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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顧茅廬」到「六出祁山」,兼論諸葛亮千古智絕的人謀悲劇

原標題:從「三顧茅廬」到「六出祁山」,兼論諸葛亮千古智絕的人謀悲劇



在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既是智慧之神,更是人格之神。論才,他滿腹經綸、才華絕世,極盡「百家眾學之精、三韜五略之道、縱橫捭闔之奇」。言忠,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終其一生都致力於漢室光復大業。縱觀諸葛亮出山以來運籌帷幄、南征北伐的生命軌跡,集中體現了千百年來儒家聖哲「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格信念和「士為知己者死」的文化傳統。


魏晉時期的人便開始對諸葛亮推崇


諸葛孔明以「斡旋天地、補綴乾坤」之雄才大略,卻留下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千古絕唱,這不能不說是一場千古「智絕」的人謀悲劇。「或非天時,抑或人謀」,諸葛亮的人生悲劇,究其根源,在於「謀」與「時」的矛盾和悖離。


諸葛亮在揮灑「智謀」的過程中,實際上自始至終受到「天時的重重阻礙,「謀」與「時」、「謀」與「義、」「謀」與「忠」三個層次的矛盾衝突,貫穿了所有「智謀」實施的全過程。其中「時」是決定性因素,它規定著諸葛亮全部「人謀」活動的性質和方向。三個層面矛盾環環相扣、層層遞進,最終造就了千古「智絕」的「人謀」悲劇。理解這個過程,需抓住這樣三個關鍵節點:

一、三顧茅廬:「謀」與「時」矛盾對抗的初始回合,儒家道義戰勝了智慧判斷


孔子曰:「士志於道」,孟子曰:「士尚道」,近世學者錢穆先生認為:「中國之士則自有統,即所謂道統。此誠中國民族生命文化傳統之獨有特色,為其他民族之所無。」自春秋以來,「學成文武藝,貨於帝王家」,歷來就是賢德謀士的不二選擇。


諸葛亮原是士族出身,父諸葛珪曾任泰山郡丞。其早年父母雙亡,13歲隨叔父諸葛玄南下,17歲輾轉來到襄陽,隱居在隆中,一隱就是十年。諸葛亮「常自比管仲、樂毅」,好為《梁父吟》,徐庶說他是「絕代奇才」,司馬徽說他「可比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崔州平說他有「斡旋天地、補綴乾坤」之才。但隱居隆中的諸葛亮,整日流連於高崗流水、茂林修竹,熱衷於琴棋詩書、拜師交友,一派閑雲野鶴、仙風道骨之象,絲毫沒有出山的意願。


當諸葛亮得知徐庶將自己推薦給劉備時,作色而言曰:「汝以我為享祭之犧牲乎?」遂拂袖而入。其師司馬徽認為:「卧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崔州平也說:「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為,徒費心力耳。」由此可見,諸葛亮不願出山的真正原因是「天時」不利!他清醒地洞察到,漢朝滅亡是「數之所在,理不得奪也」,值此「由治入亂」之時,各路諸侯「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多少英雄豪傑折戟沉沙、命喪黃泉,成為封建道統「享祭之犧牲」。


此時的「劉皇叔」苟延殘喘於曹、袁、孫、劉等幾大集團夾縫之間,居無定所,四處漂泊,「惶惶如喪家之犬」,距離帝王之業尚遙遙無期。諸葛亮深知人力與天意相對抗的結局,一旦選擇出山極有可能成為道德祭壇上的犧牲品。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對智者而言,「能用其道,則出身行道。不能用其道,則藏道於身,寧退不仕」(錢穆語)。

可見,「三顧」的背後,既有對劉備的試探因素,但更多是內心猶豫不決的表現。「三顧茅廬」成為千古佳話,人們只稱頌劉備的求賢若渴、禮賢下士,卻忽視了諸葛亮內心的痛苦抉擇。可以說,「三顧」集中表現了「出」或「隱」的艱難抉擇,使「智謀」與「天時」的矛盾對抗達到第一個高潮。


最終,儒家的仁愛忠義之心和入世情懷,讓諸葛亮猶豫再三後答應出山。伴隨孔明出山,「人謀」與「天時」這對矛盾暫時告一段落。但矛盾本身並未消除,繼續以新的時空形式表現出來,並且在事實上規定和限制著諸葛亮出山後幾乎所有「智謀」活動的方向,即按照隆中對策,用盡全部心力和智慧,克服重重的艱難困苦,勉力支撐相對弱勢的劉備集團並使其儘可能得到發展。


「順天者逸,逆天者勞」,諸葛亮以過人「智謀」與「天數」相抗衡,一方面讓自己的智慧有了揮灑的舞台,一方面又把自己置身於「謀」與「時」之間難解難分的矛盾對抗中。正如希臘神話中的西緒弗斯,不停往山上搬石頭又不斷地滾下,直至精疲力竭。諸葛亮「雖得其主,不得其時」的悲劇性,讓人為之感嘆,為之動容。



二、劉備伐吳:「謀」與「時」矛盾對抗的關鍵回合,智慧判斷再度讓位於兄弟「義氣」

諸葛亮在隆中制定了「先據荊州為家,後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的戰略方針。但是隆中對策變成現實的前提條件是,一方面劉備集團不能在戰略上犯錯,猶如走鋼絲每一步都不能出錯,另一方面還要耐心等待對方出「昏招」,並充分地加以利用。但是,劉備集團的核心是劉關張,這是一個靠兄弟「義氣」起家的「小圈子」。


一般而言,「義」是「忠」得以實現的道德基礎,二者在本質上應是有機的、統一的。但「義」是建立在人格道義基礎之上的平等人際關係,而「忠」是建立在封建等級秩序之上的主僕關係,二者在價值判斷上有時會產生背離,甚至相互排斥、難以兼容。在劉備集團中,劉關張兄弟之「義」具有超越一切的地位,在事實上又先於「忠」,這與封建統治階層倡導的「忠在義先」是相背離的。


「玄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可以說是言聽計從,在劉備的約束下,關、張二人也能以丞相之禮相待,能夠配合其智謀活動,這一階段,諸葛亮的「智慧」並未遭遇到劉關張「義氣」的硬核部分,從而他的智慧得以充分施展,劉備集團軍事上節節勝利。然而成都稱帝、分封群臣後,原先的兄弟「義氣」逐漸演變成「驕氣」、「霸氣」、「戾氣」,與「光復漢室」的大戰略開始格格不入,成為諸葛亮施展智慧繞不過去的巨大障礙。


先是關羽藐視諸葛亮「聯吳抗曹」的戰略方針,剛愎自用、驕傲輕敵,大意失了荊州;後是張飛整日借酒澆愁,暴怒之下鞭撻范疆域、張達,終招至殺身之禍,成為壓垮劉備的「最後一根稻草」。

更為嚴重的是,被仇恨沖昏頭腦的劉備聽不進任何勸諫,欲舉全國之兵御駕親征,使「義氣」與「智慧」的矛盾衝突達到白熱化,諸葛亮陷入了兩難窘境,一方面為兄弟報仇雪恥是「大義之舉」,恰恰體現出劉備仁義之君的道義形象,作為同樣仁愛忠義的諸葛亮,怎麼能忍心冒死相諫,有什麼理由阻止明主的忠義之舉呢?另一方面,如果勸阻劉備無效,多年苦心經營的「東聯孫權,北拒曹操」的戰略將付之東流,「光復漢室」將更遙遙無期。


伴隨「朕意已決,無得再諫」的敕令,「義」與「智」的矛盾已無法調和,諸葛亮只能仰天長嘆:「若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也!」伐吳這一昏招,使蜀漢元氣大傷,諸葛亮十幾年苦心經營蕩然無存,「智慧」再度讓位於「忠義」。


無論怎樣,諸葛亮已盡人臣之力,以他的智慧,本可效仿陳平另投明主,或仿效范蠡退隱山林。然而在「道義」和「智慧」的矛盾糾結中,諸葛亮毅然決然選擇了「忠義」,捨棄了「智慧」,義無反顧地扛起了「光復漢室」的道德大旗,在政治理想一次次幻滅之後,依然繼續著自己夸父逐日式的無望努力。



三、六出祁山:「謀」與「時」矛盾對抗的高潮階段,智慧形象逐漸被忠義形象取代


白帝城託孤時,劉備叮囑諸葛亮:「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如果說「三顧」尚是感激知遇之恩,「託孤之重」則徹底將諸葛亮牢牢綁在了忠義的道德繩索上,唯有「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在「忠義」與「智慧」的矛盾衝突中,諸葛亮已無任何迴旋空間。從「安居平五路」到「七擒孟獲」,諸葛亮「夙夜未嘗有怠」,苦心孤詣地支撐著危局,忠心耿耿輔佐著「扶不起的阿斗」。在「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的忠義驅使下,北伐中原已逐漸成為純粹道德意義的政治圖騰。而對於戰爭的結果,諸葛亮沒有任何把握。當譙周夜觀天象,見「北方旺氣正盛,星曜倍明」,反詰道:「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強為?」諸葛亮只能用「天道變易不常,豈可拘執?」這樣的話來加以搪塞。他已深察到「此誠危急存亡之秋」,深知「天數茫茫不可逃」,北伐中原凶多吉少、前途未卜,然而先帝遺志早已銘刻在心,至於個人生死榮辱早已置之度外了。


於是,在這場不計成敗利鈍的北伐路上,諸葛亮的智慧形象越來越黯淡、越來越模糊,道德形象卻越來越鮮明、越來越高大,北伐的軍事意義被道德光環所掩蓋。每逢北伐建功關鍵時刻,卻由於「失街亭」、李嚴「矯旨」、後主猜忌這些偶發的「小概率事件」,在戰場形勢在全面佔優的形勢下不得不全軍而退。當後主以「久不見丞相之面,心甚思慕」的理由將丞相從前線召回,諸葛亮本可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拒絕回朝,但他認為「我若不回,是欺主矣」,忍痛放棄千載難逢的建功良機,與「勒石燕然」、「封狼居胥」再度擦肩而過。


而當「不期天降大雨」,司馬懿父子從上方谷死裡逃生時,諸葛已意識到蜀漢「天數將盡」,不禁發出「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的悲嘆。當接應的「吳兵無功而退」,深知大勢已去的諸葛亮,終於在五丈原走完了自己悲壯的人生道路,臨死前還在長嘆:「再不能臨陣討敵矣!悠悠蒼天,曷此其極!」「只因先主叮嚀後,星落秋風五丈原」,諸葛亮「出師未捷身先死」,令後世痛惜不已。在「人謀」與「天時」的矛盾抗衡中,諸葛亮費盡心力終以失敗而告終。



劉備嘗謂諸葛亮:「君才十倍於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就謀略智慧而言,其最終指嚮應是「順天應人」,以求取個人事業的成功。以諸葛之蓋世功勛和雄韜大略,取後主劉禪而代之,「自為成都之王」,完成先帝劉備未竟之業,三國歷史恐將重寫。


然而諸葛亮終以智慧與天意相抗衡,上演了一幕以「人謀」「斡旋天地、補綴乾坤」的千古「智絕」的悲劇。「智慧」與「忠義」在諸葛亮身上的悖離,既是「興廢治亂」的時代大勢所造就,也是儒家倫理道德和完美人格的集中體現。諸葛亮作為智慧和忠義的化身,永遠存活在世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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