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挑戰與嬗變

從正一派第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到明末張顯庸、張應京，歷代正一天師皆襲封大真人，掌管天下道士。而道教首領世襲化和道教組織機構官僚化的結果，必然是在道教與明代統治集團之間結成了互相利用的穩固關係。

道教與明代統治集團之間結成了互相利用的穩固關係（資料圖）

這種非常功利的、世俗的聯盟雖然給雙方都帶來一定的利益，但卻使道教自身發生蛻變和腐化。除了「天師」之外，明代正一派里的其他顯赫人物要數邵元節、陶仲文，其受寵和貴盛遠遠超過各位天師以及一般大臣。

正一派除了龍虎宗這一主幹之外，還有上清、靈寶等其他旁系。上清派始創於東晉，著名道士有陶弘景，以茅山為中心，該派以存神服氣為主要修行方法，輔以誦經、修功德；不重符籙、齋醮和煉丹，並貶斥房中術。

靈寶派亦產生於東晉，著名道士有陸修靜，以閣皂山為中心，在存神、誦經、修功德以及輕丹鼎、貶房中等方面與上清派相似，而在重符籙科儀等方面則近於正一派。

上清派以茅山為中心（資料圖）

這二派在元代已歸入正一派，但在傳承上，有時還堅持自己的系統。但實際上，無論靈寶派還是上清派，在與正一派合流之後，既沒有大德高道出現，教義上也沒有什麼新發展。

全真派在明代的發展受到統治者的限制。道教全真派由王重陽於金朝初年在山東創立，主張三教合一，以《道德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和《孝經》為主要經典。早期以個人隱居潛修為主，不尚符籙，不事黃白之術。

全真派主張清靜無為乃修道之本，除情去欲，返樸存真，才能識心見性。王重陽死後，弟子馬珏、丘處機等分別在華北各地傳教，創遇仙、南無、隨山、龍門、嵛山、華山、清靜七脈，號稱「北七真」。

北七真（資料圖）

元初，丘處機受到元太祖禮遇，在各地大建宮觀，全真派進入全盛時期。丘處機死後，在「老子化胡」之爭中全真派失利。

明王朝從朱元璋起，出於對全真派修身養性「獨為自己而已」的看法和對全真派曾與元王室關係密切的警覺，對其採取不扶持不重用的政策，使之一直處於在野的地位，因而發展受到壓制。

傳統全真派多少保持了道教清靜無為、隱淪遁世的本來面目，且在傳教弘宗方面做出貢獻。

元末明初的何道全（1319—1399）多年隱棲終南山，著有《隨機應化錄》2卷，多言心性，兼涉內丹命術。混然子王道淵則撰有《道玄篇》、《還真集》、《升玄護命經注》、《青天歌注》等闡發內丹。

北京白雲觀戒壇，王常月祖師曾在此說戒（資料圖）

在全真派的北七真中，丘處機的「龍門宗」在元代先盛後衰，延至明代，第五代律師周玄朴後分為張靜定、沈靜園二支，活動的區域也逐漸向東南轉移。

張靜定傳戒法於王常月（1522—1680），是為龍門第七代律師，被後人視為中興龍門的主將。他在北京白雲觀六次開壇說戒，將全真派由重丹法清修轉向以嚴持戒律為主。

嘉靖年間，本為龍門第四代傳人的嶗山道士孫玄清（1517—1569），因在北京白雲觀祈雨有驗，詔賜「護國師左贊教主紫陽真人」，後自立門戶，稱嶗山派，屬龍門支脈。後來有陸西星（1520—1601）及其「東派」內丹（與清代李涵虛創立的西派內丹對應）應運而生。

嶗山道教應運而生（資料圖）

陸西星著有《方壺外史》，彙集所撰修鍊著作及道經注釋等15種，主張男女雙修方可成丹，被後世道士尊為「東派」之祖。

在明代全真派中，形成了所謂武當道。朱棣重視武當山原因有三，一是傳說武當山出現祥瑞彩雲，二是著名道士張三丰就隱居在武當山中，為取悅之而建宮觀，三是有人傳說被推翻的建文帝就隱居在武當山中。

朱棣修復武當山的工程歷時7年，役民工30餘萬人，建成八宮二觀及金殿、紫禁城等，非常壯觀。武當派的特點是崇祀「真武大帝」，即玄武（北方七星）。武當派以「真武大帝」為祖師，並將其列為雷部至尊天神。

武當派的特點是崇祀「真武大帝」（資料圖）

明代道教在世俗化的過程中，向下層演化出諸多民間宗教。朱元璋家族起自民間，故明代帝王信仰有著民間信仰的特點，不但皇宮內引入了民間信仰的神靈，對各種神祇的祭祀也十分重視。

元末起義軍最初多藉助於宗教組織的形式，朱元璋深諳此道，也深患此道。朱元璋明白，老百姓的宗教需要必須得到滿足，不讓他們信奉這種宗教，他們就會信奉另一種宗教。

最好是既要滿足平民百姓的宗教需要，又能避免宗教組織的潛藏隱患，而深知民間信仰根底的朱元璋自然會想到充分利用民間宗教缺乏組織性的特點。

民間信仰的崛起，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正統道教的力量（資料圖）

事實也證明，民間信仰的崛起，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正統道教的力量。明清之際道教衰微，與廣大民眾通過其他渠道滿足了宗教需要不無關係。

道教來自民間，在使原有的神靈體系化和精緻化而向上發展時，也不斷的將某些民間神祇納入自己的神系之中而向民間深入發展。在明代，隨著中小城鎮的興起，道教又與市民文化交融在一起。

那些祀奉民間俗神的道教廟宇雖然不如祀奉道教尊神的廟宇規模巨大，但它們分布極廣且為數眾多，他們祀奉山神、雷神、河神、海神、土地、城隍、媽祖、黃大仙，以及關帝、文昌、二郎神、龍王、藥王、蠶神、紫姑、瘟神、財神。

無論大小，它們定期或不定期的群眾性宗教崇拜活動，既對正統道教的發展帶來巨大挑戰，但也未嘗不是道教的一種新的嬗變。

未完待續······

（編輯：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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