海防問題的關注至少得到了幕府的注意，這和芝蘭堂時代江戶蘭學的迅速發展一樣需要歸功於時任幕府老中首席田沼意次的庇護乃至支持。

與出身高貴的保守派繼任者松平定信不同，在1769到1787年間主持幕政的田沼意次出自足輕家庭（步卒，其父後被提拔為低級旗本只屬於將軍），這對他的執政風格和人際關係都造成了影響。除了大膽任用商人進行專賣以謀取獻金補貼財政的「賄賂政治」之外，田沼意次的重商主義方針幾乎與本多利明一拍即合：田沼通過鼓勵海產品出口將長崎貿易的貴金屬流動轉為黑字，並在任內多次探查蝦夷地地理以及從江戶通往北方的航路，以為未來的北方開拓與海防進行準備。而在江戶蘭學者當中，田沼意次也罕見地和同屬足輕出身的平賀源內過從甚密，令他成為整個江戶時代政治家當中的一個異數。

隨著天明七年（1787）寵信田沼意次的將軍德川家治去世，被稱為「田沼時代」的重商主義路線告一段落，但從田沼意次開始受到關注的北方海防問題還是留在了幕府的執政日程之上，幕府最終於寬政十一年（1798）派遣本多利明生前的僕人最上德內等人對蝦夷地進行調查，並於文化三年（1806）將蝦夷地劃為直轄。當德國博物學者西博爾德在文政九年（1826）來到江戶時，最上德內向他展示了由日本人勘測並繪製的庫頁島地圖，表明日本人在對本州以北海域的地理髮現競賽中已經不再是一個被動的旁觀者，而是一個決心與俄羅斯相抗衡的玩家。

隨著江戶幕府從1830年代開始迎來動蕩不安的末期，《日本發現歐洲》的故事也到此為止。作為一部出版至今已有66年的著作，唐安的·金在當年的一些觀點和事實難免陳舊，作為一部歷史寫作的客觀性有時也成問題：例如在寫到江戶時代長崎商館的荷蘭人對日本漠不關心時，唐納德·金作為一位真誠的日本文學研究者兼愛好者一度脫離了史學家應有的角色，以辯護式的姿態對這些荷蘭人表達了憤慨，而他也在1968年的新版序言中承認了這一不足。但在明治維新150周年的今天，對於仍普遍視1868為日本近代史唯一起點、乃至日本歷史上自大化改新以來第一個轉折點的中文世界而言，《日本發現歐洲》無疑是一部能夠啟發普通讀者重新認識江戶時代的作品，也為此前鮮少被提及的江戶蘭學與對外通交史提供了重要的紹介。

經濟觀察報書評

eeobook

閱讀有難度的文章，每天成長一點點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