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生死愛欲

原標題：福柯的生死愛欲

選自《福柯的生死愛欲》第一章

福柯於1984年6月25日去世，享年57歲。其時，他或許是天下最聞名的知識分子。他的書、文章和談話錄被譯成16種文字。社會批評家把他的工作奉為試金石。許許多多學術領域的學者們都在極力弄清他的經驗研究的意涵，都在深入思索他提出的那些抽象問題，如權力的範圍和知識的限度，如道德責任的起源和現代政府的基礎，如歷史探尋的特徵和個人身份的本質。十多年來，他那漂亮的光頭一直就是政治勇氣的標誌。那是一顆閃亮的北極星，它指引人們向一切窒息自由精神和壓抑「立異之權」的慣例制度進行抗爭。由於他敏於批判，矢志於揭露權力的濫用，敢於響應埃米爾·左拉（mile Zola）「我控訴！」這一昔日的戰鬥口號，福柯在他的崇拜者的心目中，已取代了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而成為理想知識分子的典型。

他死得很突然。6月初就已在他的巴黎公寓里一病不起了，可是人們卻盛傳他在復原。當時他正年富力強，處於才能的巔峰期。就在他逝世的前幾天，人們翹首以待的性史才剛剛又出了兩卷。

在法國，他被視為國寶。總理為他的死發布了悼念訃告。《世界報》（Le Monde）、《解放報》（Libération）和《費加羅報》（Le Figaro）均在頭版發布了他逝世的消息。《解放報》的周末版竟以十二版的篇幅出了一期特別副刊，詳細介紹了這位偉人的生平和著作。舉國上下的傳播媒介都洋溢著一片讚譽之聲。

在新聞周刊《新觀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上，編輯讓·達尼埃爾（Jean Daniel）對福柯發出這樣的讚歎：「他的才智寬廣無垠，擁有令人心悅誠服的力量，他的判斷之嚴謹，有時幾近苛酷。」著名古典學者保羅·韋納稱他的工作是「本世紀思想界最重大的事件」 。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這位可能是法國當時還活著的最傑出的歷史學家，也顫顫巍巍地向福柯的亡靈致敬，稱他為「他的時代最輝煌的思想家之一」 。褒獎之辭鋪天蓋地而來，讚美者中既有學者和藝術家，也有內閣部長和正在變成老人的毛主義者，還有工會領袖和刑滿釋放犯。不管是出於真心還是明顯的虛情假意，只需把這些讚譽之辭排列一下，就不難看出福柯在社會上擁有何等的影響了。

——

由訃告可知，福柯是因他在60年代發表的著作而開始成名的。他在《瘋癲與文明》（Folie et déraison）（1961年出版）中指出，人們對於精神錯亂的看法在1500年以後發生了令人矚目的變化：在中世紀，瘋子可以自由自在地逛來逛去並且受到尊重，可到了我們這個時代，他們卻被當做病人關進了瘋人院，一種「被誤導的慈善」大行其道。這表面上好像是對科學知識的一種開明的、人道的運用，可在福柯看來，實際上卻是社會管制的一種陰險狡詐的新形式。這個論點更廣的含義只是在數年之後才為公眾所看清，因為那時福柯這本書已被一個「反精神病學派」團體奉為經典。拉英（RDLaing）、戴維·庫珀（David Cooper）和托馬斯·薩斯（Thomas Szasz）都是這個團體的成員。但早在1961年，一些傑出的法國批評家和學者就對福柯大膽的論點、高質量的學術和優美的語言，表示過讚賞。他的名望開始在法國上升。而隨著1965年《瘋癲與文明》英文版的問世，他又開始蜚聲海外。

第二年，即1966年，福柯發表了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該書在法國引起轟動，成了一本令人瞠目的暢銷書。在這本書里，他對18世紀和19世紀經濟學、自然科學和語言學的發展作了大膽的比較研究。儘管常常不易讀懂，但全書新詞疊現，妙語連珠。而其中最有名的，還是該書的最後一句話，它斷然宣布「人」很快就會消失，「恰似一張埋沒在海邊沙礫里的面孔」。福柯用這句話，像一個世紀以前的尼采宣布上帝已死那樣，預告了「人」的死亡。正是這句話所引起的爭論，使福柯第一次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

但福柯的名望上升到頂峰，還有待於1968年5月事件發生之後。那一年全世界的學生都在造反，事後福柯便對政治產生了一種恆常的熱情。在他的後半生中，他例行公事般地評論時事、簽署請願書、參加遊行示威，每遇不平即拍案而起，為所有可憐的、無權的人——如法國的囚犯、阿爾及利亞移民、波蘭工聯分子、越南難民等仗義執言。與此同時，他登上了學術聲望的又一個新高峰：踏著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他自己的導師讓·伊波利特（Jean Hypolite）的後塵，他於1970年當選為法國最著名的學術研究機構——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的教授。

在後來的這些歲月里，福柯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大約就是他的那種「權力」概念。他公開承認尼采是他的榜樣和先驅。像尼采一樣，他所理解的權力，並非一定分量的物質力，而毋寧是某種在每個活的機體每個人類社會中流動的能量流。這種能量流的無定形的流動受著許多條條框框的扼制，這些條條框框，除了一些不同類型的政治、社會和軍事組織之外，還包括各種各樣的行為方式、內省習慣和知識體系。

他的《規訓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於1975年在法國出版。這或許是他影響最大的一本著作了。在這本書里，他運用上述權力概念闡述了現代監獄的興起。雖然他像通常一樣使用了豐富的歷史資料，但他那別出心裁、狂放不羈的論點又一次震動了人們。在監獄制度中注入「更多的善意、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的做法，實際上是個圈套：正因為它成功地柔化了體罰的外觀，使其變得不再那麼嚴酷，現代監獄才集中體現了一種謙和的、基本上無痛苦的強制，而這一般說來正是現代世界典型的強制形式。福柯抨擊說，從學校到各行業，從軍隊到監獄，我們社會的主要慣例體製表現出邪惡的效能，極力對個人施以監控，「消除他們的危險狀態」，通過反覆灌輸訓誡條例來改變他們的行為，結果將不可避免地造就一些毫無創造能力的「馴順的團體」和聽話的人群。

儘管福柯只是在這本書里才第一次明確地談到權力的問題，但這一問題始終都是他關注的焦點之一。他的全部著作，從《瘋癲與文明》開始，都圍繞著同一個軸心，即一套雜亂紛呈的關係。人們正是在這些關係中行使著權力——有時經過認真思考，但常常是肆意為之。經常在他的書里出入的人物們演出著一場象徵無休止統治的寓意劇——從絞刑吏拷打兇犯，直到醫生禁閉狂人。

社會難道真的能夠擺脫權力的魔爪而獲得解放嗎？所有社會主義者——從馬克思到薩特——都做過這種解放之夢。然而，如果認真讀讀福柯那部無所不包（而且還未寫完）的性史，我們就會發現此夢簡直無從實現。在本書引起爭議的第一卷（1976年出版）中，福柯駁斥了那種認為現代文化是性壓抑文化的流行觀點，但他提出的新觀點卻更加令人不安：行使權力的快感被逐出「馴順團體」之後，不可避免地會以改頭換面的形式在性幻覺中重現，爆發為「權力和快感的永恆螺旋運動」，促使新的性反常行為瘋狂增長；這些性反常行為具有多種表現形態，有的有益，有的有害。

難怪福柯把死亡看作一個人可以得到的惟一的特赦形式。他在1963年用一種典型的格言式自白宣稱：是的，死於「性病」，無非是在從事「耶穌受難式的活動」。那是賦予一種怪異得令人作嘔的生活「一副不可變換的面孔」。福柯還套用人們在讚美十字架上的耶穌時使用的語式，稱讚為自己的色情活動而殉身的人所顯示的，不是天國上帝永恆的榮耀，而是「人的抒情詩般的內核，他的隱形的真實，他的可見的奧秘」。

這位哲學家，就像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小說中某個虛構人物一樣，或許也會這樣預先評論過他自己的死可能包含的意義。這就足以說明，為什麼福柯每一部作品都那樣驚世駭俗。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