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獻給科學——黃鳴龍誕辰120周年

編者按：黃鳴龍（1898.7~1979.7），江蘇揚州人。有機化學家，中國甾族激素藥物工業奠基人。他在有機化學領域辛勤耕耘半個世紀，關於變質山道年相對構型成圈互變的發現，是近代有機化合物立體化學中的經典工作；改良的Kishner-Wolff還原法，簡稱「黃鳴龍還原法」，是以中國科學家命名的重要的有機化學反應的首例，已寫入多國有機化學教科書中，並於2002年入選《美國化學會志》（J. Am. Chem. Soc.）創刊125周年被引用最多的125篇論文之一。今天是黃鳴龍院士誕辰120周年紀念日，藉此文章紀念先生。

黃鳴龍1898年7月3日出生於江蘇揚州，父親是個晚清窮秀才，任鹽棧管事。母親出身書香門第，愛好讀書，助人為樂，在親友中享有賢名。

黃鳴龍自幼好學不倦。1915年考進浙江醫學專門學校（現浙江醫科大學），一面在診所擔任門診挂號員，一面攻讀藥科，立志為人類造福。1918年畢業後任上海同德醫專化學教員。1919年起，黃鳴龍先後赴瑞士蘇黎世大學、德國柏林大學求學。1924年獲博士學位後回國，任浙江醫學專門學校教授、主任，南京衛生署化學部主任。1934年再次赴德國、英國從事研究。

1940年回國後任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昆明）研究員。1945年應美國哈佛大學甾體化學家費希爾的邀請赴美從事研究工作。1952年回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化學系主任。1956年調任中國科學院有機化學研究所（現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歷任研究員、研究室主任、所學術委員會主任和名譽主任。

黃鳴龍曾三次出國，足跡遍及歐美。先後在德國維池堡大學、德國先靈藥廠研究院、英國密得塞斯醫院的醫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美國哈佛大學、美國默克藥廠等單位擔任教授和研究員。

青年黃鳴龍

三次回國、兩種心情。

20世紀20年代，已在德國獲得博士學位的他，滿懷科學救國的壯志，返回祖國，幫助二哥辦醫學雜誌，宣傳新醫新葯，在母校浙江醫藥專門學校藥科教課。可是，舊社會的現實使他感到痛心，社會秩序混亂，人民生活貧困。他被邀參加中央衛生實驗處的工作，這時候他發現市場上偽藥充斥，只謀私利的藥商對人民的健康毫不負責。治療瘧疾的金雞納霜（奎寧）片竟不含絲毫金雞納霜。目擊這種不正之風，他要求嚴格檢查藥物成份，由於有的官員本人就是奸商的同夥，他的建議未被採納。他深感無奈，1934年再去國外做研究工作。

1940~1943年，正值抗日戰爭時期，他離開倫敦生物研究院，再次奔回祖國，任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昆明）研究員。他看到幾乎所有的大學教授和研究員都是衣衫襤褸，有些教授為生活所迫，四處兼課，卻出不起租車錢。他在西南聯合大學兼課，生活同樣非常艱苦。他工作的研究所，非但化學藥品欠缺，連試劑質量都發生問題。為此他不得不第三次漂洋過海。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當時黃鳴龍正在美國，從不斷寄來的家書中，他呼吸到祖國的清新氣息並受到了鼓舞。他貪婪地閱讀來自祖國的畫報、雜誌。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了，一向埋頭科研、自詡「不問政治」的他，訂了兩種報紙，牆上還貼起了大幅地圖。他的小女兒回憶當時的情景說，「抗美援朝成了父親的特殊科研項目，也成了全家議論的主題。他常常站在地圖面前給家裡人講解戰局的發展。他常對我們說『一個人不能為科學而科學，應該為人民為祖國作出貢獻』」。他的言行給子女的教育和影響很深。

在垂暮之年迎來祖國的新生，黃鳴龍無限激動，他衝破美國政府的重重阻撓，趁應邀去德國講學和做研究工作之機，擺脫跟蹤，繞道歐洲輾轉回國。

1952年，黃鳴龍返回祖國。船抵香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己經派人在那兒等待。回到上海，他應邀擔任解放軍醫學科學院化學系主任，隨後又任職中國科學院有機化學研究所研究員。他在一封給海外友人的信中寫道：

我慶幸這次回到祖國獲得了新生，我覺得自己年輕多了。我以一個兒子對母親那樣的忠誠、熱情，竭盡我的努力……如果你也能和我一起在祖國的原野上一同耕耘多麼快樂！我尊敬的教授，回來吧！我舉起雙手迎接你的歸來！

在他的鼓勵下，當時一些醫學家、化學家先後從國外回來了。他的兒子、女兒完成學業以後，也相繼歸國，投入祖國建設中。

黃鳴龍一生為科學。他所從事或領導的科研工作，大都居於當時國際同類研究的先進行列，受到國內外同行的重視。國際最有權威的有機化學雜誌《四面體》曾聘請他為榮譽顧問編委，這個雜誌的兩位主編都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

新中國成立後，他把全部精力獻身給祖國的科學事業。他重視自己的專業和科研工作與實際需要的結合，他說：

「一方面，科學院應該做基礎性的科研工作，我們不應目光短淺，忽視暫時應用價值尚不顯著的學術性研究。但另一方面，對於國家急需的建設項目，我們應根據自己所長協助有關部門共同解決，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

1952年黃鳴龍回國後的工作目標，主要是發展有療效的甾體化合物的工業生產。當時，甾體激素藥物工業已在世界上興起，而我國卻是一項空白。為了創立我國甾體激素藥物工業，他帶領一部分青年科技人員，開展了甾體植物的資源調查和甾體激素的合成研究。

黃鳴龍在辦公室（1957年夏）

1958年，中國藥學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在黃鳴龍領導下，以國產薯蕷皂素為原料，合成「可的松」成功了。這項原來安排在第三個五年計劃的項日，提前數年得到實現。它不但填補了我國甾體工業的空白，而且使我國合成可的松的方法，跨進了世界先進行列。在合成可的松基礎上，許多重要的甾體激素如黃體酮、睾丸素、地塞米松等都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先後生產了。不久我國又合成了數種甾體激素藥物。為此，當時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王牌的可的松的價格不得不大幅下降。而我國的甾體激素藥物也從進口變成了出口。當「可的松」投產成功，人們向黃鳴龍祝賀時，他滿懷歡欣而又異常謙虛地說：

「我看到我們國家做出了可的松，非常地高興，我這顆螺絲釘終於發揮作用了。」

從此，我國的甾體激素藥物接連問世，藥廠也接連投產，不管是原料資源，還是合成路線，黃鳴龍總是竭盡全力，不辭辛勞，他經常奔波於實驗室和工廠之間。與此同時，黃嗚龍還親自開課，系統講授甾體化學，為祖國培養出一批甾體化學的專門人才。我國第一次甾體激素會議，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開的。因此，大家稱黃鳴龍是我國甾體激素藥物工業的奠基人，是我國甾體化學領域的開拓者。

黃鳴龍指導青年科研人員實驗

黃鳴龍為科研人員講解質譜新技術

1964年，身為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委員的黃鳴龍，以他突出的貢獻，當選為第三屆人大代表。會上，聽到周思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展示的「四化」宏圖，聽到周總理提出要重視計劃生育，防止人口過快增長，他立刻聯想到國外有關甾體激素可作避孕藥的報道，決心響應周總理的號召，為人民繼續發揮螺絲釘的作用。

一回到上海，他就把自己的設想提出來了。這是一個多學科的綜合性研究項目，需要組織全國範圍的大協作。國家科委非常重視這項有關國計民生的建議，為此，專門成立了計劃生育專業組，由黃鳴龍任副組長。黃鳴龍參考國外的文獻，結合我國實際情況，認真制訂出研究計劃。在有關單位配合下，這一科研工作細緻而踏實地開展了。

1964年，黃鳴龍領導研製的口服避孕藥甲地孕酮獲得成功，受到全世界關注。不到一年時間，幾種主要的甾體避孕藥物很快投入了生產，接著在全國推廣使用，受到了廣大群眾的歡迎。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由於他為祖國甾體藥物作出的突出貢獻，他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先進代表。1982年黃鳴龍等的「甾體激素的合成與甾體反應的研究」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1979年7月1日，黃鳴龍因病離開了人世。噩耗在報上發表後，海內外的同事、同行、學生紛紛發來唁電，同聲悼念這位世界科學界著名的化學家、藥學家。美國紐約《美洲華僑日報》還報道了他戰鬥的一生，對他為人類作出的卓越貢獻表示崇高的敬意。在半個世紀的科學生涯中，他始終忘我地戰鬥在科研第一線，值得人們永遠敬仰和懷念。

黃鳴龍生活照

來源：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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