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高級將領證實：所謂對日大捷大多是虛報

來源｜鳳凰網歷史

作者｜王奇生

原題《王奇生：研究抗戰應擠掉國軍官方戰報中的水分》

國軍高層日記中的抗戰：日軍撤退被報成勝仗

近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學界有關抗戰時期政治、外交乃至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可觀的推進，對抗戰時期國民黨正面戰場的評價日趨客觀公允。

相對而言，有關抗戰本身的軍事史研究略顯滯後，如對正面戰場的探討，還偏重於各次戰役敵我雙方攻守進退的過程描述，而對軍隊的組織形態、指揮運作、戰略戰術、作戰能力、教育訓練、官兵人事，武器裝備，後勤保障，士兵的招募與兵營生活，以及戰地和後方的黨政軍民關係等，深入系統的實證探討尚不多見。

史實方面，尚有一些基本的面相模糊不清。

資料方面，有些常見的、重要的史料亦未為學界充分利用。

最近接連閱讀了三部國軍高層人士的抗戰日記。

三人分別是軍令部長徐永昌，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陸軍第四十一師師長/第二十六軍軍長丁治磐。

三人的日記早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期即已公開出版，然而學界關注者似不多。

三人日記的共同特點是記事翔實、坦誠，不僅詳細記錄了自己的經歷、見聞和心得，還記錄了交往人群的言論與見解。

三部日記中，兩部是手稿影印本，字跡極其潦草難以辨認，顯示作者下筆時未曾顧及他者和後來人的閱讀。

因閱讀手稿本的「不快」，筆者在數年前雖多次檢視，但每次都未能耐心通覽。

此次下定決心才將其通讀完畢。

三人在抗戰時期的職務，分別代表了國軍最高作戰指揮部、最高軍法執行機構和戰爭前線的高級將領。

與其他「局外」史料不同的是，三部日記可視作國軍高層內部的自我審視與剖析，透露了不少外界不甚知悉或不大清晰的軍界內情與詳情。

本文是在讀完三部日記之後所作的一篇讀史札記，主要選取戰時國軍較具普遍性而尚未為學界關注或關注不夠的若干面相有所呈現，有所補充，並非一篇全面論述抗戰時期國軍特質的論文。

張發奎（1896—1980），又名逸斌，字向華

張發奎晚年回憶錄中，對抗日戰爭有過這樣一段總結性的表述：

我參加了三個重要戰役：淞滬會戰、武漢會戰、桂柳會戰。

可以說，在戰略上這三次會戰都是成功的，我們以空間換取了時間；但在戰術上，我們失敗了。

說句真話，我從未取得過一次勝利。可是我延宕了敵人的前進，還多次重創了敵軍。

在整個抗戰中，我們一直採取守勢。

在戰爭快結束時，我首次負責發動重大規模的攻勢，可惜攻勢剛開始，戰爭就結束了。

大多數海內外的同胞認為，我們以劣質裝備與粗淺訓練，英勇地與武器精良訓練一流的敵軍鏖戰了八年，最終取得了勝利。

然而從一個軍人觀點，我認為談不上英雄史詩，我們所作的一切只不過是以空間換取時間。

張發奎在回憶錄中提及戰爭與軍事的很多細節和細緻的方面，是其他史料中甚少見到的。

更難得的是，張的一些表述相當坦率，比如他坦承：

為了宣傳目的，敵人每撤退一次，我們便上報一次勝仗。中央對此十分了解，這些都是虛假的勝利」；所謂粵北大捷、收復南寧，其實都是日軍自動撤退。他雖然聲稱自己無法評論其他戰區的所謂大捷，但仍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謂長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謂粵北大捷相似。

敵軍志不在長沙，猶如它們志不在韶關，它們只不過是佯攻而已。

我的觀點是基於一個簡單的理由：我感覺敵人能攻佔任何他們想要的目標；倘若他們沒有佔領某地，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要。在整個抗戰期間我一貫思路都是這樣。

張發奎的說法，在徐永昌、何成濬、丁治磐的日記中得到了更具體、更細緻的印證。

虛報戰績、誇大宣傳，是各國對外作戰宣傳的慣用手段。抗戰時期，國軍各高級長官謊報戰功更屬常態。

如敵人攻佔某地後，有時無意長期佔據，會主動撤出。

每當遇此，前方將領均會以「大捷」向上申報和對外宣傳。

中央雖明知內情，也往往認可。

抗戰時期的很多「大捷」大體如此。

何成濬即指出：「自抗戰以來，各高級長官所極力宣傳之台兒庄勝利、湘北幾次大捷等等，無一不誇張，中央明知之，然不便予以揭穿，只好因時乘勢，推波助瀾，藉以振勵士氣，安慰人民，用心亦大苦矣。各國對外作戰情形，大略皆類此，不過中國之高級長官技術特為巧妙。」

作為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直接與聞軍事委員會的最高決策，自然洞悉各高級長官之虛報內情。

薛岳稱第三次長沙會戰斃傷日軍五萬餘遭同僚笑斥

與何成濬相比，軍令部長徐永昌對前線作戰情形更為瞭然。

他每天會將各地戰況和部隊的動態記錄於日記中。

如徐對於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伯陵）的謊報軍情和虛假宣傳，在日記中多有記載。

以1941年9月第二次長沙會戰為例，在戰局尚不明朗的情況下，薛岳即「運動」各方為其宣傳，「預祝勝利」。

徐擔心其「過甚宣傳」，因「我宣傳過甚，敵欲罷不能，徒增其對我努力」。

他讓人轉告薛岳：「等擊退敵再宣傳，何爭此一時」。薛岳不僅沒有中止，反而進一步「擴大宣傳」，「有不能抑制之勢」。

徐永昌日記載：

（第九）戰區方面竟逕向幾家報紙發表無理宣傳，（未經新聞檢查），謂斃敵三萬幾千，傷敵六、七萬，俘敵八千幾，致使招待記者席上某某外國記者詢問本會發言人，對湘北敵已無所用其追擊等等譏諷，頃，敵人亦名我紙上戰鬥勝利。

對第二次長沙會戰的敵我傷亡人數，徐永昌一直未能得到確切的數據。

如徐在10月14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今次湘北戰役，我用師三十一（軍十一），傷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二，亡八千七百八十二。……又據報，獲步槍一千一百三十四，輕、重機槍三十八，各種炮十四、戰車九，俘虜二百四十七（詳確否尚待詳報到部後再看）。薛伯陵對外記者及武官（日前由渝招待前往者）談話，發表湘北之役，敵遺屍四萬一千餘具云云，使本部戰訊發布組大為作難。又據報，長沙外藉傳教師語外記者及武官，敵人二十七日入長沙約兩萬人，留四日退去。又該訪察團對湘北戰頗感失望雲。

第九戰區在不同場合的宣傳口徑並不一致，如斃敵人數有「三萬幾千」和「四萬一千」之說，俘敵人數有「八千幾」與「二百四十七」之說。

徐永昌感覺無法確認這些數據的真實性，發布戰訊深感為難。

到10月25日，軍令部次長林蔚向徐永昌轉述從蔣介石那裡聽到的湘北真實情形：

一、湘北戰之序幕，敵人掃蕩大雪山時，戰區所報我軍如何轉出反包圍敵人等等，完全子虛，斯役我第四軍吃虧極大。二、敵人打過汩羅江以後，我軍已無有戰鬥力之軍師。三、所報俘獲敵人不到十個，槍許有幾枝，余可想矣。

徐永昌獲知這一情形，大為感慨：「由謊報一點看我國軍人無恥，可謂達於極點。」

然而，第三次長沙會戰時，薛岳故技重演。

而這次徐永昌似乎對薛岳所報戰績信而不疑。他在1942年2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

第九戰區報告，第三次長沙會戰，各部實報俘獲統計如下：中隊長以下一百三十九名，步騎槍一千一百三十八枝，輕機槍一百零二挺，重機槍十三挺，山炮十一門。我軍真正勝仗，第一次台兒庄，第二次崑崙關，第三次即為此次長沙會戰，其俘獲尤屬空前。

而何成濬日記中對第三次長沙會戰則有不同的描述：

（軍事委員會）會報時，主席宣布關於湘北三次會戰，第九戰區薛司令長官之報告雲，我軍傷亡官兵二萬九千餘，倭寇死傷五萬餘，在場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過於虛妄。各處作戰報告，本多有不確實處，然向無如此之人之甚者。

軍委會與會諸人之所以「均笑斥之」，是因為薛岳所報敵我傷亡人數及敵我傷亡比例實在「過於虛妄」。

據一般觀察，抗戰時期敵我之戰力，大致是「敵一師可抵我六師」（詳見下文），以這樣懸殊的戰力對比，顯然不大可能以我軍傷亡二萬九千餘的代價，取得斃傷敵軍五萬餘的輝煌戰績。

一般戰爭中，交戰雙方對於己方的傷亡數比較容易掌握，而對敵方的傷亡數則不易弄清。

而前線將領為了邀功，或交戰雙方為了宣傳，有意誇大斃傷和俘獲敵軍的數字亦屬常態，所以戰爭中雙方對外公布的傷亡數字往往出入甚大，一般都不可信。

日軍和中共軍隊一般會將內部報告和對外宣傳區別對待，內部報告較為真實，而國軍則內部報告亦不可靠。

正如何成濬所言，各戰區的作戰報告多不確實，只是薛岳做得「太過」而已。

據徐永昌描述，前方將領的報告，往往「情況稍急即萬分告急，稍緩又自誇能炫虛」；「情況稍好便聲張我軍如何如何有力，稍壞又自稱毫無力量」。

而張發奎的說法是：「軍一級單位喜歡誇大傷亡數字以顯示戰事有多麼慘烈，他們通常多報敵軍的損失，而失蹤人數往往申報為負傷。」這是國軍的傳統，早在1937年以前的內戰時期就是如此。

蔣介石估日軍傷亡放大十倍估己方傷亡縮小十倍

對於高級將領競相虛報戰績的現象，徐永昌不無感慨地說：「今時代實為一宣傳時代，出風頭時代。」

類似之語不止一次見諸其日記，並非徐隨意而發的一句感慨。

不僅前方高級指揮官「宣傳太過」，最高統帥蔣介石也很重視戰爭中的宣傳，會親自過問和布置某次戰役的宣傳事宜，甚至要求提前發布國軍戰勝戰報。

徐在日記中寫道：

蔣先生略於督責訓練，督責戰鬥，一意於宣傳工作，豈知作戰宣傳須名實相稱，否則事實稍遲即明，無異自暴其丑，非善後計也。敵人師出無名，苦於久戰，廣大散布，軍紀日壞，益以內外反戰風熾，所以戰鬥力日趨於下。然我一個上等師抵敵兩大隊，力量每感不足，則戰之宣傳份劑（引註：原文如此。「份劑」當為「分際」之誤）與應努力之點，亦既明示之矣。

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對於日軍方面公布的傷亡數字，常以10倍去估算，如1938年5月日本方面發布開戰以來日軍戰死59098人，蔣推斷其實際戰死者當在59萬人以上。

當1940年2月日方廣播聲稱在廣西擊斃國軍8000人的戰績，蔣則推斷國軍死亡「並不過千，損失必不甚大」。

蔣的這一折算比例（擴大10倍或縮小10倍）有何依據，是否意味著中國方面對外公布的傷亡人數，亦有這麼大的「水分」。

1943年7月駐英大使顧維鈞轉述，英國方面認為「我國抗戰公報多誇大不足信，尤以報告敵人傷亡數目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稱敵方傷亡三萬，超過不啻十餘倍云云。」

方面同樣對中國處理戰事新聞的「不實」頗多訾議，「一般印象似認中國統帥部對於戰情粉飾逾分，不願承認挫折，失敗更無論矣。……如此宣傳之結果，使華盛頓之軍火局認為無庸立即對華增加援助，因中國軍隊能自擊敗日本。……故中國每日誇張勝利，對於美國人民僅能產生恰然相反之效果。」

宋子文、顧維鈞等據此認為「宣傳過甚往往得到相反之作用」。

徐永昌更是一向反對「過度宣傳」，以為「架空或不盡實在之宣傳所得效果或屬一時或全無用，除非目的即在騙人一時，否則『人之視己，如見肺肝然』一語形盡宣傳之無用矣。」

對於宣傳的不實，不僅外人不信，國人亦漸表懷疑，如1943年12月官方對外發布「攻克常德」的消息，民眾即多存疑問。

日軍方面更深知，他們每次撤退時，都會被中國方面宣傳為「大捷」，故有時攻佔某城而又無意長期佔據時，有意不對外宣告，以免撤出時成為中國方面作戰勝宣傳的機會。

抗戰後期國軍某些部隊缺額率高達50%至80%

抗戰時期國軍的傷亡人數，除虛報戰績外，還另有隱情。

首先是部隊的缺額。

所謂「缺額」，是指軍隊編製人數與實際人數之間的差額。

有關國軍部隊缺額的情形，相關日記中有大量記載，茲引徐永昌日記數則：

1939年11月9日：

午前開最高幕僚會議，何敬之報告，國軍編額達四百八十萬，其中六十萬為非正規軍游擊隊，又缺額常約二十萬，所以兵額常保持有四百萬數字云云。

1940年6月12日：

白健生因今日所有各師皆缺額三千上下，全國缺額達七十萬，建議師與師歸併，以充實小單位云云。

1940年8月12日：

午後會報，陳辭修新由巴東歸，報告如下：……抗戰情緒很低，每師最少缺三千額。

1940年8月23日：

午後會報，辭修報告：該戰區（引註：第六戰區）十二個軍缺額達十萬名，另需輸卒八萬名。

1942年4月27日：

第三戰區曾報告，每師平均缺額三千以上。

1943年9月7日：

第三戰區電話，現在每師平均僅五千人。

何應欽與白崇禧的數據均是對國軍缺額的總估算，而兩人的數據相差甚大，而以1939－1940年之間的戰況觀察，數據差的形成，顯然不是一年間戰爭所導致的變化，應是何應欽估算過低所致。因為有更多的史料可印證白崇禧的估算，即各師缺額三千上下更具普遍性。

1940年1月丁治磐日記，他所統領的陸軍第四十一師，全師編製13427，實有官兵9741，缺額3686。

1942年12月，他所統領的第二十六軍，全軍編製39803，實有官兵25676，缺額12124。

無論軍、師，缺額率一般為30－40%。

到抗戰後期，有些部隊缺額率高達50－80%。

如1944年11月，白崇禧報告廣西軍隊「缺員太甚，號為一軍，人數不及一師」。

另據同期徐永昌日記：「有某集團軍所轄二軍，計四師，照編製應約有五萬人，據報缺額至三、四萬。」

缺額的直接後果，首先是戰鬥力的減弱。

丁治磐即認為：「中國軍之不堪一戰，即以編製上兵員過少之故。」[38]何成濬亦斷言「抗戰失敗的大原因即在此」。

缺額固然使部隊戰鬥力減退，而統兵官往往並不急於補充兵員。

對統兵官來說，缺額的好處是可以「吃空額」。

徐永昌概括性地指出國軍將領「吃空額」的情形：兵額永遠七、八成以下，糧餉、服裝永遠要十成。

抗戰初期，國軍「吃空額」的情況尚不嚴重，至抗戰第三年起，才日形猖獗。

抗戰後期，軍餉受通貨膨脹影響，「吃空額」現象也隨之加劇。

有關統兵官「吃空額」的史料甚多，茲引述數則：

王世傑日記1941年8月8日：

武漢大學學生王道勝新自晉南返渝。據云整軍工作為目前急要之圖。各師兵員無一足額者，而且多數不足法定半額。但中央餉款均照足額發給，故師長、旅長、團長無人不中飽；甚至一師長而每月能中飽餉項達五、六萬元。彼等之法定待遇誠然不厚（中將師長之薪餉及公費約六百元，薪餉僅二百四十元），然中飽之餉則每每為法定收入之數十倍！此一現象甚可慮。

何成濬日記1944年8月17日：

（陳）樂三雲，其弟在涪陵某師管區任下級官，昨回渝言，師管區司令、團長、營長、連長無一不吃空額，司令所吃之數目特多，團長次之，營長、連長又次之，實有兵數不及所領薪餉之一半，已成為定例。上級機關往往派員點查，從未聞有以空額獲罪者，不悉何故。

何成濬日記1944年11月28日：

獨立工兵第二團團長干戢來寓，……談滇中情形，頗以帶兵為畏，蓋做生意、吃空額已成普遍習慣，排長以上皆富，惟士兵特苦，與同流合污，不知何日犯罪，不與同流合污，則作事處處受其牽掣，擬見委座後，即辭去此職云云。

當然，也有個別將領聲稱「空額」所得，用於彌補部隊其他方面的虧空。

如張發奎晚年回憶時稱：「我的下屬部隊都是缺額的，但我們都申報滿額並且收到足額的軍餉。然而多餘的軍餉並未落入我個人腰包，是存進四戰區後勤部門的賬戶。」

另一方面，並非所有層級的軍官都有「吃空額」的機會，因為有的高級指揮官讓所屬各級團長、營長、連長「利益均沾」，也有的獨享「空額」而不給下屬各級有分潤的機會。

張發奎回憶錄中還提到，軍、師級單位上報長官部的兵力數字比實有人數少，因為他們害怕再被指派擔負艱難的任務。

而他們上報中央則是多報多領餉。

國軍士兵逃亡比例驚人：多者是傷亡人數三倍以上

一般而言，戰時軍隊很難持續保持「滿額」狀態，因為一場戰役或戰鬥下來，難免有傷亡，而兵員的補充則有一個時間差。

值得注意的是，抗戰時期國軍的「缺額」，並不全是戰爭傷亡造成的。

每一次戰役，除了傷亡，還有大量士兵逃亡和失蹤。在通常情況下，前方將領的作戰報告中只有「傷亡」人數，沒有「逃亡」人數。他們一般將逃亡人數算作傷亡人數。

讓人以為部隊減員均為傷亡所致，其實國軍士兵逃亡的比例非常驚人。

茲引徐永昌日記三則：

1938年10月30日：

張軫之參謀長雲，百一十師原有戰鬥兵六千，經戰後，傷亡八九百，逃散約三千，現只剩兩千人（該師為中等師，可以以此概其餘矣）

1941年11月23日：

第二次長沙會戰，我參加作戰者有三十五個師，及其他之數個團，陣亡官兵二萬一千三百二十八，負傷官兵三萬六千八百八十六，失蹤士兵一萬〇三百〇三。

1944年7月27日：

由我遠征軍怒江西岸攻勢作戰敵我兵力研究，……敵我之損失約為一比三、四也，但我損失之數三分一以上在逃。

由是觀之，士兵逃亡人數，與傷亡人數相比，少者約1/3，多者竟是傷亡人數的3倍以上。

另據丁治磐日記，他所統領的陸軍第四十一師，1939年一年間，逃兵統計達4500餘人。

該師當時實有士兵約9000人，意味著士兵逃亡率高達50%（因不斷有逃跑，不斷有補充，其逃亡率很難精確計算）。

又據記載，該師自1937年冬參加抗戰，迄1939年冬兩年間，共戰傷2853（官220，兵2633），陣亡1755（官101，兵1654）。

以此觀之，兩年間的傷亡數，大致與一年間的逃兵數相當。

丁治磐坦承，「軍隊需要壯丁補充之多，並非戰傷戰死，乃為逃亡及兵役機關所交之老弱太多，不得不加以淘汰，故軍隊之缺額實生於逃亡與淘汰。此責任應由辦兵役者完全負擔也。」

據張發奎回憶，逃兵現象早已存在，抗戰時期「開小差」的比抗戰以前還少一點。

其次，「開小差」的主要是士兵，但也不限於士兵；每次打了敗仗後，都會有勇敢的軍官留下來，膽小者離開。

軍官「開小差」一般是跳槽；而士兵「開小差」有的是為了攜械潛逃，變賣獲利；有的是職業性壯丁，回去後再賣；更多的當然是逃避兵役。

對下級軍官來說，防止逃兵是他們重要的職責，也是他們揮之不去的夢魘。

據丁治磐描述：「下級軍官及班長常扃門伺守，儼然閽者以防逃，又常使士兵相疊而卧，以使一人之起可警其餘，雖在暑日亦如此者，其防逃之苦，可謂盡矣，然仍不能免於逃。」

蔣夢麟考察國軍征壯丁：十之八九死於路途

1939年11月，何應欽在軍事委員會報告說，前方後方總計開小差的，一月有13萬之多。

後方「開小差」應指徵兵過程中壯丁的逃亡。

相關史料顯示，徵兵過程中壯丁的逃亡更為驚人。

國府官方戰後發布的資料，抗戰八年總共徵集壯丁1400餘萬，除征拉過程中的折損，實際送達前方部隊者有1200萬人。

這意味著90%以上的壯丁送到了戰場，中途折損不到10%。

然而，來自非官方的數據與之出入非常大。

1941年7月，蔣夢麟以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的身份，對兵役狀況作過一次實地考察，考察路線為昆明－貴陽－桂林－衡陽－桂林－湘西鎮遠－貴陽－重慶，據稱這一線路是壯丁必經之道，考察結果令他心悸神傷，終生難忘。

事後他寫了一份考察報告給蔣介石。

據蔣夢麟的描述，由於缺乏交通工具，被徵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數百里，才能到達指定的部隊。

在這一過程中，新征壯丁因徒步遠行、飢餓、疾病而死於路途者十之八九。

從韶關解來300壯丁，至貴陽只剩27人；從江西解來1800人，至貴陽只剩150餘人；從龍潭解來1000人，至貴陽僅餘100餘人。

他在考察報告的最後寫道：

戰事起後數年中，據紅十字會醫生經驗，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為百分之二十五。以詢之統兵大員，咸謂大致如是。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筆者數年前閱讀蔣夢麟的上述報告，深表懷疑。

因為「百分之二十五」和「不及百分之十」的比例，實在令人難以置信。而此次閱讀丁治磐日記，發現內中竟有相似記載，印證了蔣夢麟的報告：

1942年10月14日：

役政不良，逃亡相屬，以本軍補充之努力計算，戰鬥兵僅6000人有奇，全國100軍計，到戰場者當不足60萬人。而軍政部之統計，則前後方士兵共為600萬人，在戰場不足1/10。

1943年4月26日：

民國三十一年，全國計征壯丁100萬人，逃者60%，病30%，傷（引註：原文字跡不清）10%。

1943年11月19日：

自徵兵以來，已征700萬人，連年逃亡達半數。

蔣夢麟與丁治磐都推斷壯丁在途中折損高達90%，到達戰場者不過10%。

有所不同的是，蔣氏所見折損十之八九是死亡，而丁氏認為折損十之五六是逃亡。

另據唐縱1944年11月27日日記，兵役部部長鹿鍾麟是日在國府紀念周報告稱，「抗戰七年來徵兵達一千一百餘萬人，然實際到達戰場者恐不及五百萬人。逃亡病故者大多也。」

這意味著兵役部部長所估算的逃亡病亡壯丁比例也高達百分之五六十。此外，丁治磐日記、何成濬日記中均記有具體案例。

其他史料中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這些具體案例大致與全局性數據相印證。戰時役政的負面性記載甚多，「其聲譽之劣早騰於外」。

然而戰時役政究竟「糟」到何等程度，蔣夢麟、丁治磐與唐縱等人提供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參考數據。

國軍將領總結打敗仗原因：蔣介石愛直接指揮

一般認為，抗戰前期，日軍裝備完整，訓練有素，常常以2個大隊對付國軍1個師，或以一營對付國軍一個師。

國軍則需以5師、6師對敵1師。徐永昌在1939年11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

徐州會戰以來，我對敵用兵常以五師對敵一師，而每感力量不足，近數月中，已有兩、三次獲敵小冊子記載用兵，亦謂其兩大隊可抵我一師（我師步兵九營，敵則十二營），是每營抵我四營半。「一師可抵我六師」，此誠可作敵我用兵之標準預計矣。

身為師長的丁治磐有更直接的體驗。

他在1939年10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

依敵編製裝備上比例之其一旅團，約當我一師。然以敵軍指揮卓越，兵卒精練，故只可以我一師當敵一聯隊。

1940年4月5日丁又引述他人說法：

南寧之失，敵以一個半師團進攻，我二十餘師之兵力，竟爾敗潰，其兵之強，殆可以一個營敗我一師。

抗戰後期，日軍的戰鬥力有所下降，而國軍的戰鬥力更趨下降。

據軍令部1944年統計，第一戰區敵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戰區是13∶100；第三戰區是20∶100。

平均起來，國軍要六七人才能抗敵一人。

同期徐永昌也有相似估計：國軍共有320個師，在中國戰場的日軍約40個師，比例是8∶1。

徐永昌認為，這樣的敵我力量對比，在水田山地尚可應付幾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

何應欽在擬定國軍減編方案時，亦大致以國軍1個師對日軍1個聯隊的比例編製。

不過考慮到抗戰後期國軍編製的缺額，國軍與日軍的戰鬥力未必有如此懸殊。其時國軍1個師的編製約1萬人，實際兵力平均要打七折。

而日軍師團分甲、乙、丙三種，人數為一萬多人至二萬餘人不等。

一個師團內轄三至四個聯隊。

依此推之，國軍與在華日軍兵力的實際比例約為3∶1。

而國軍的實際傷亡人數（失蹤除外），也大致是日軍傷亡人數的三倍。

問題是，國軍一師對日軍一聯隊，「仍系處處打敗仗」。

導致戰爭勝負的因素甚多。

面對國軍處處打敗仗，當時不僅國人有自己的看法，盟軍方面也有很多的觀察與分析。

一直為學界關注和引用最多的，莫過於史迪威對國軍的負面性評論。

史迪威對國軍有一概括性的說法是「官不如兵」：一般士兵溫順、有紀律、能吃苦耐勞、服從領導；低級軍官對於命令，每能迅速執行；營、團長個別差異極大，不過也不乏優秀之士；至於師長和軍長階層，則是個大問題。

「官不如兵」這一說法很快在國人中流傳開來。

而在徐永昌看來，「史迪威等每言中國兵好、官全不好，即是要指揮全中國軍隊」。

史迪威也許確有自己個人的考量。

不過，我們應注意到，國軍最高統帥蔣介石亦有大致相似的看法。

早在1938年的一次會議中，蔣介石即已指出國軍將官的學問與技能，遠不如同級西方先進國家的軍官，也比不上日本的軍官，他甚至認為「我們做總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團長，我們的軍長、師長，只當的人家一個營長和連長」。

徐永昌日記中也記錄了蔣在軍委會的一次內部講話：「無論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觀察，皆官不如兵。」

蔣還多次公開指責國軍將領的知識、能力和精神，與其職務級別的高低成反比。

那麼，國軍高層和前方將領又是如何審察和反省的呢？有意思的是，國軍將領首先將矛頭指向蔣介石的直接指揮。

按照軍事指揮系統，身為委員長的蔣介石只要將指令下達給戰區司令長官即可，但蔣喜歡傳布命令到前方，不僅直接指揮集團軍和軍、師，甚至直接將指令下達到團、營一級。

熊式輝曾當面「批評」蔣介石：「總裁用兵及用人行政，每喜用直接指揮辦法，如言組織之運用，在縱的方面破壞法則，莫此為甚。」

徐永昌日記中多次記述蔣介石直接指揮與事必躬親的情形：

1940年6月28日：

午後會報，文伯、為章頗論此次第五戰區作戰，委員長逕以手令指揮湯恩伯頻頻，結果徒多失機而已（誠然）。

1944年5月6日：

會報不及兩小時，蔚文轉達第一戰區電話至四、五次，間有時一團之活動，戰區亦請示委員長。此非叢脞而何。

1944年6月12日：

委員長每好親擬電、親書信或親自電話細碎指示，往一團一營如何位置等，均為詳及，及各司令長官或部隊長既不敢違背，亦樂於奉行，致責任有所諉謝，結果委員長之要求所至，戰事愈不堪問矣。

由於蔣介石事無巨細均要親自過問，過於干預，而未能充分授權，致使部隊長官縱有指揮長才，也不敢自作主張，或為了卸責，遇事均請示執行，導致前方將領欠缺自主作戰意識和機動應變能力。因此國軍將領中，甚少有統帥型人才。

徐永昌身為軍令部長，深感蔣介石「權責集於一身，余等欲少分其勞而不可得，以是往往於橫的方面不能多所裨助，轉覺國事有舉輕若重之嫌，深用惶嘆！」

張治中1939－1940年間曾任侍從室主任。

他對蔣介石的高度集權深有體會：

蔣對軍隊的統率，向來採集權於一身的辦法，養成習慣已久，所以部隊將領就有一種反映：部隊接到蔣委員長電報，先看電尾是那一個機關主辦的，如「中正手啟」是要特別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參」（即侍從室主辦的）也還重視，但如是其他部門主辦的電報，就要看情形來決定遵行的程度了。所以軍令部、軍政部甚至後方勤務部，有時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啟」名義發電。這種個人集權、機構無權的特殊現象，壞處甚多，決難持久。……我認為這是以後軍事失敗種種原因之一。

除了蔣介石的集權和直接指揮，徐永昌對國軍高級將領的「劣點」也作過直率的分析：

一、報告不確（上下欺矇捏造事實，影響上級官判斷）；

二、漠視訓令（對於指示機宜及戰術糾正之重要訓令，其部隊長從未研究促其實施，以轉令傳閱了事）；

三、作戰被動（令打則打，令追方追，無令則一味觀望，不知逸去多少有利機會。完全倚賴耳目太遠之高級官命令）；

四、無協同精神（無命令，友軍雖敗不救，遇退則各恐退卻落後）；

五、畏飛機、畏坦克車。

徐永昌還轉述並認同關麟征、李漢魂的看法：

前方師長以下作戰不力、報告不實，軍長以上結黨營私、不知有國」；「全國最不進步是黨，其次是政，若軍事在比較尚算最好。」

比較國軍與日軍、共軍的差距，徐認為「我對敵失於訓練太差，對共失於政工太差」。

分析國軍軍紀不良的原因時，徐注意到文武待遇不平：「文職優於武職，後方優於前方，我實造成不平，無怪前方之多數騒擾人民以自肥。」

而對於抗戰後期國軍的敗績表現，徐認為：「關於戰事致勝之條件太不夠，固無法使之有利，但如超過限度之敗，則又完全為官兵訓練太差，風氣太壞，以致追溯其由，蔣先生似不能辭其咎。」

由於蔣對嫡系將領的縱容，使得嫡系將領恃寵而驕，軍風軍紀敗壞，在徐看來，「愈是所謂雜牌隊伍，其紀律反較好，蓋尚非毫無忌憚者。

值得注意的是，身為師長、軍長的丁治磐，面對國軍敗績，同樣持有「兵好官不好」的看法：

1940年6月3日：

軍長頗以軍隊無訓練、不足以賦指揮者之計劃為嘆。余謂「兵皆可用也，獨嘆指揮官之無能耳」。

1940年10月15日：

抗戰到現階段上，每次會戰，我之兵力皆優於敵人，……裝備上我亦不算劣勢，我之士氣亦不餒於敵，而猶不能致勝者，只是指揮官不如敵人耳。

1940年9月1日：

究之宜昌之失，全在高級指揮官之舉措失宜，事先既無計劃與準備，臨機又少應變之方法，事後乃諉罪於部屬，此豈國家之福利耶。

1941年10月16日：

此次長沙會戰，共有十個軍到達戰場，而不能擊潰敵軍，不能不自認指揮之不卓越也。

丁治磐雖然也批評最高統帥部「乏力」，認為最高統帥部「只絞領袖一人之腦力，他人只在唯唯否否、旅進旅退之列，對戰場實情尚多隔閡」。

不過，丁氏批評「指揮官無能」，主要針對高級將領，認為高級將領不懂戰術：「我方指揮官多不研究戰術，不知狀況，判斷一味直感，東來東擋，西來西顧，用兵毫無重點」；

丁氏還稱：

第一線指揮官學識太差，以致高級指揮官不能信任，雖細緻之事，亦依命令指示之，並以軍法限制之，結果，下級之被縛束愈嚴，而軍法之要求愈苛，於是一小進，一小退，皆奉命惟謹，以此失機者有之，以此枉為犧牲者有之；

在丁氏看來：

神聖之抗戰參加者無不奮勉圖功，自私之輩究屬少數，其不能每戰獲勝者，雖裝備之劣亦為一因，然其主因則仍為指揮官缺乏戰術知識，高級之企圖，下級之能力，不能相應也。

他認為，下級官兵是否賣力，從每次戰役的傷亡人數即可判斷，而重大傷亡仍不能取勝，關鍵在於高級指揮官的無能。

他甚至認為國軍指揮官之所以「不行」，是由於「不在本行上用功夫」，而將時間花在準備演講之類事情上，「好在演講時露面子」，當「敵人真正來了，指揮官便不能以演講卻敵，而打勝仗的法子一無所知」。

他感慨「大官指揮能力之不逮，及戰術思想之幼稚，殊不配與倭方指揮官為敵也」。

他在1941年10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

敵以鄭州為攻擊目標，而以佯攻長沙牽制我三、四、五、六、七、九等六個戰區之兵力，其統帥之優越，吾人當且佩且勉。

對於1944年豫湘桂會戰的失敗，他總結說：「此次會戰，制空權全在我方，敵炮火亦不強於我，其在彈藥亦極缺乏，敵均為夜行軍，與前兩年之形勢完全相反，然而我仍敗戰者，則戰略指揮之不善及軍隊整訓之不確實有以致之也。」

抗戰勝利告終時，他依然不無遺憾地說：

余甚感此次大戰爭，各國皆出了名將及幹員，而在我國，則仍為庸庸之輩。

丁治磐自始至終認為，國軍打不過日軍，主要不是由於武器裝備的劣勢，而是由於將才的劣等。「蓋我軍裝備劣勢未始不可勝倭兵，而我國將材劣等，則真不堪以當倭將矣」。

丁氏對國軍的軍事教育也有嚴厲批評，認為軍事學校的教官：

永為教官，常不到軍隊實習，故所教多不切實際，在書中所搜集之材料，亦屬皮相之類，甚至其自己已否十分了解，有無體驗，常不可知，故每當學生質問之際，即起爭執，甚至因之以致打倒。此其罪，固生於學生之惡習，而教官本身之不健全，實亦無可深諱。

丁更批評軍校畢業生；

「多不肯到前方部隊」、「軍隊素質之不能加速提高，由於中央各校畢業，只圖做大官，不願做實事，以尋求出路為本身進階，如此則部隊工作人仍是部隊人工作，而這些知識高慾望大之份子，則常在流動中，無益於其本身，亦無益於國家。試以我陸大同學而論，到部隊來則團長尚不屑當，即肯當，亦只為混資格」。

由於軍校畢業生好高騖遠，不肯下部隊：

「竟使軍隊服務者仍是行伍為多。蓋行伍以無門路只可呆守崗位，國家反蒙其福。學生日在流動之中，不守崗位，不但其自身無成就，畢竟誤了國家。」

他還因此得出「最有心得之一語」：

門路愈多之人，其成就愈少，古今人之成功者多只是一條路逼迫而成。

據他對陸軍四十一師的統計，每年軍官的補充，軍校只能提供1/4，其餘3/4完全要依賴從行伍中拔擢。他且斷言其他各師當亦如此。

他讓軍校新分來的畢業生寫自傳，發現這些軍校畢業生多為失學學生，其程度皆在初中以下，文字率多不通，通暢者極少。

這反映了抗戰時期軍官培養質量的下滑。

1948年5月20日，蔣介石、李宗仁在南京宣布就職。圖為兩人步入典禮現場。

國軍將領借抗戰之機坐大：李宗仁「最難應付」

學界一般以為戰前的地方實力派因一致抗戰而逐漸歸順中央，卻忽略了另一現象，即一批軍事將領借抗戰之機坐大，甚至形成新的軍閥割據局面。蔣介石固然喜歡越級指揮，而將領驕不受命，則是問題的另一面相。

抗戰初期，徐永昌就感慨：「在今日，命令電報所生之效果已微，今日惟有委員長親與前方將領之電話或者有效耳。」

到抗戰後期，情況更是如此：

午前為章來述其消極意念，略謂委員長感嘆無人負責辦事，實由委員長自己造成，將領驕不受命，必委員長手令，才有幾分幾的效率，派出人員必侍從參謀，此全系不運用組織，自毀機構能力。

而在何成濬眼中，戰時地方軍人勢力的膨脹更為嚴重。

他認為，高級將領借抗戰之機擴張勢力，以職位為地盤，造成外重內輕，中央權威失墜。

他在1942年3月15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自抗戰後，各省又漸由統一而變為割據，新式軍閥較前之北洋舊軍閥，尤為驕橫，中央威信，遠不如五年以前，無論如何措置，恐終難收圓滿之效。

與徐永昌的看法相近，何成濬認為：

抗戰軍興，以外力壓迫太甚，前時所謂雜牌軍隊，大部分具有國家觀念，一惟中央之命令是聽，改編整理，毫無阻礙」；而另一方面，有四五省區高級將領，「視此為千載一時良機，乘中央無暇他顧，要挾欺騙，擴張其地盤，充實其軍隊，危害黨國，破壞抗戰於無形之中，此等敗類，真擢其發不足以數其罪也。

何成濬尤其痛感桂系勢力在抗戰時期的膨脹，認為李宗仁的第五戰區「最難應付」；中央政府對「廣西事向不能過問」。

張發奎也指出，白崇禧是真正擁有在廣西決定一切權力的人，雖然他身在重慶，但他真正控制著廣西省的黨政軍事務，是廣西實際上的「靈魂」。

中央連半個人都安插不到廣西！人事牢牢控制在桂系首領的手中，甚至連陳立夫CC系的勢力都不敢滲入廣西的國民黨。

作為軍法執行總監，名義上執掌全軍最高軍法，位高而權重，實際上何成濬深感其權力無法貫徹，如人事方面，「各戰區軍法執行監，編製雖直隸本部，應由本部派員充任，事實上除第七、第八兩戰區外，均系各長官保薦。蓋各戰區長官，不完全服從中央命令者，為數較多。若中央派人前去，非借故拒絕，即事事掣肘」。

執法過程中，戰區軍事長官更是直接干涉，不能依法裁判。何成濬慨嘆：「今日各戰區司令長官，其驕橫有過於明末四鎮之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在其範圍之官吏，倘與無私人關係，不陷之於罪戾，即排擠而去之，比比皆是，豈獨一軍法執行監耶！」

熊式輝回憶，1943年7月的一次軍事會報，議及軍需，軍政部長何應欽向蔣報告本年節省軍費三億元。

蔣詰問：全年二百億軍費省出三億，尚何足道？可見軍需處長並未認真整理。

何氏辯曰：

軍需處長豈能為力，整理之責，全在軍師長，現在狀況，軍政部長令，且不為軍師長所重視，有許多事改革不動。熊氏聞之，深有同感：「蓋軍中紀律如此，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要非一朝一夕所養成。軍師長自視為天之驕子，有恃無恐，當然難於層層節制，責任猶在上層，若不速加整飭，勢必日趨腐敗。

抗戰時期，地方軍人勢力的膨脹，與戰區制有直接關係。

事實上，戰區和集團軍不僅是軍隊的組織形式，同時也是國軍各個派系在戰時的存在形式。

戰區制以及讓戰區司令長官兼理行政（省主席）、黨務（省黨部主委），集軍、政、黨權力於一身，難免產生新的地盤意識和割據野心。

於是乎，

各戰區幾成獨立國，用人行政，均不遵照中央法令辦理，中央亦無策制止之；

兼軍職之省主席，權力幾無與倫比，事事不遵中央規定，形同獨立；不兼軍職之省主席，則受制於人，權力被削奪殆盡。

1943年沈鴻烈巡視西北七省歸來，與熊式輝談觀感：

軍事長官不以訓練及作戰為重，好橫乾地方政治，地方官有如牛馬。不僅如此戰區制對軍事的統一指揮與協調作戰亦有弊無利。

丁治磐即多次痛陳戰區制在軍事上的弊端：

我國抗日之役，劃分若干戰區，無異將一整個國家裂成若干小國，而演成聯合軍作戰之狀態。此戰區被敵攻擊而他區不能策動，兵力不能集中，意見不合一，故聯合軍之被擊敗，不少前例。

國軍抗戰官方戰報水分多歷史研究者需細心鑒別

此是徐永昌日記中的一句話，卻也提示歷史研究者應謹慎對待歷史行動者的宣傳性言說，儘力擠壓史料中的「水分」。

近代以來，隨著大眾傳媒的興起與發達，各方勢力逐漸認識到「宣傳」的重要性。

北洋時期軍閥之間的「電報戰」，北伐時期南北雙方的「宣傳戰」均達到了熾熱的程度。交戰雙方均視「宣傳戰」為軍事之外的無形戰力。

國共等政黨和政治勢力更是競相宣傳各自的主義與主張。

與此同時，宣傳之濫用亦開始受到輿論的關注與譴責，幾乎視「宣傳」為壟斷言論、隱沒事實、愚弄民眾的代名詞。

中日戰爭中，為了克敵致勝，雙方都重視宣傳，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官方對外公布的戰訊戰報，報紙雜誌為鼓舞民心士氣而發表的言論，固均含有宣傳的意味，即使軍隊內部的作戰報告亦有虛假成分。

抗戰時期國軍將領虛構戰情、虛報戰績、虛領軍餉等情形十分嚴重，勢必給後來的研究者帶來極大困擾。

兩岸檔案館現存抗戰時期國軍檔案，如戰鬥詳報、作戰總結等，數量巨大，需要歷史研究者細心鑒別，勿因出自官方檔案而不加辨析、盲目採信。

最近二十多年來，一批民國黨政軍人物的日記陸續公開，得到學界的重視。

相對而言，日記、書信之類私密性史料，不涉公開宣傳，雖不乏預為後人閱讀而作秀者，多數則是為自己記事抒情備忘而作，無意公開，故可信度較高。

當然，任何歷史研究，均有必要將各種相關文獻比勘互證，本篇讀史札記著意強調日記史料對國軍軍事史研究的重要性，只是希望引起學界對戰爭文獻因「宣傳」所產生的問題以及私密性日記所呈現的若干特質和面相有所關注和審視。

就歷史進程而言，後來發生之事不可能影響以前發生之事；而就歷史研究而言，後來的歷史結局難免影響歷史學者對之前歷史事件的評價。

美國學者易勞逸（Lloyd Eastman）先生論述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時說過這樣一番話：

如果歷史在1945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為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地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描述為一篇大無畏犧牲的英雄史詩。

他進一步拿歐洲戰場的情形相比較：

為國民黨軍隊說句公道話，它在與一個在組織、訓練和裝備上佔有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八年，與法國（它對德國的抵抗在僅僅六個星期的戰鬥後便崩潰了）和英國（它從美國得到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比較起來，中國軍隊的抵抗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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