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有架私人飛機的白人同學為啥理解不了你的痛苦？
正午12點，我正在食堂與一同學敘舊。他是拉丁美裔美國人，上學期我倆上了一門課。我們從去年的藝術課，聊到他現在上的藝術課。
他一邊說著一邊拿叉子搗鼓著盤裡紋絲未動的飯菜，而邊聽邊吃的我，盤子已快見底。
接著，我了解到原來他是學CS的，因為被理論課虐太慘，不得已才選了藝術。正當我消化著這些訊息，他又從「CS太難」聊到了「上學很痛苦」。
「這裡的人活在bubble里，養尊處優慣了。」他的語氣讓我想起國內的憤青，「你知道他們有多浪費么？看看每天食堂倒掉的剩飯剩菜，看看圖書館印表機旁的廢紙，這是我在LA公立高中難以想像的。」
老實說，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不，我的意思是：我能聽得懂他的話，我也試著了解他的痛苦，可我理解不了他的憤怒。
你可以說我「不知人間疾苦」，但你總得先聽聽我的成長經歷吧。我家境在國內算個小中產，從小就讀私立學校，身邊同學非富即貴。
記得小學一年級參加朋友的生日派對，她家住湯臣高爾夫，五層樓帶花園的洋房。當她興高采烈地拉著我的手，帶我一樓一樓逛著自家KTV、日料室、撞球室，我那時還不懂什麼叫「階級分化」，只知道她家的洋房和我家的公寓畫風不太一樣。
後來上初中，到好朋友老家做客，開車路過杭州市中心，她爸坐在副駕駛指著一棟樓說：「我九零年賣了這棟樓賺了幾個億。」他又跟我聊起家裡眾多超跑和相同號碼的車牌，那時我已經麻木了。
我的高中更是如此，身邊富二代的生活不斷挑戰著我的想像力，以至於那時讀郭敬明的《小時代》都覺得裡面描寫的有錢人的生活很小兒科。
上大學後，我就讀了一個美國排名前五的文理學院。學校里的非裔學生，不是我在國內新聞常讀到的「溫飽線上掙扎的難民」，而是南非政客的孫子、迦納酋長的兒子或是高定設計師的女兒。
經濟課上的同學可能是美國某私募大佬的孩子；宿舍鄰居可能剛把她家香港的半山豪宅賣了搬到加州Beverly Hills，畢竟在這所學校里，四分之一的學生都來自全美收入前5%的家庭。
而現在，眼前這位美國小哥正跟我聲色俱厲地控訴「美國學生的鋪張浪費」，你大概能get到我的冷漠了吧。
其實，我不是沒有注意到他說的現象。事實上，從我進小學第一年，看到宿舍同學洗臉就像是「水不要錢似的」，就意識到：我和他們不一樣。
久而久之，我學著內化了這些消費習慣上的差異，因為在我還不太會表達自己想法的時候，我就已經被我的私立學校教了一課：要想融入這個環境，你就得先學著接受它。
雖然我表面上安撫著他的情緒，但我是不忍心將自己的成長經歷跟他傾訴的。如果他體驗過我小時候那些事兒，如果他知道身邊朝夕相處同學的家庭背景，估計得氣到七竅生煙、面目全非。
我才發現，原來我習以為常的小事，在他眼裡倒成了一種原罪。
鏡頭切換到我經濟課：我教授今年86歲了，之前在聯合國當個小領導，專門請全世界的經濟學家來紐約開圓桌會議，研究全球人口政策。
他「金盆洗手」後，被請到我們學校教書。因為我這節課是人口經濟的seminar，所以幾乎一半時間都是學生做presentation。
老教授每次上台介紹，走兩步就喘，好幾次我都想衝上去扶他一把。但他經常講黃段子，比如每周五親自開車去馬薩諸塞州找他的新婚妻子（原配十幾年前去世了），隨後露出意味深長的笑容。
這令我一改往日的同情，對他肅然起敬：嘿，本以為這老頭只是聰明，沒想到性生活也挺豐富。
有一天，他忽然讓我們寫篇書評，書是美國知名政治科學家Charles Murray的《Coming Apart》。咦，這不是那位一來咱們學校演講就被學生衝上台毆打的教授嘛？
Murray被打是因為他只研究白人經濟，學生覺得他種族歧視。這事兒鬧得挺大，被美國各路新聞都報道了。
為什麼教授讓我們去讀他的書？還要寫什麼書評？
於是我花一下午翻了翻這本書，了解個大概：Murray的觀點是「貧富差距已經不局限於種族了」，而是全美乃至全球的問題。
階級固化的原因具體有三方面：教育、超級郵政編碼（superzips）和婚姻。
首先是教育。21世紀的教育比上個世紀更重要，這是由勞動市場決定的：越來越多的高薪職業需要高精尖人才。我想起教授課上講的，以前上藤校競爭沒那麼激烈。他家以前沒錢、高中成績也一般，能進Dartmouth只因他家住的近。
但現在不同了，越來越多精英學校的學生來自美國中上階層家庭，這個學術氛圍孕育了高IQ的次文化圈，從而跟美國主流文化完全隔開來了。
其次是超級郵政編碼。過去幾十年，高收入人群紛紛搬入收入前1%-5%的富人區。這些住宅區的郵政編碼被Murray稱為「超級郵政編碼」，這比我國「學區房」的檔次還高。
他接著例舉了哈佛商學院、哈耶普本科和文理學院Wesleyan的畢業生人口構成，這些人都是那種高知高薪的精英，而且大多住富人區。這些富人區挨的還都挺近，導致有錢人一同抱團，對平民百姓的生活漠不關心。
但就好比川普女兒Ivanka 16歲最大的煩惱是「擔心上大學住進不是她老爸擁有的房產里」，你不能責怪你那些擁有私人飛機的白人同學理解不了你的痛苦，因為你的生活對ta而言就是天方夜譚，因為ta根本從未踏進過你的階層半步。
第三是婚姻。不僅中國人講究門當戶對，美國亦是如此。書中用國家數據組成了兩個虛擬的小區——F區和B區：底層人民住F區，這裡的人大多是藍領工人，學歷不超過高中；有錢人住B區，至少有大學文憑且從事高精尖行業。
Murray發現B區的人婚姻生活普遍比F區幸福穩定，F區離婚率、不婚率和未婚先孕的概率普遍要比B區高，而且教育程度與不婚先孕的幾率成反比。
換句話說，你學歷越高，你越有可能收穫穩定的婚姻和家庭，下一代也更容易成為人生贏家。而現如今越來越多中上階層的孩子湧入精英學校，窮人靠教育打破階層天花板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
雖然Murray擔心的是美國社會白人工薪階層收入水平降低、生活購買力下降，但他的文字卻讓我回想起過去二十多年光怪陸離的成長經歷——原來我從那所私立學校，到後來文理學院的所見所聞，正是當今社會階層日漸分化的縮影。只不過出生於中產階層的我，極為幸運地與這群極富人群生長於同一環境罷了。
我是那迷了路的偷窺者，在相互摺疊的世界夾縫中目睹了割裂異化的社會百態，而我擔心的是再過十幾年，不知道我的孩子能否打破階層的壁壘，是否能體會到我所經歷的這種教育紅利？
忽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緩過神來，是同我一起寫經濟論文的姑娘，她找我探討STATA的數據。她去年秋天就拿到了Morgan Stanley投行部的offer，過去三年里每學期上五門課，今年大四任性了一把，選了四門課玩玩。
「我春假要和家人去Palm Beach度假，你呢？」她沖我笑了笑，我瞄了眼她Facebook主頁上一家人的合照，頓時明白了：嗨，原來這姐們也來自富人區。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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