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傅坊鄉港下吳氏祠規看宗族在鄉土社會的作用
"族"，指父系單系親屬集團，即以一成年男姓為中心，按照父子相承的繼嗣原則上溯下延，這是宗族的主線。一個宗族通常表現為一個姓氏構成的居住聚村落。
祠規即祠堂的規範、規定、規則，也就是一個宗族所聚集的祠堂所制訂的規矩、規則。它要求族內的所有成員必須遵守，否則，就得受罰。
表面看來，祠規與宗族，好像不直接沾邊，但如果從內容思考，就可以發現，它們之間存在一定的關係。直接地說，祠規就是族規，只不過是把族規寫在祠堂上，或者族規以祠規的名義來呈現罷了。由此，我們就可以從祠規去考查某一個宗族在其所在的鄉土社會中的地位及作用。
本文擬以傅坊鄉港下為例，對這一社會現象進行一番闡述。
鄉土社會的特點
古代，港下也是一個典型的鄉土社會。那個時代，「山高皇帝遠」是它的特點。它距離縣城百里路遠，處於大山之中。朝廷的政令，很難在短時間內傳達到。再加上在那個時代，朝廷政權，只能到達縣一級。除了縣令由朝廷任命之外，縣級以下的官員，都不是由朝廷任命，都是一些地方勢力在進行統治。他們或是宗族勢力的頭頭，或是地方豪強……也就是說，在偏遠的鄉村，形成了一個國家權力的真空地帶。但是，身處於這個真空地帶的村民，卻仍然需要生活，需要良好的生產和生活秩序。就是說，需要一個權威、一個權力來幫助建立和維護秩序。
在港下，這個生產和生活秩序的建立者和維護者，就是宗族。其權力的擁有者就是族長。所以，那個時候，港下也和全國其他的鄉村一樣，實際上就是成了「族天下」。
宗族與祠規的關係
很顯然，在宗族與祠規之間，存在著一個中間環節——祠堂。
祠堂是宗族發展的必然結果。在中國古代的早期社會，祭祀祖先一般都是在家裡進行。一些有錢人或官員，他們建有家廟。一般百姓則在家裡簡單祭祀。發展到後來，尤其是到了明清時期，特別是在清朝，祠堂就開始多起來了。
祠堂的建立，一般是以「族」為單位。由族內成員或者有錢人共同修建。用來祭祀他們共同的祖先。
宗族的存在是祠堂誕生的基礎。沒有宗族，就沒有祠堂。也就是說祠堂是宗族發展到了一定階段的產物。
祠堂的第一功能就是祭祀。這是不容否定的。不存在祭祀這一行為，就不可能產生祠堂。因為祠堂就是為祭祀而建的。祠堂的其他功能，則是逐漸派生出來的。
祠堂作為族內人員祭祀祖先的地方，如果族比較大，人數比較多，就需要制定相應的規則，供族內所有人員共同遵守，以維護秩序，否則，就可能亂套。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有了祠堂，就必然會產生祠規。
宗族與祠規的關係就是，宗族是祠規產生的根源，祠規則加強與鞏固宗族的凝聚力。沒有宗族就沒有祠規，沒有祠規，宗族的凝聚力就難以鞏固與加強。
祠規，看起來只不過是些文字的條款，其背後則是觀念、是思想。所以，祠規折射出宗族的思想觀念，它不是空穴來風。
這樣看來，祠規的制定是有來由的。這個來由就是：加強宗族的權威與權力，維護與加強族內人員良好的生活秩序。而透過祠規，人們就可以發現其背後的宗族勢力所起的作用。
祠規所折射的宗族作用
港下以吳姓家族為主，在當地共有總、分祠堂三座。他們的祠規，發揮著除祭祀以外的以下幾方面的作用。
一是收族。收族，指的是以上下尊卑、親疏遠近之序團結族人。即在尊重長輩的前提下團結全族之人。
港下吳氏族譜中，祠規上有這樣的文字：「建祠以祀祖先」，意圖很明確，之所以建造祠堂，就是為了祭祀祖先。那麼，再進一步呢？祭祀祖先難道僅僅是為了祭祀？非也。祭祖的目的還是強調族人之間的血緣關係。
祠堂，是整個宗族的公共活動場所，凡是族內之大事，都在祠堂商議，在祠堂辦理。整個宗族之人在一起，這本身就能夠體現出一族人、一族親的情感，一種體驗。可以想想，如果沒有祠堂，整個宗族就缺乏大家面對面商議、面對面辦事的機會，家族就容易像一盤散沙，難以形成凝聚力。
「祭祀飲酒敢有極端滋事致口角者，合眾議罰。」這是祠規中的又一條款。祭祀本是宗族最大的一件事，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在一起吃飯飲酒，這當然也是族內的大事，不能生事，更不能發生口角。一旦發生此類事件，則是對祖先的大不敬，更容易造成族內的不團結，應該受罰。「合眾議罰」，就是大家商議著如何懲罰。不管將受到怎樣的懲罰，「罰」是不可避免的。
祠堂，在古代，是個神聖的地方，嚴肅的地方，團結族人的地方，所以，一切有違於此目的的行為、言語等，就是對祖先的大不敬，就是對宗族團結的破壞，就應該受到懲罰。
那個時候，很多村子，大都是一姓兩姓人的天下，族內之人的團結，就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生怕族人的不團結導致人心渙散，在遇到突發性事件時，大家不能夠齊心協力，容易受人欺負。團結，是宗族自衛的需要。
二是教化。祠堂是族人舉行活動的場所，也是進行教化的地方。
港下，是一個偏遠山區，那裡的村民，與其他地方的相差不大，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他們對社會生活中的價值觀念，除一部分讀書人外，只能從看戲和族人的教化中，潛移默化地接受。
一個祭祀的場所，肯定是講究序列的。不能亂了輩分。這是極為重要的事情。
港下吳姓宗族的祠規這樣規定：「清明、冬至拜祖，支下紳儒及七十以上耆老，登祠、登墳行禮，飲餕，冬至則入昭穆，主者亦與飲餕。」這是一個典型的序列規定。並不是所有族人都有資格參與祭拜祖先這樣的儀式的。紳與儒，是第一序列，首先擁有資格的人。紳，即紳士。在中國古代，紳士可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有著特殊的地位的人。他們非官卻近官，非民而近民，是高於平民的一個封建等級階層。有時候，也稱有身份、有地位者為「士紳」、「紳士」或「鄉紳」等。當然，有時，男士行為舉止得體，彬彬有禮，也稱為紳士。這裡的紳士和士紳說的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很顯然，紳是優先的。其次，則是儒。指的是讀書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把讀書人列為參與祭祀的資格行列，在那個時代，是一種傳統。可見在港下吳姓族人的心目中，讀書的地位該有多麼崇高。
古代，在人們的心目中，祭祀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左傳˙成公十三年》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說的雖然是先秦，是國家。但在老百姓的心理，祭祀則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正因為如此，才有魯迅先生在小說《祝福》中所描述的場景，當祥林嫂在打算擺放祭品時，四嬸的一句：「你放著罷，祥林嫂！」就是因為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祭祀是非常大的事情，所以，四嬸才不讓祥林嫂這個死了兩個丈夫的寡婦沾邊。祭祀的儀式需要慎重，不是什麼人都可以直接參与的。所以，祥林嫂那樣的人，就不能沾祭器。
有資格參與祭祀的第三種人，是七十歲以上的老人。「人生七十古來稀」。70歲，今天看來不是什麼稀奇的事，但在古代，人的平均年齡都不高的時候，70歲就是一個高門檻了。當然，或許港下那時候族人多，而祠堂又不大，才有如此規定吧。但不論如何，對參與祭祀的人員作出了規定，這就明白告訴了所有族人：祭祀是有先後序列的，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參與的。
再看一條祠規：「子孫有忠孝節烈潛德可嘉者，遇府縣修志時，必飭其家屬舉報，若果無力，祠上代之。」這是在向族人倡導一種價值觀，告訴族人什麼是值得稱道的德行。忠、孝、節、烈，這是儒家所一貫倡導的德行。港下吳姓先人，把這樣的德行加以表彰，是很有見地的。
中國古人講究「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希望自己的生命不朽。忠孝節烈，就是人的德行。把德行高的人的名字寫入縣誌，對一個普通百姓而言，那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那就是真正的不朽了。更為重要的是，要求家屬上報；如是有人無力上報，則以祠堂的名義上報。而祠堂的名義，其背後就是宗族的名義。真正的操作者還是宗族！
這樣的教化，其效果是無可置疑的。
如果說以德的不朽來激勵吳姓族人修德是屬於正面誘導的話，那麼，以下的規定，則是對不良的嚴懲苛責。「子孫有少凌長、強凌弱無尊卑大小者，准送祠上撲責，倘連犯不改，削譜不修」。「撲責」的意思就是拷打責罰，受皮肉之苦。這裡，表面指的是不尊重長輩、以大欺小者，但在日常的執行當中，應該包括所有不守規則的行為。
這一條雖然不是正面的倡導，只是反面的懲戒，但同樣是教化。如果說教化中必定有正面的倡導的話，同樣的道理，也應該有反面的苛責，否則，對一些目無尊長、無法無天的人，宗族就對其無可奈何了，難道能任其肆無忌憚的為所欲為了嗎？人的身上存在著劣根性、頑劣性，不進行苛責，就難以管教。用現代的話來說，就難以適應社會。當然，最為嚴重的懲罰就是不讓其名字寫入族譜。
上不了族譜，在今天看來，不是一件大事，對人並沒有多大影響。但在古代，則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一個人如果不能寫進家譜，則意味著不被承認是其家族中的一員。那個時代，就是人生中的一件特大事件。意味著沒有資格參與祭祀，沒有資格參與宗族的一切活動，甚至連死後都沒有資格進宗廟，就會成為孤魂野鬼。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缺乏歸屬感，心靈世界缺乏安頓之處。對一個活人來說，就是一件非常嚴重，又非常殘酷的事情。可以想像，在一個封閉的社會中，一個人如果不被族人承認，就成了整個村子裡的孤家寡人，成了另類。
這是一種警戒、一種恐嚇性質的責罰。面對宗族那強大的勢力，又有誰敢於與整個氏族對抗？最後還不都是乖乖舉手繳械？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教化並非都是溫馨，也存在著痛苦。
三是勵學。自古以來，港下文風強盛，講究詩書傳家，重視對後代的教育。
港下雖然是個偏遠山村，人口也不多。上個世紀80年代初，其總人口才455人，78戶人家。一個小村莊。可以想想，在幾百年前的時候，港下的人口數與戶口數，肯定不會超過這個數字。但是，港下人卻向世人交出了一份十分值得榮耀的答卷。在清代，據初步考證，有4人考取進士，2人考取了舉人，至於其他名目的進學名單，更是長長的一串名字！有的甚至是家族承襲似的。例如，吳應咸，不僅本人考取了嘉慶元年（1796）丙辰科趙文楷榜進士，其孫吳嘉賓也考取了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李承霖榜進士。吳嘉賓的弟弟吳嘉言，也是飽學之士，在被推薦參加的一次考試中，成績一等，可惜，24歲就離開了人世。還有父子同為舉人的，如吳泰志和吳光斗。
這種家族承襲似的考取，原因固然多多。但可以肯定的是，與這裡的家族勵學措施有一定關係。
在這方面，其激勵措施比較詳盡：
一、赴童子試錢八百文。二、入庠賀儀錢四千文，文武皆同。報錢四百文，賞封八十文，拜祖吹轎賞封一百二十文。三、納監賀儀錢四千文。四、恩拔副歲優五貢，賀儀錢六千文。五、科場賀儀一千文。六、鄉榜賀儀錢十二千文，報錢四百文。七、會試程儀錢二千文。八、舉人初次挑選程儀錢二十千文。九、進士賀儀錢十六千文。
以上祠規，有這麼幾個特點：
1、賀禮的多少直接與科考的級別有關。童子試才八百文，而進士的賀禮則是十六千文，相差20倍。
2、參加了科考就有賀禮。參加童子就可以拿到八百文，對一般人而言，就很不錯了，至少可以解決部分盤纏問題。
3、有意思的是，考取舉人的初次錄取，其所獲得的賀禮竟然超過了進士及第的十六千文。可能是因為在考取舉人之前，只是秀才身份，無官可當，缺乏固定收入，比較貧寒，所以在考取舉人時，就多一點賀禮，進行補償。而考取舉人之後，因為可以當官，有了固定收入，所以即便是考中了進士，賀禮也少一些。之所以規定是「初次」，也是有原因的。在清代，雖然按規定考取了舉人可以做官。但並非每個舉人都能如願當上官，遇上職位有限的時候，可能就會落空。朝廷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往往還會組織舉人們再考試，成績分等，然後根據成績授予不同的官職。所以，雖然考中舉人，因無官職，也無固定收入，但畢竟是舉人，所以，也就多給點賀禮，符合人之常情。
4、入庠也有賀禮。所謂的「入庠」，就是指儒生經考試取入府、州、縣學為生員。這是一項根本性質的激勵措施。因為要在科舉考試中榜上有名，接受基礎教育是最重要的，是根本。
還需要指出的是，清朝的進士錄取名額有限，在考試的難度上要遠遠超出宋代。據統計，順治朝每科約200人，康熙朝每科約100人，雍正朝每科120餘人，乾隆至同治每科25至110人。咸豐十年取中25人為最少，順治十八年錄取301人為最多。而宋代的錄取人數，則是清代的幾倍。有時，一榜就要錄取八、九百名。所以，清朝能夠考取進士、舉人的，都不簡單。而港下的進士舉人，全部誕生於清代。可見，港下人對讀書求取功名的激勵是多麼重要。
四是敬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這是中國人一向的傳統。向來，中國人都把老人當做寶。因此，自古以來，不論是城市還是鄉野，人們都把尊敬老人當做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在傅坊鄉港下，有這樣的一個人，名吳世峻，母親年老，手腳不靈便。他天天守在母親身邊，講些笑話或讀些傳奇小說讓母親高興。家裡極窮，生活都難以維持。他只好每天趁著母親睡著了的時候，偷偷跑到山上砍柴，柴賣了就買點米菜回來。母親去世後，守孝三年，不沾酒肉。清康熙《南豐縣誌》上有記載。
對於尊老，港下祠規上共有兩則記載。
一則為總祠堂規所載：
男壽至八十者，給八百文，至九十者給一千六百文，至百歲者，給八千文。
另一則為其中一分祠祠規所載：
八十壽賀儀八百文，每年清明頒胙二斤。九十壽賀儀錢四千文，不拘男婦，每年清明頒胙四斤。百歲壽賀儀十二千文，不拘男婦，每年清明頒胙十二斤。
兩個祠堂的規定，在數量上相差還是比較大的。僅看賀禮，九十歲與一百歲的這兩個歲數，賀禮相差較大。分祠則還加頒胙。「胙」指的是祭祀用的肉。「頒胙」指的是祀禮的名稱，是一種賞食祭肉的制度。具體說來，是指祭祀結束後，把祭品分給大家。港下的祠規中所指的「頒胙」，也就是在祭祀結束後，把祭品分發給年老者享用。在今天看來，兩斤，四斤，乃至十二斤肉，值不了幾個錢。但在古代，卻是隆重的禮節，極高的待遇。不到80歲以上，是享用不到的。
那個時代，整個社會都比較貧困，港下當然也不例外。但港下人能夠通過宗族的力量，把尊老的觀念變成了現實，而且還是以祠規的方式做了詳盡的規定，是難能可貴的。
特別需要提出的是，「頒胙」，這其實是一種禮節，一種儀式。在大庭廣眾之下進行，這本身就是一種教化，是對所有族人的一種教育、一種影響。從孝子吳世峻的現狀來看，他雖然孝敬，但由於生活的貧困，他母親並沒有得到多好的享受，也肯定很少能夠吃上肉。那是因為個人力量的渺小，而宗族的力量則不同，就可以既給錢又給肉，就更不用說有資格可以直接在祠堂上喝酒吃肉了。
在一個鄉土社會，宗族的作用遠遠不止這些，但限於篇幅和祠規這個特殊的視角，只能作這些闡釋。
宗族，作為一股民間力量，也是一種民間權威，民間權力。從港下吳姓族譜來看，他們還利用宗族的力量，平時進行團練，匪寇進犯時大家同仇敵愾，拿起武器，保衛家園。
當然，宗族的力量也是一把雙刃劍，可以用來維護與推動鄉土社會生活的向前，也可能成為一股保守的力量，用來對付新勢力的進入。
出品：南豐縣地方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