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我父親在廣東有七分功三分過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原載《黨史博覽》2010年第6期
作者｜劉立軍
原題《實事求是話陶鑄》
陶鑄
陶鑄是中共歷史上一位傳奇式的人物。從軍隊到地方，從地方到中央，就對其評價而言，有人說他像頭牛，兢兢業業，任勞任怨；有人說他是坦克車，橫衝直撞……
陶鑄1908年出生於湖南祁陽，一生南征北戰。從一個懵懂少年投考黃埔軍校開始，陶鑄的一生就與廣東結下了不解之緣。1951年後，陶鑄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代理第一書記、華南軍區第二政委，同時兼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任廣東省省長兼中共廣東省委書記，1957年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1965年陶鑄調到中央，任國務院副總理，但仍兼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他的中南局第一書記一職直到1966年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才卸任。
從1951年到1966年，陶鑄在粵15載，生命中1/4的時間在嶺南度過，廣東是陶鑄名副其實的第二故鄉。陶鑄把全部的熱情和才幹，奉獻給了廣東。他像一頭任勞任怨的拓荒牛，在嶺南大地上深耕細作，為日後廣東佔得改革開放先機奠定了基礎。
陶鑄說廣東不僅能辦工廠，而且還要積極做好工業大發展的準備工作
傳統上，粵人重通商貿易，對實業缺乏足夠的熱情。雖然廣東臨海，華僑眾多，但解放前的廣東基本上沒什麼有影響的大工業。解放後，廣東的工業建設迎來了春天，而陶鑄就是廣東工業建設的奠基人和帶路人。大規模經濟建設展開以後，廣東也像兄弟省份一樣躊躇滿志。廣州是省會，工業基礎相對較好，因此廣東工業建設的重心理所當然地放在了廣州，廣州全市上下也對工業化充滿了期待。廣州召開黨代會討論自己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滿懷信心地提出了「將廣州建設成為華南工業基地」的口號。
但新中國成立初期盛行一種觀點，認為廣東像浙江、福建一樣地處前沿，為了戰備需要，沿海地區不能搞工業，不適宜搞工廠。廣東又毗鄰港澳，敵我鬥爭形勢非常複雜。台灣國民黨的飛機經常侵擾廣州，對廣州實施轟炸。因而有些人認為，廣東只能按現有條件搞些手工業，沒必要搞工業。而且當時國家的重點建設地區是東北、江蘇、北京、上海、山東等地，廣東沒有被列入工業重點發展區域。在內地一些中等城市也被作為工業中心發展得到優先考慮時，廣州因為是「國防前線的沿海城市」被排除在外。
陶鑄支持國家的總體工業布局，但他同時認為世界局勢正在走向緩和，戰爭不可能馬上打起來，而且在原子能時代，前後方的劃分已經變得非常模糊。因此，沿海也應當抓緊時間加速工業建設。他認為廣東人口眾多，不搞工業是很難發展起來的。廣東的發展需要工業，而且廣東也具備發展工業的許多有利條件。為此，陶鑄多次進京闡明他的觀點，並呼籲中央支持廣東進行工業建設。他的努力最終體現在中央的文件和中央領導講話中。
在陶鑄的爭取下，中央開始重新考慮在廣東發展工業。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毛澤東指出，要注意發展沿海工業，並把廣東作為發展沿海經濟的重中之重。在工業發展方向上，毛澤東認為要「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特別是輕工業」。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說：「從現有材料來看，輕工業工廠的建設和積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產以後，4年內，除了收回本廠的投資以外，還可以賺回三個廠，兩個廠，一個廠，至少半個廠。這樣好的事情為什麼不做？認為原子彈已經在我們頭上，幾分鐘就要掉下來，這種形勢估計是不合乎事實的，由此而對沿海工業採取消極態度是不對的。」這個報告被認為是吸收了陶鑄等人的意見，在某種程度上對之前工業發展布局作了修正。
在1956年4月召開的中共廣東省第一次工業會議上，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明確指出，廣東不僅能辦工廠，而且還要積極做好工業大發展的準備工作。對於工業發展方向，陶鑄的意見是要以輕工業為主，但又要有一定的重工業和交通運輸業。陶鑄把廣州原有的小型紡織加工廠，擴建成3個大的紡織廠。他給中央寫報告，請求在廣州建立造紙廠。同時，他還主持擴建了廣州重型機器廠，新建了廣州鋼鐵廠等一批重工業。在陶鑄的努力下，廣州的鋼鐵、造船、機械製造、化工、輕工等項目從無到有，從弱到強，逐步發展起來。
廣東省在國家「一五」期間唯一的重點項目——茂名煉油廠，傾注了陶鑄的大量心血。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還特別提到：「現在我們準備在廣東的茂名（那裡有油頁岩）搞人造石油，那也是重工業。」不久，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又提了一次。時隔三天（4月28日），周恩來批示：「經中央同意，在茂名建設規模為年產100萬噸原油的油頁岩煉油廠。」一直盼望能在廣東發展工業乃至重工業的陶鑄為此歡欣鼓舞。這個開發油頁岩的基地，最初的規劃只是一個人口只有6萬人左右的工業鎮，命名為茂名工礦區。1956年4月中央批准在茂名建設年產100萬噸原油的油頁岩煉油廠後，全國各地抽調過來的建設者馬上雲集茂名，一個鎮的規劃已經無法適應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了。於是，在這一年的8月，時任廣東省省長的陶鑄親自拍板，同意了廣東省建築設計院編製的將茂名確定為石油工業城市的規劃方案。升格後的茂名走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1960年，年產250萬噸油頁岩的礦山建成投產；1961年5月，茂名油廠第一套裝置方型氣燃爐投產，這標誌著茂名加工頁岩油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如今，茂名已經成為全國最大的煉油化工生產基地。
在全民「工業崇拜」中，陶鑄堅決把廣東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
解放前，廣東雖然是農業大省，但糧食卻不能自給，農民生活極度困難，許多人被迫漂洋過海外出討生活。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到處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中國的落後主要是工業的不發達，因此新中國成立後，全國上下都強烈要求發展工業。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工業為重點的空氣很濃。在全民「工業崇拜」中，陶鑄堅持從廣東實際出發，堅決把全省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
難能可貴的是，在中共中央還沒有提出「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方針時，陶鑄就要求廣東全力以赴把農業生產搞好，抓緊時機加速工業建設。陶鑄在各種會議上一再號召各級幹部統一思想，堅決抓好農業。在這一正確認識的指導下，加之實踐中持續地投入和重視，廣東農業得到迅速發展。到「文革」發動前，全省糧食不僅可以自給自足，而且每年還可以調給國家商品糧10億多斤。廣東的農業生產打了個漂亮的翻身仗。
尤其難得的是，陶鑄不是單純關心糧食生產，而是全方位地重視整個農業生產。經過調查研究，陶鑄認為僅僅重視糧食作物生產是不夠的。他還提倡充分利用廣東獨特的地理、氣候條件，大量發展經濟作物，把副業和經濟作物生產搞好，並幫助社員進行家庭副業生產，種好自留地，改善農民生活。
1953年，全國興起了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中共華南分局和廣東省政府在陶鑄的主持下，從廣東剛剛完成大規模的土改運動的實際出發，強調保護私有制，採取各種措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針對有些地區出現農民退社的現象，陶鑄並不是簡單地阻止。他認為要提高合作社的吸引力，就要做好分配工作，保證絕大部分的社員能增加收入。為此，廣東省委推行定額管理和「大包工」（包工、包成本、包產量）管理，並使之成為全省農業社基本的管理制度。至1957年4月初，全省已有80%以上的農業社制訂了「三包」方案，超過60%的社已把方案貫徹到田間生產隊，社和隊已簽訂了合同，中山、順德等地還出現了「三包到戶」。廣東因而成為全國較早提出生產責任制並出現包產到戶的省份。這些思想和實踐在當時多少有些不合時宜，甚至要冒一定的政治風險，但陶鑄認準的事情就敢於去實踐。
毛澤東說：「陶鑄呀，你是不是又要作檢討？你檢討得已經夠多了呀！不要再檢討了。」
陶鑄性格直爽，跟彭德懷一樣是黨內有名的「大炮」。這門「大炮」敢說敢當，敢作敢為。「大躍進」時期，各地爭放糧食高產「衛星」，一時「捷報」頻傳。廣東連縣星子鄉北庄也不甘人後，放了一顆畝產30218公斤的特大「衛星」。有段時間，陶鑄也頭腦發熱。在廣州中山紀念堂召開的一次全省幹部大會上，陶鑄提出：「放開肚皮吃三頓乾飯，不要錢！」
報上來的糧食產量很高，但收上來的糧食卻不多。1959年1月27日，廣東省委書記處報告說：雷南縣1958年晚稻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為此，全縣召開了一系列幹部會議，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達7000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陶鑄負責的廣東省委肯定了這個報告，表示：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才能保證完成糧食外調的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
陶鑄帶隊到「千斤縣」東莞開展反「瞞產」運動。在反「瞞產」大會上，幹部們說東莞確實豐收了，所謂沒糧食是假象。只有袁溥之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反「瞞產」反不出糧食。袁溥之曾經作為中共代表出席過國民黨二大，蹲過國民黨的監獄，是一位敢講真話的老黨員。陶鑄當場批評袁溥之右傾。但經過與農民實際接觸後，工作組發現農民並沒有多少糧食。很快，由於農業減產，人們吃不飽飯，開始出現浮腫。陶鑄發現問題後，感到很內疚。
1959年三四月間，廣東省委召開專門會議，檢討前一時期的反「瞞產」工作。陶鑄代表廣東省委向中央報告，不切實際地反「瞞產」，使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的關係相當緊張，再反下去，會使矛盾更加尖銳，後果不堪設想。他提出必須向農民讓步，停止反「瞞產」。中央非常重視廣東省委的報告，並轉發各省，號召全黨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
在深刻的教訓面前，陶鑄非常愧疚。在1959年的汕頭會議上，陶鑄公開檢討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並把檢討寫成《總路線與工作方法》的文章在報紙上公開發表。陶鑄還特意找到袁溥之請罪：「袁大姐，在東莞反『瞞產』，我沒有聽取你的意見，還說你是不是右了一點。我錯了，請原諒。我向你道歉！」1959年秋，陶鑄在潮安縣群眾大會上說：「我到這裡來是向全縣人民作檢討的。我搞反『瞞產』，使群眾餓了肚子，幹部受了委屈。今後再也不能搞浮誇，要靠實事求是過日子。」
陶鑄是一個敢於正視錯誤和承認錯誤的人。此後，他在很多場合作了嚴肅的、痛切的反省：「造成三年自然災害的根本原因在哪裡？出了問題，不嚴肅認真檢查領導工作中的缺點，不從主觀上找原因，一味推客觀，這絕不是共產黨人的戰鬥風格。」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陶鑄帶頭進行公開的自我批評，毛澤東特意表揚了陶鑄。毛澤東說，在全國省委書記中，廣東是最早檢討的一個。陶鑄還一次又一次向中央作檢討。在中央政治局召開的一次會議上，陶鑄要求發言，毛澤東說：「陶鑄呀，你是不是又要作檢討？你檢討得已經夠多了呀！不要再檢討了。」
陶鑄是第一個站出來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
陶鑄是鄉村知識分子家庭出身，他不僅對農民充滿感情，對知識分子也非常尊敬。
20世紀60年代初，國民經濟極度困難，物資奇缺。陶鑄與有關部門擬定了一份2000人的特供名單，要求中共廣州市委對高級知識分子和歸僑、港澳同胞中上層知名人士實行分級特供。考慮到一些知識分子年老多病，陶鑄還批示從中再選出一二百人，對這些人實行保健制度，其診病、用藥、住院等方面享受廳局級幹部待遇。知名學者陳寅恪、姜立夫等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難，全部由省委負責解決。
1961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會議決定對幾年來受批判、受處分的黨員和幹部，進行實事求是的甄別平反，規定以後不在不脫產幹部和群眾中開展反右反「左」的鬥爭，也不許戴政治帽子。陶鑄從北京返粵後，立即雷厲風行地開展甄別工作，對運動中的過錯和失誤堅決進行糾正，以共產黨人的巨大勇氣主動承擔責任，賠禮道歉。
9月28日，陶鑄邀請廣東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到從化參加座談會。座談會上，陶鑄代表中南局誠懇地向受過錯誤批判的專家賠禮道歉。陶鑄充分意識到了知識和知識分子的作用，他說：「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數量相當多、質量相當高的專家是不可能的。」當時一些幹部不尊重知識分子，捉弄、嘲笑甚至故意刁難知識分子。為此，陶鑄多次引用「千金市骨」的典故啟發乾部。陶鑄說：我們共產黨人要有周公吐哺的胸懷，充分尊重和信任知識分子。
10月11日，陶鑄主持中南地區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在講話中，他第一次公開提出：「我們老是講人家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看要到此為止了。現在他們是國家的知識分子、民族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分子。因此，我建議今後在中南地區一般不要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名詞了，這個名詞傷感情。」這個講話，讓廣大知識分子放下了包袱，心情舒暢地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陶鑄是第一個站出來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需要極大的勇氣。
在主持廣東工作期間，陶鑄與中山大學教授陳寅恪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陳寅恪是知名學者，在海內外享有盛譽。但陳寅恪謹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歷來特立獨行，清高孤傲。解放後，陳寅恪謝絕了全國政協讓他當政協委員的邀請；郭沫若要他擔任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二所所長，他也辭謝未就。當時，很多人對這位書卷氣十足的學者「不識抬舉」的做法頗有微詞，幾次政治運動，都有人磨刀霍霍，鋒芒指向他。但陶鑄對這位「既不跨海入台，亦不過嶺南一步」的學者卻格外理解、尊重和關心。
1956年，在廣東省高等院校教育工作會議上，陶鑄說：陳寅恪教授不去台灣，蔣介石要他去也不去，這本身就是愛國行動，應該叫愛國的知識分子。我看，他是我們的朋友。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由於陶鑄無微不至的關照，陳寅恪的生活沒有受到太大影響。陶鑄還經常去拜訪、看望陳寅恪，幫助協調解決其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難。有一次，陶鑄無意中聽說陳寅恪睡眠欠佳，便立即設法從香港買來進口安眠藥，給陳寅恪送去。陳寅恪晚年視力很差，陶鑄特意關照中山大學在陳寅恪住的院子里修一條白色通道，以免他迷失方向。1962年7月，年邁的陳寅恪意外骨折，從此只能長卧床上。陶鑄特批三名護士一天24小時輪流在陳宅值班，護理、照顧其生活。陶鑄無微不至的關懷，最終感動了這位倔強、正直的老教授。他主動找中山大學黨委負責人說：請你們告訴北京，全國政協委員本人同意接受。
陶鑄不僅關心知識分子，還非常重視嶺南的文教工作。他是新中國華僑高等教育事業的開拓者之一。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經濟困難時期，許多安排好的建設項目被壓縮。在院校和專業調整中，一些高等院校或撤併或搬遷。暨南大學原創辦於南京，歷經多次遷徙，後來又與復旦大學、上海交大合併。在1957年5月廣東省政協第一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有不少歸國華僑政協委員建議籌辦一所新型的華僑大學。這一建議得到了陶鑄的大力支持。
1958年，有關部門決定在廣州重建暨南大學，陶鑄親自主持了學校的籌建工作，併兼任校長。儘管身兼數職，公務繁忙，但陶鑄仍從多方面關心學校的發展。在陶鑄的領導下，重建後的暨南大學各方面工作逐漸步入正軌。到1960年，暨南大學已初步形成一所文理科兼備的綜合性大學。暨南大學成為新中國第一所由國家創辦的華僑學府，也是新中國第一所招收外國留學生的大學。陶鑄為新中國華僑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開創性貢獻，可以說「沒有陶鑄辦不成暨大」。
陶鑄在廣東被人非議最多的，一是土改，二是反地方主義
從1951年到1966年，陶鑄連續在廣東工作、生活了15年。他披肝瀝膽，埋頭耕耘，為廣東的發展作出了開創性貢獻。但實事求是地說，陶鑄主政廣東時期也曾犯過一些「左」的錯誤，在工作中釀成了一些冤假錯案，傷害了一些同志。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陶鑄與這些同志並無私人恩怨，而且有些被傷害的同志還是陶鑄的戰友、同事和朋友。這些冤假錯案的產生，一方面是在全局性「左」的大環境下，陶鑄的確難以做到獨善其身，再加上陶鑄歷來組織紀律觀念、原則性強，對黨無限忠誠，對一些即使明知有錯誤的指示，他也堅決執行。另一方面也跟陶鑄本人的工作作風、工作態度有關。陶鑄一向雷厲風行，嫉惡如仇，有時態度難免有些粗暴。
陶鑄的性格直爽，敢於據理力爭，尤不喜阿諛奉承。1932年4月，毛澤東率領紅一軍團攻克漳州，時任福州中心市委書記的陶鑄前去彙報工作。他直截了當向毛澤東提出希望紅一軍團支援兩個連的槍支。被拒絕後，陶鑄敢于堅持並據理力爭。面對這個20多歲血性青年的背影，毛澤東不無欣賞地說：「是頭牛!」陶鑄是黨內有名的「大炮」，有人評論其為人處事舉輕若重，言外之意就是說他少見多怪，不善變通。陶鑄生性耿直，有話就說，批評起人來態度嚴厲，不留面子，為此經常有人告他的狀。對前來告狀的幹部，毛澤東好言相勸：「陶鑄是我們黨內的一頭牛。牛有角，就是要拱人的。有什麼辦法呢？」在七千人大會上，在談到幾年來工作中的主要缺點和錯誤時，作為中南局第一書記的陶鑄講了幾句讓人咋舌的話。他非常嚴肅地說：中央、地方責任是三七開，這種說法就不能服人。他直言錯誤的責任主要在上邊，中央各部門負責人不在大會上作檢討，也應作書面檢討；中央書記處的檢討，是不深刻的。此話一出，全場頓時鴉雀無聲。這樣的「大炮」，陶鑄放過多次。
在廣東，陶鑄被人非議最多的，一是土改，二是反地方主義。廣東的土改運動，最初是由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任總指揮，副書記方方具體領導。葉劍英、方方從廣東的特點和實際出發，強調廣東在土改中要在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土地改革法》和中央有關方針政策的同時，保護華僑，保護工商業，團結愛國民主人士，以減少土改工作阻力。他們較為溫和，根據實際情況，決定在廣東土改時採取緩和政策。當時北方正在進行「暴風驟雨」式的土改，中央認為葉劍英主持下的華南分局搞的是「和平土改」，是右傾的表現，因而十分不滿。陶鑄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從廣西剿匪前線調到廣東，接替方方主持廣東土改的。為了改變「和平土改」，中央還從各地補派了1000名土改幹部指導廣東土改。
陶鑄奉中央命令，赴粵後首先整頓了土改隊伍。於是，一大批對地主不夠狠，或較為公正，或被認為歷史有問題的土改幹部受到迫害或處分，還有些人被開除公職。在陶鑄的領導下，廣東土改開始盛行一些「左」的做法，這使本來就已十分緊張的土改氣氛進一步加劇。新一輪土改從1952年春夏開始，激烈的運動和鬥爭，幾個月時間就造成了更大範圍的傷害。大批過去多少受到保護的華僑被打成地主、富農，許多人被剝奪了財產，造成大量逃亡和自殺現象。
陶鑄在廣東另外一個為人詬病較多的是反地方主義問題。廣東先後經歷了兩次反地方主義。在運動中，一大批幹部被當成地方主義分子被打倒被迫害，有的含冤而死。在反地方主義問題上，陶鑄的確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但把所有的過錯都算在陶鑄身上顯然也有失公允。作為地方領導人，陶鑄必須服從中央的統一安排，他領導的中南局必須聽命於中央。
陶鑄的女兒陶斯亮回憶起父親在廣東的表現時說：「當時政策非常『左』，他還極力想糾正過來。所以每一次都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每次運動來的時候，他不得不執行，但稍微有點放鬆，他馬上就轉向，馬上就改，比誰轉得都快。我覺得父親在廣東15年的工作應該是三七開——七分功，三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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