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伊朗女球迷」背後，是足球承載的權利抗爭
足球無關政治，毋寧說是脫離現實語境的鄉愿。
本屆世界盃上，政治再次與足球交織：塞爾維亞與瑞士的比賽中，兩名科索沃裔的瑞士球員在進球後擺出阿爾巴尼亞雙頭鷹的手勢，引發了關於身份認同和政治挑釁的論爭；世界盃揭幕戰，一名俄羅斯球迷在看台上揮舞彩虹旗幟，直指俄羅斯國內對LGBT群體的打壓；最引人注目的，或許就是網路上流傳甚廣的一張照片：看台上的一名伊朗女球迷自信地展現自己的美麗，她胸前掛著的球迷牌上，則是她身穿黑袍，僅露出臉的照片。
這張圖片很快成為一種符號化的存在：宗教與世俗，美與丑，自由與牢籠。但對於伊朗女性而言，這一幕承載著更為現實而深遠的意義：一場漫長的、獲得進進球場權利的抗爭。
在「波斯鐵騎」的第二場小組賽前，伊朗官方宣布，將德黑蘭的阿扎迪體育場對女性開放，以便她們在球場大屏幕上收看球隊與西班牙的出線關鍵戰。
這標誌著一項延續38年之久的球場禁令的終結：自上世紀70年代末伊朗政權易主以來，伊朗女性們首次被允許進入體育場看球。
在伊朗現代足球發展的過程中，女性觀眾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但當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伊朗的社會景觀被徹底改變。反映在足球領域，曾與以色列足球交流頻繁的伊朗，已將這個中東地區的「異類」視作堅決抵制的意識形態敵人。更的是，女性被禁止進入體育場觀看比賽。體育場被劃為屬於男性的場域，女性的進入則是對自己與家人的玷污。宗教的解釋權壟斷與文化傳統的厭女媾和，形塑成加之於女性流動權利的鐐銬。女性球迷的身影也在公共空間中被人為地抹去：本屆世界盃開始前，德黑蘭出現了一個為國家隊造勢的巨幅海報。其中是各行各業的伊朗人，卻唯獨沒有女性。
在電影《越位》中，伊朗名導賈法·帕納西（Jafar Panahi）講述了在伊朗與巴林的一場世界盃預選賽比賽中，幾名女性試圖進場看球的故事。在影片結尾，警察的大巴載著違規入場的女孩們離開球場，路上碰到歡慶比賽勝利的人群。警察與女孩們紛紛下車，加入狂歡的隊列。國家榮譽的虛幻焰火下，是女孩們的迷離與社會的失語。這部電影取材自導演女兒的經歷，亦是伊朗女性們的日常經驗。她們冒著被道德警察抓捕的風險，偷偷潛入或是用假鬍子扮作男性，只為能體會現場看球的喜悅。
這場勝利的背後，是國內足壇名宿與國際組織的施壓。國家隊隊長馬蘇德·舒賈埃（Masoud Shojaei）和伊朗歷史最佳射手阿里·代伊（Ali Daei）先後發聲，呼籲國家取消對女性觀眾的禁令。國際足聯主席詹尼·因凡蒂諾（Gianni Infantino）亦曾訪問德黑蘭，與伊朗總統哈桑·魯哈尼（Hassan Rouhani）洽談（儘管如此，國際足聯並未通過懲罰的手段向伊朗官方施壓，這也招致了不少批評）。
但最重要的力量，來自伊朗女性自己。她們成立的草根組織OpenStadiums，志在通過社交媒體的行動主義以及線下拉橫幅等抗爭行為的連結，吸引國際媒體與組織的關注，實現遊說伊朗政府取消球場禁令的最終目標。她們還會在各種國際大賽上打出呼籲讓女性進進球場的標語，增加草根行動的可見度。伊朗政府開放球場的背後，離不開OpenStadiums以及伊朗女性堅韌的抗爭。
只是，最終的勝利還遠未到來。在伊朗與西班牙比賽前的阿扎迪體育場，部分女性觀眾遭到了警衛的阻攔，直到內政部長法茲利（Abdolreza Rahmani Fazli）出面，球迷們才得以入場。更何況，在世界盃結束，國際社會關注降溫後，德黑蘭的球場解嚴令是否存續仍是一個問號。事實上，在伊朗國內的各個體育領域，女性依然被系統性地排除在體育場之外：從籃球到排球，伊朗女性至今也無法現場感受比賽的氛圍。
體育（特別是大型賽事）作為一種全球性的舞台，本身就為表達留下了廣闊的話語空間，無論是文化還是政治。「世界盃上的伊朗女性」不應只是一個關於宗教與世俗、壓迫與自由的二元符號，更是一個「政治脫敏」的寓言：在一個高度全球化，政治、商業、文化與制度力量難解難分的時代，體育中的政治表達能否成為實現社會正義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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