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奇：南粵古驛道，是我們通往北京的主幹道
1949年10月23日,南方日報誕生,從此開始了60年的風雨征程。圖為時任南方日報社副社長的楊奇在創刊日向報社員工講話。（南方日報供圖）
「粵港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縱橫省港一甲子的著名報人楊奇老先生就出生在這條英雄輩出的岐澳古道上，並由此踏上波瀾壯闊的家國之路，為國家盡忠，為民族盡孝，把一切獻給黨，把一生獻給人民，心向北京，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奮勇前行。
永不消失的紅色電波指引「四最」辦報
申明亭村位於一代偉人孫中山先生的故鄉中山沙溪鎮，是一個有著超過600年歷史的古村落，楊氏先祖由中原沿著南粵古驛道，經南雄珠璣巷南遷而來，及到清代，經已枝繁葉茂，根深蒂固。傳統民俗文化鶴歌和鶴舞就誕生在這裡，音韻獨特的鶴歌、道具精美的鶴舞，栩栩如生，流傳至今。
申明亭村是流傳至今的傳統民俗文化——鶴歌和鶴舞的發源地。
申明亭村源遠流長，人傑地靈，溪水穿境而過，流水晝夜涓涓，終年不絕。這裡民風古樸，山水純真，隆都文化底蘊深厚，至今仍保留著大量傳統古建築、古書籍。
楊奇和胞兄楊子江是遠近聞名的沙溪「楊氏雙雄」。哥哥楊子江威鎮岐澳古道，統領五桂山游擊隊痛殲敵偽的傳奇佳話相傳至今。弟弟楊奇更是岐澳古道的當代傳奇，他是我國傑出的新聞工作者、東縱戰士和社會活動家。
申明亭村位於岐澳古道上的中山市沙溪鎮，是楊奇的出生地。這裡民風純樸，古建築保存完好。
楊奇少年時執筆投身革命，辦過油印小報，也辦過彩印大報；既在資本主義社會辦過報，也在社會主義社會辦過報。這位風骨嶙峋的真正報人與新聞結下一生之緣，在永不消失的紅色電波指引下，始終方向正確，演繹「四最」辦報精彩人生。
1941年4月，楊奇離開香港，來到東江游擊區工作，擔任東江縱隊機關報《前進報》社長。東江縱隊在大隊長曾生的領導下，在中共中央的「紅色電波」指引下，常年活動在古驛道上，來自延安、重慶的紅色電波，指引著東江縱隊挺進的方向。
「延安，延安，我是東江」。1942年1月，一道「紅色電波」劃破南粵古驛道上的寂靜夜空。這是東江縱隊在寶安甘坑建成電台後，發出的第一聲呼號，延安給予了迅速而溫暖的回答。由此，這一道永不消失的「紅色電波」架起東江縱隊和中共中央、重慶南方局的聯繫。來自延安、重慶南方局的紅色電波傳送到曾生、王作堯、林平、方方和張文彬等領導人手中，也及時轉送、傳達到東江縱隊機關報《前進報》社長楊奇的手裡，始終指引著正確的辦報方向，鼓舞前進。
這一份辦在日偽心臟里的《前進報》，是楊奇至今每每憶起，仍然神情凝重的「最驚險」的辦報經歷。
《前進報》雖然作為東江縱隊的機關報，但是一直都沒有固定的辦報地址。年輕的楊奇社長這時候更像一名戰士，經常和同志們一道背著沉重的出版工具，在深山密林里寫稿、刻蠟板。1942年，國民黨派187師進攻，東江縱隊處在敵人、偽軍、國民黨的三面包圍中，楊老和戰友決定離開寶安，趟過深圳河到香港新界的山林里辦報。「但出了幾期後，很快就沒有紙了。」此時，想起自己在香港的幾個經商親友，楊奇化裝成小學教師，手裡拿著一份漢奸報紙《南華日報》，裡面卷著一張《前進報》，溜過敵人的視線，從大埔圩乘火車到九龍。「親友們看了報紙很驚喜，捐了幾百塊錢。」楊奇說，他買了一批白報紙，運回到大埔圩，再請農民婦女挑回林村去，報紙才得以堅持出版。
1949年10月1日，楊奇帶領同仁在華商報社天台上升起香港第一面五星紅旗。
抗日戰爭勝利後，整個華南地區被國民黨全面封鎖，「半個中國幾乎處於『聾啞』狀態，聽不到共產黨的聲音。」於是，楊奇到香港辦《華商報》，自覺承擔起這一重要的歷史使命，但這卻是楊奇「最想方設法」辦的報紙。由於國民黨不讓工商界在《華商報》刊登廣告，報紙的運營非常困難，甚至出現「辦不下去」的窘況。當時，中共中央華南分局領導決定發動「救報運動」，並通過內部減薪，這張報紙才得以挨到解放。
1949年10月，楊奇帶領《華商報》同事返穗途中。（南方日報供圖）
廣州解放初期，楊奇帶了60個人，從香港來到大陸參與創辦黨委機關報——《南方日報》。「沒想到大陸南下的幹部才4個人。」楊老說，他當時確實沒有辦黨委機關報的經驗，60多個人就在慢慢探索中把報紙辦起來了。
1949年10月，大軍南下解放廣州。楊奇帶領他《華商報》的同事，從香港出發沿驛道北上廣州，參與《南方日報》創辦工作，投身到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設。（南方日報供圖）
最讓他至今仍感到提心弔膽的，是在「反右」鬥爭時期創辦《羊城晚報》。在當時，與《羊城晚報》風格相似的《文匯報》《新民報》等，相繼都受到批評。而《羊城晚報》當時刊登文學、體育和港澳新聞等，「所以真是提心弔膽！」
2012年4月，楊奇榮獲廣東省首屆新聞終身榮譽獎。 （羊城晚報供圖）
從提著一支筆參加抗日和投身革命開始，楊奇就堅信少年之中國「紅日初升，其道大光」。
到如今，年屆百歲的楊老每天堅持看7份報紙。我們「七·一」專題拜訪的當天，楊老的案台上就擺放著《人民日報》《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大公報》等，還有很多與近代史和當代史有關的書。
「每天看書的時間加起來起碼有7個小時。」老人爽朗的笑聲在屋裡回蕩。
南粵古驛道是「文化名人大營救」的主幹線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香港淪陷。日軍佔領香港後，封鎖香港至九龍的交通並實行宵禁，敵寇大肆搜捕愛國人士和抗日誌士，並貼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須到「大日本軍指揮部」報到，否則「格殺勿論」。
當時，包括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等在內的數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開展抗日救亡工作，處境危險。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領導人，不惜任何代價，不怕犧牲，積極營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人士、愛國民主人士和國際友人。
為儘快把困在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和進步的文化界知名人士營救出來，按照中央指示，曾生負責組織的這場秘密大營救，從香港九龍到惠陽老隆的秘密古驛道上，處處是東縱戰士貼身護送「文化統戰幹部」的戰鬥身姿，南粵古驛道成為了營救轉運的主幹線。
楊奇是這次大營救行動的親歷者、組織參與者。接到任務後，他用了很短的時間，把聯繫到分散隱居在香港各處的「文化統戰幹部」安排安全轉運。
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夏衍、胡繩、黎澍、胡風、戈寶權、張友漁、沈志遠、千家駒、劉清揚、胡仲持、廖沫沙、范長江、葉淺予、胡蝶、黃葯眠、梁漱溟等等一大批愛國人士在組織的精心的安排下，水陸兼用，齊頭並進，先後從西貢坐船到沙魚涌，再轉往惠陽縣、汕尾海豐縣等地；從旺角步行至荃灣、元朗，跨過深圳河後，進入寶安縣；從港島利用走私船取道澳門，走岐澳古道到台山，再轉往到梧州、桂林等地。
在寶安縣白石龍游擊區，楊奇先後接待了茅盾、鄒韜奮、胡風、沈志遠、劉清揚等一流文化界人士22位。隊伍在到達寶安後，就地隱蔽在羊台山的一個山坑裡，用樹枝和稻草搭起來「大通鋪」，晚上睡覺，白天學習，被營救出來的文化人士向游擊隊員講課，「鄒韜奮講的最多，也講的最好。」楊奇回憶道。
這次大營救行動非常成功，意義重大，在國內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表揚，被營救出來的文化精英，好多都寫過一些關於此次營救行動的回憶文章。茅盾在《脫險雜記》中認為：這場大營救是「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著名作家胡風在1984年4月的一次調查會上，有一篇《我的回憶》的書面發言，他指出:「從日寇佔領下的香港，搶救這麼多的文化人、國民党進步的上層人士和外國友人脫險，沒有出一次事故，沒有一個遇險犧牲，這是奇蹟般的大勝利」。
智闖龍潭虎穴深情送別李濟深上北京
1949年9月，新中國第一次政協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在634名參加會議的代表中，最引人注目的110名是從香港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
這是周恩來總理親自策劃、指揮的在香港進行的秘密護送「系統工程」。時任中共香港工委工作成員、《華商報》的代總編輯的楊奇參與了這次護送行動。
最開始，周總理的想法是計劃讓民主人士坐飛機去英國，再轉蘇聯，然後到哈爾濱，南下北京。但港英當局堅決不許，因為他們與國民黨政府仍然有正式外交關係。當時正是國共內戰焦灼時期，陸路難通，所以只能從香港走海上通道，分批安排護送民主人士北上東北解放區，時間持續了一年左右。
計劃確定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了以潘漢年、夏衍、連貫、許滌新、饒彰風為主要成員的「五人領導小組」，同時組織一個班子負責護送上船等具體工作，楊奇參與其中。
當時報館的人都不知道楊奇的行蹤。他領到任務時，為避人盯梢、跟蹤，一離開報館，就先回家換一套衫。換上一套不同於平時的「靚衫」，外面還披上一件英國「燕子牌」乾濕褸，扮成一個「小開」，因為準備北上的民主黨派名流有的扮成老闆，當跟班的楊奇自然就成了「小開」。
楊奇就憑這套行頭穿梭在港島、九龍的橫街窄巷，全程參與護送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創始人李濟深安全離開香港，沿著古驛道北上北京，參與國是，後來被選為國家副主席。
當時，旅居港島的李濟深先生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之後，港英當局政治部的特工就在李家對門租了一層樓，監視他的一舉一動，要在特工眼皮底下安排他北上談何容易？經過「五人小組」的周密部署，決定在1948年聖誕節次日的夜間安排李濟深等人秘密上船，12月27日凌晨駛離香港。
12月23日，饒彰風向楊奇下達了任務。
經過一番安排，楊奇先是到跑馬地一位朋友家，把李濟深的兩隻皮箱拿走，作為自己的行李，到灣仔海旁的六國飯店租了一個小房間住下。26日晚7時，對面的特工在望遠鏡看到李濟深的寓所像往常一樣宴客，主人家家居打扮，小夾襖則掛在牆角的衣架上。這一切，狡猾的特工仍未徹底放鬆警惕。
席間，李濟深借故出恭，隨即悄然出了家門，旋即上了一輛依時趕到的小房車，直奔堅尼地道《華商報》董事長鄧文釗寓所，何香凝等人在那裡等候多時，親自送行。
晚9時許，楊奇看到岸邊和海面平靜如常後，迅速離開鄧家，回到六國飯店退房，由侍應生將兩個皮箱搬到事前僱用好的小汽船上。然後，楊奇打電話到鄧文釗家，按約定暗語通知饒彰風：「貨物已經照單買齊了」。於是饒借用了鄧家的兩輛轎車，將李濟深等五位「大老闆」送到六國飯店對面停泊小汽船的碼頭，楊奇陪著他們乘小汽船朝泊在維多利亞港內的「阿爾丹」號貨船駛去，一直到李濟深等人上了貨船，安排他們住進船長卧室，才與他們一一握手告別，相約新中國再見。
三天之後，楊奇在《華商報》披露一則消息：《李濟深等離港北上參加政協》。消息字數很少，卻是爆炸性的。
楊奇對中國報業的發展前景充滿了信心：「珠江後浪推前浪，南方新人換舊人。」 （南方日報供圖）
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
這是「無問西東」、不忘初心的風骨報人楊奇革命生涯的真實寫照，更是千萬千萬曾經在南粵古驛道上留下戰鬥足跡的革命志士的時代縮影。
「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正如跋山涉水在南粵古驛道上的阿瑞的無限感慨：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南粵英烈為中國共產主義事業捨生取義的奮鬥精神，我們永遠緬懷中國共產黨人在南粵山水留下的革命足跡，那是新中國革命志士群體的國家記憶。
在我黨的光榮歷史上，戰鬥在南粵古驛道上的東江縱隊仿若鮮紅黨旗上璀璨星光，讓我們的黨旗如此光輝恆長，指引著我們前赴後繼地為著中華民族的福祉勇往直前。
人物簡介：
楊奇，1922年生，1941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接受黨組織安排到東江辦報。在東江游擊區歷任《新百姓報》編輯、《東江民報》主編，及東江縱隊機關報《前進報》社長。抗戰勝利後，在香港創辦《正報》，任社長。1947年，協助喬冠華籌辦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同年10月起任《華商報》董事經理、代總編輯。1949年10月，奉命回廣州創辦《南方日報》，任副社長。1957年參與創辦《羊城晚報》，後任總編輯。後任香港《大公報》社長。主編有《香港概論》（上下卷），撰寫《香港智力階級》《驚天壯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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