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明治維新之路

撰文：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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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清末官紳對明治維新的認知》一文的下半部分。點此閱讀上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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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記憶與借鑒

當大多數中國人還停留在「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莫名亢奮中的時候，先知先覺者已經對中國問題充滿了憂慮，開始重新估量明治維新的意義與價值。

重新認識明治維新價值與意義的是黃遵憲。黃遵憲是中國第一任駐日公使何如璋的參贊隨員，他在未出國之前已隱約含有對現狀進行改革的零星想法，因而不願沿著科舉道路繼續前行，而是致力於經世致用之學。只是由於他在出國之前並沒有接觸外來思想文化的機會，所以他所期待的改革也不過是中國社會內部的自我調節，並不是中國社會性質的根本轉變。他剛到日本時，明治維新已有十年時間，社會文化經濟生活各個方面都有很大改變。對於這些改變，黃遵憲基於自己先前的政治理念以及初到受日本守舊文人的影響，總覺得明治維新導致「舉國西化」，「民半狡黠異常」，可能是有問題的。來自故國的道德優越感，使黃遵憲覺得有責任向日本人宣講中國傳統道德的精義。

隨著對日本社會各方面的深入了解和實地考察，黃遵憲對明治維新和日本社會變化的看法也在改變，他是中國人中比較早地意識到明治維新可能具有劃時代的世界意義，不僅改變了日本歷史，而且將深刻影響世界，影響亞洲，尤其是影響中國的歷史進程。根據日本的經驗，黃遵憲逐步樹立了「太平世必在民主」的政治理念，真誠告知中國人：「日本維新之效成則且霸，而首先受其沖者為吾中國」。在思想感情上，黃遵憲已完全傾向於維新變法，傾向於中國模仿明治維新的模式走上發展資本主義道路。

黃遵憲

基於這種認識，黃遵憲在悉心處理公使館事務的同時，利用一切剩餘時間仔細考察日本的歷史和現狀，考察明治維新的過程、措施及其經驗得失。他越來越感到明治維新是日本走向近代國家的關鍵，其意義絕對不能低估，中國必須儘快放棄先前二十年只顧發展經濟和軍事，不願改革政治的畸形變革，儘快仿照明治維新的思路，將政治、經濟兩個輪子同時轉起來，虔誠地仿效日本向西方學習，變法圖強，「東人贏得似西人」。

黃遵憲對日本的理解和介紹，徹底顛覆了中國人先前的看法，他在《日本雜事詩》這部書中對明治維新持積極態度，將日本同中國作全面比較，表現出想要把中國從危機中挽救出來的巨大熱情。正如周作人後來所指出的那樣，將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當作詩看可能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從這部詩集中看出作者的政治思想傾向，其次是日本事物的記錄。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在中國士大夫中所發生的影響，主要還是思想方面的，這部書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中國後來維新變法的政治啟蒙讀物，從1879年該書由北京同文館初刻本算起，稍後由王韜在香港《循環日報》館刊刻，接著有日本東京鳳文書房翻刻本，至1898年戊戌變法運動興起，《日本雜事詩》至少有九個不同版本。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國士大夫願意通過這部書去了解明治維新的進程、內容和意義。

明治維新是以下層武士集團為主，聯合京都貴族及工商資本家一起推翻守舊的德川幕府政權，建立起向近代資本主義過渡的君主立憲政體。對於明治維新的政治變革，黃遵憲感觸極深，他在《日本雜事詩》第六首中盛讚倒幕維新的中興之功，並讚美西學大行尤其是民權自由之說的倡行。

官制改革是明治維新的重要內容之一，1867年的《王政復古大號令》在廢除攝關、幕府的同時，規定先暫設總裁、議定、參與三職，使之處理國務萬機。明治元年三職制改為太政官制，太政官統領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初步建立起資產階級三權分立的政治格局。黃遵憲對於太政官統領下的三權分立政治架構高度讚賞，以為權力分合有致，最為合理。

明治八年，日本的官制改革繼續演化，設元老院為議政機關，大審院以主司法，參事院以定職制章程，會計檢查院以掌歲出歲入之科目、預算決算之報告。又分設內務省、大藏省、海陸軍省、文部省、農商務省、工部省、司法省等，分掌各部分事務。日本中央政府層面的行政體制基本成型。對於日本的行政體制改革，黃遵憲給予充分肯定，以為這個體制對議政與行政進行了必要的區隔，解決了上下不通的政治難題。

在德川幕府統治時期，世官益多，用益繁，大率皆取民之半，甚者或六公四民、七公三民，所以德川幕府時期的百姓生活痛苦不堪。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對租稅制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諸侯悉去圖籍，奉田歸公，由政府規定將租稅減為十分取三。明治十年初，復減為二分五。對於這些改革，黃遵憲高度認同，由衷讚美。

所謂明治維新，就其本質而言，就是建立一個近代的法制社會，所以法律制度的建設就構成了明治維新的主要內容。在德川幕府時期，日本的治理只是憑藉長官意志，是一個典型的人治社會。明治維新後，日本參照西方國家尤其是法蘭西的法律制度制定《民法》和《刑法》，交元老院討論後頒布，明治十四年開始施行，標誌著日本進入了一個法制時代。對於這前後變遷，黃遵憲給予肯定。

仿照西方國家建立警視制度，是明治政府健全法制的一個重要措施，這對於維護社會治安，保障人民生活和生產的正常進行，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對此，黃遵憲給予高度關切和熱情期待，稱頌這一舉措為「西法之至善」，讚美巡警是「花棒橫持當佩刀」，消防警察是「獨龍報道人家火，樓上懸鐘早亂敲」。黃遵憲後來協助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時，就不遺餘力仿照日本的經驗推廣警察制度，創建保衛局，此乃近代中國警察制度之最初嘗試。

明治維新是一場典型的富國強兵運動，特別在強兵方面，由於明治政府具有濃厚的封建軍事性，所以一直對強兵給予高度關注，仿照西方近代國家建立軍事工業，捨棄先前的冷兵器，製造和使用熱兵器，在武器裝備上向近代國家看齊。至於在訓練上，明治政府於1872年發布徵兵告諭，仿效西方國家改革兵制，分陸軍為三種，即常備軍、後備軍和國民軍。兵種為五，即炮兵、騎兵、步兵、工兵、輜重兵。設六鎮台即六個軍區，各兵種均由各鎮台所轄之國郡徵集，以充地方之守備。通過兵制改革，使日本迅速建立起一支近代化的新式軍隊，在隨後的戰爭實踐中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迅即加入世界資本主義列強的行列。

黃遵憲雖然不知道日本富國強兵必然導致中國最大的失敗，但他無疑是最早看到日本的軍事改革對中國有很強的借鑒意義。因而他真誠讚美改革後的日本軍隊「中將登壇妙指揮，宮妃鵠立亦戎衣。連環拐馬連珠炮，更請君王看一圍。」

與軍事體制改革相關聯的學制改革，日本的這一情形與後來中國在戊戌年間的情形非常相似，只是日本更多是出於一種主動，而中國則是被動挨打後的選擇。1872年8月，明治政府發布有關改革學制的布告，宣布大規模興辦新式教育，規定今後一般人民（華、士族、農、工、商，及婦女）必須接受新式國民教育，「使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父母有責任讓其子女接受小學教育。由文部省制定學制，統一管理全國學政。全國設八大學區，各大學區下設中學區，中學區下設小學區。每大學區設大學一所，中學三十二所，每中學區設小學二百一十所。撤銷舊有學校，按照新學制重新設立新式學校。向海外派遣留學生，實行「文明開化」政策，推廣國民教育，仿照西方國家設置小學、中學、師範學校、大學等一整套新式教育機構，健全和完善了新式教育體制。日本的學制改革和新式學校的設立，為日本的近代化培養了大批骨幹力量和有用人才。在黃遵憲看來，日本的教育革新是其走向成功的關鍵，其派遣留學生、創建新式教育等都是最值得中國人借鑒的一項重要內容。

至於近代教育中的女子教育，明治政府給予高度關切，明治九年設立女子師範學校，最初專為培養士族、華族出身的女子，三年畢業後得為女師。女子師範學校也以西學為內容，學校的等級次第，在整個教育體制序列中大致與中等學校相當。對於日本的女子教育，黃遵憲表示認同，稱讚經過新式教育的女性在生活情趣上有了很大變化，「歸向爺娘索花果，偷閑鉤出地球圖。」

除政治、文化、教育改革外，明治維新一個最重要方面就是鼓勵資本主義發展，建立一套保護資本主義發展的制度規章和法律制度，這是明治維新的根本。在殖產興業政策主導下，政府鼓勵企業採取西方先進科學技術開採礦藏，發展民族工商業。所謂殖產興業，其具體方針就是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通過各種手段、政策和動用國庫資金加緊推行資本原始積累，大力扶植資本主義的成長。內務卿大久保利通於1874年上書政府指出，國之強弱，繫於人民之貧富，而人民之貧富繫於物產之多寡。他建議政府獎勵人民致力於工業，利用國家天然之利，擴充財用，鞏固國基。建議政府勸農勵工，振興商業，擴張對外貿易，以刺激國內工農業生產。這些建議構成了明治政府殖產興業政策的基礎和指導思想。其勸農政策一是西方國家辦農業的經驗，創辦農業試驗場、國營農場、畜牧場等；二是鼓勵大批武士從事農業墾殖活動。所謂勵工政策，一是大力創辦以軍工企業為主導的國營企業；二是通過大量發行創業基金和勸業基金，鼓勵民辦企業，刺激民族資本工業的發展。這一系列經濟政策的實施過程及效果，引起黃遵憲的極大關注和讚賞，以為後發展的中國，資源豐富、地大物博，然而要想將這些資源轉化為真實的財富，就需要像明治政府那樣，認真學習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採用西方國家先進設備，這樣事半功倍，其利無窮。

除工業上的新技術外，明治政府還非常注意農業技術上的改進與創造，大量引進西方技術進行花木栽培和家禽等物種的改良，將西方國家樹藝養育之法有關方面的書籍，均翻譯成日文，以供日本相關勸農機構參考推廣。對於日本維新政府這些做法，黃遵憲在其《雜事詩》第一百四十一首「重譯新翻樹畜篇」及其自注中形象記述這些事。其第一百四十二首「一望高高下下田」則讚揚日本科學種植水稻的方法。其第四十六首「維摩丈室潔無塵」稱讚日本維新後開設的新醫院採用西方技術，「甚善法也」。

近代國家與前近代國家的本質區別說到底就是一個公天下還是私天下的問題。前近代國家以私天下自居，所以沒有什麼公共財政，不需要向百姓介紹、公開政府的收入與支出，而近代國家變成了公天下，即便在君主立憲政體下，政府也不過是百姓和君主都可使喚的僕人，所以政府的收入與支出必須向人民公開。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遵循這個原則每年將收入支出賬目造成統計表，公開發表，以體現僕人對主人的忠實。對於維新政府的這些做法，黃遵憲讚嘆不已，以為「統計表者，戶口、賦稅、學校等事，皆如史家之表，月稽而歲考之，知其盛衰，即知其得失，仿西法善之善者。」在《日本國志·食貨志》中，黃遵憲用很大篇幅詳細介紹日本明治政府仿照西方近代國家製作經濟數據統計表的做法，期待中國行政當局在規劃管理中國經濟時參考。

明治維新給日本社會帶來許許多多的新事物，對於這些新事物，黃遵憲從最初的新奇轉為羨慕，於是向國人熱情介紹，希望這些日本的新事物也能夠給中國人帶來新的進步與發展。雜事詩第五十首說：

一紙新聞出帝城，傳來令甲更文明。

曝檐父老私相語，未敢雌黃信口評。

這是說明治維新開始後，日本社會在文明開化政策影響下，民間辦報的風氣大開，言論自由，但也不得信口雌黃，該詩自注特別介紹日本政府仿效西方國家制定的誹謗罪：「新聞紙山陬海澨，無所不至，以識時務，以公是非，善矣。然西人一切事皆藉此以達，故有誹謗朝政，詆毀人過之律，以防其縱。輕議罰鍰，重則監禁。日本皆仿行之。」

社會進步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豐厚的文化積累，中國歷史上雖然文化燦爛，但對廣大的百姓而言，文化還是一個可望不可及的東西，中國一直沒有面向一般民眾的藏書樓、博物館，民眾的文化生活生活空間一直局限於狹隘的範圍。所以，當黃遵憲在日本看到各地遍設的博物館，凡可以陳列之物，無不羅而致之，以廣見聞，以增智慧。於是黃遵憲向中國人熱情推薦這一文化創舉，雜事詩第四十七首寫道：

博物千間廣廈開，縱觀如到寶山回。

摩挲銅狄驚奇事，親見委奴漢印來。

據研究，在《日本雜事詩》初刻本154首詩中，涉及明治維新的就有或明治初年以來新出現的各種新事物的就有四十多首，由此表明在黃遵憲思想深處對明治維新留有深刻影響，在潛意識層面試圖以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激勵國人發奮為雄，重振國威。他在這些詩中形象介紹明治維新各方面的政策措施以及日本社會生活各方面因維新而發生的變化，對明治改革以及由此而出現的新事物表現出濃厚的興緻。

黃遵憲盛讚日本明治維新各方面的創新，但其落腳點依然歸結為中國必須仿效日本明治維新進行全面變革：「中國必變從西法。其變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強，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轄，或如波蘭之瓜分，則我不敢知，要之必變。」很顯然，這個思想表述深刻影響了後來的康有為。

《日本雜事詩》用形象的文學語言向國人傳遞了日本明治維新的信息，然而這種文學語言雖然具有非常強烈的感染力，但畢竟不是歷史事實本身。所以，為了向國人傳遞正確的明治維新信息，黃遵憲到日本不久就開始有意識涉獵相關文獻，準備撰寫一部詳細全面介紹日本歷史文化特別是明治維新後日本所發生的變化，以為國人之參考，激勵國人像日本人那樣埋頭苦幹、發奮圖強，變法維新。這就是他的名著《日本國志》的寫作背景。

黃遵憲在後來表述自己編撰《日本國志》的心跡時說：「既居東二年，稍稍習其文，讀其書，與其士大夫交遊。遂發其凡例，創為《日本國志》一書。朝夕編輯，甫創稿本。」也就是說，黃遵憲從到日本任職的第三年即1879年就開始《日本國志》的寫作。其《日本雜事詩》之《自序》也說：「既居東二年，稍與其士大夫游，讀其書，習其事。擬草《日本國志》一書，網羅舊聞，參考新政。輒取其雜事，衍為小注，串之以詩，即今所行《雜事詩》是也。」換言之，《日本國志》與《日本雜事詩》在黃遵憲的預設中，是相輔相成的姐妹篇，各有分工又互相照應，《雜事詩》中的「小注」常有「詳見《日本國志》」、「別詳《日本國志》某某志」等字樣，而這些「小注」中文字也往往構成《日本國志》的內容。從表達方式看，《日本雜事詩》是以詩的語言出現，配以繁簡有度的評語；而《日本國志》則是以史家之眼光、格局，以通志的體裁表達日本的歷史文化特別明治維新以來的歷史文化。書中以描述日本的歷史文化為經，以評論得失為緯，每志均有「外史氏曰」，間亦有發議論處，或以某種加註進行表達。這些評論與注釋都是在闡發著者的思想見解，或者說是黃遵憲在閱讀整理日本史料時的感悟、啟示，或者說是期望將這些感悟、啟示介紹給國人，激勵國人奮起直追，像日本人那樣完成變法維新大業。可見在黃遵憲寫作這兩部書時已有通盤考慮，希望讀者將這兩部書結合起來使用。

《日本國志》是黃遵憲仿效中國傳統史學著作中《通志》體例著的國別史。由於黃遵憲具有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強調詳今略古，詳近略遠的著書原則，因而《日本國志》在黃遵憲著書之初實際上是當作日本的近代史、現代史來處理的，在他的潛意識中，《日本國志》在本質上就是一部「明治維新史」。這部書系統介紹明治維新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和經驗教訓，質之當世士夫之留心時務者，以啟發國人，為中國的變革提供參考。在後來的政治實踐中，特別是1895年維新時代開始後，黃遵憲介紹的這些經驗在很大程度上啟發了中國維新志士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康梁等人的思想中，有很多內容直接來自黃遵憲的這部著作。

在《日本國志》中，黃遵憲以史家筆法對明治維新改法後師從西方近代國家所制定的典章制度詳加考訂，條貫古今，追溯源流，通其原委，究其實際，下意識注意挑選那些比較適合中國國情與特徵的內容。這一點在《日本國志·凡例》中闡述的明白無疑：

檢昨日之歷以用之今日則妄，執古方以葯今病則謬；故傑俊貴識時，不出戶庭而論天下事則浮，坐雲霧而觀人之國則暗；故兵家貴知彼。日本變法以來，革故鼎新，舊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錄，皆詳今略古，詳近略遠，凡牽涉西法，尤加詳備，期適用也。若夫大八洲之事，三千年之統，欲博其事詳其人，則有日本諸史。

很顯然，黃遵憲期待讀者不要將《日本國志》僅僅當作一部日本歷史的書，而是要將這部書與中國當時所面臨的改革任務結合起來閱讀。

黃遵憲的期待在同時代人中獲得了積極的回應，從閱讀接受層面說，當時的中國人但凡閱讀過這部書的，幾乎沒有人單純地把它看作日本歷史文化教科書，而是將之視為談時務、講變法的政治書。李鴻章和張之洞是最早讀過《日本國志》的中國人，更是清政府中的高官。《日本國志》1887年完稿後，黃遵憲即將之謄寫四份，分別送給李鴻章、張之洞和總理衙門。

在隨書寫給張之洞的報告中，黃遵憲表示自己奉命出使，在外九載。到日本後，周咨博訪日本維新以後在官職、國計、軍制、刑罰諸大政方面的模仿西方所進行的改革，根據這些資料，創為《日本國志》一書，其中若《職官》、《食貨》、《兵志》、《刑志》等，臚舉新政，借端伸論，以期能夠為中國執政者所利用。

黃遵憲的自我評估大體合乎事實，張之洞在瀏覽了這部書之後認為，《日本國志》條例精詳，綱目備舉，寄意深遠，致功甚勤，尤其是對於外洋各國風俗政事，均能會通參考，具見著者並不是單純書齋中的學問，而是究心時務，有感而為。

李鴻章在閱讀後也承認，《日本國志》敘述有條理，如《職官》、《食貨》、《兵志》、《刑志》、《學志》、《工藝志》等，皆能博稽深考，於明治維新改從西學等政治變革原委曲折，均能考訂賅備，其意「在於酌古之中，為匡時之具」。

從李鴻章、張之洞等人閱讀體會中不難看出，《日本國志》的重點主要在於介紹明治維新的歷史，作者借日本的維新變革以啟發中國人效法日本變法自強，不要繼續劃地為牢，局限於經濟發展這一單一層面上。

在《日本國志·國統志》中，黃遵憲詳細介紹日本由培理艦隊叩關被迫開國到倒幕維新各項改革的基本完成，差不多是將明治前期的改革事項逐年逐月分條臚舉，其內容大致分為除舊與布新兩個方面，認真分析明治維新的前因後果，具體闡述了資本主義制度取代前近代的幕府制度的歷史必然性，並將明治改革的各項措施了系統梳理，給中國讀者一個相對完整清晰的明治維新觀。

對於明治維新發生的原因，黃遵憲在《國統志》中認為，主要是由於德川幕府的腐敗黑暗統治，使得民心積厭，外侮紛乘，內訌交作，再加上不期而至的西方勢力的壓力，激發了愛國之士的變法熱情，於是二三豪傑乘時而起，倒幕府而尊王室，卒以成王政復古之功，國家維新之治，也就勃然興起。黃遵憲高度讚揚下層武士階層對明治維新的巨大貢獻，以為武士們所倡導的尊王攘夷乃憂國憂民之舉，維新運動就是日本民族的愛國運動。黃遵憲對那些因昌言尊王攘夷而遭到幕府迫害的維新志士深表同情，對於明治政府後來大力提升下層武士擔任新政府要職則深表欣慰，以為明治政府以西鄉隆盛、木戶、板垣、大隈等為參議，以大久保利通為大藏卿，故家士族束之高閣，居要路者多為新進平民，而這些新進平民益奮袂攘臂，以圖事功，故而維新規模愈益擴大。

對「尊王攘夷」口號，黃遵憲給予很高評價，以為維新志士提倡尊王，就是準備假借天皇與幕府之間的矛盾，達到倒幕維新的目的。所謂攘夷，在黃遵憲看來，並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出於一種策略上的考慮，用以激勵日本人對幕府的仇視。因為德川幕府當時與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日本陷入半殖民地狀態，國民深受其害。當幕府制度推翻後，維新志士便決然變計，大開外交，迅速放棄以前攘夷主張，主動與外國通商，發展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同時要求西方列強修改不平等條約。從這個意義上說，尊王攘夷實際上是要達到倒幕維新的政治目的，並不含有狹隘的排外主義。

基於對明治維新前因後果的精密分析，黃遵憲的結論是：在弱肉強食的世界，如不變法自強，必遭亡國滅種之禍。印度、埃及、波蘭等因守舊不變而遭到瓜分而亡國，相反，東鄰蕞爾小國日本隨機應變，由於變法維新，奮發有為，勵精圖治，不數年即成富強之勢。在黃遵憲看來，日本的成功是中國的最好榜樣。中國如果不能像日本那樣奮發有為，變法自強，就必將重蹈印度、埃及、波蘭的覆轍。

黃遵憲認為明治維新之所以能夠順利進行，關鍵因素是明治政府實行了政治制度改革，而不似中國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裡政治改革按兵不動，而一味進行經濟建設。在黃遵憲看來，中外一切改革的癥結都在於能否在政治上找到辦法，如果政治上有辦法，其他方面就有辦法，如果政治上沒有辦法，即便其他方面有些辦法，也不過是雕蟲小技，不足以化解社會所面臨的根本危機。政治制度改革不只是經濟改革的基礎，而且是一切改革的出發點。泰西各國之所以能做到上無壅財，國無廢政，而民亦無遊手好閒者，其國號稱太平大治者，原因就在於泰西諸國有一個良好的政治制度。有了良好的政治制度，就能夠做到舉一國之財治一國之事，仍散之一國之民，就能夠保證社會制度結構的正常運轉；就能使其官無清濁之分，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建立一個高效廉潔的政府，其分職施治，有條不紊。

政治制度改革是明治維新成功的關鍵，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黃遵憲看來主要有兩點，一是改革官制，二是建立議院。在《日本國志·職官志》二中，黃遵憲詳細描寫了明治維新以來的官制改革，特別是對仿照西法而創建的新制度詳細介紹。

對明治政權實行三權分立的體制，黃遵憲高度讚賞，以為議政、行政不可歸一，議政官有議定、參與，議長皆主議政；行政官有輔有相，皆主行政。這樣的三權分立是最理想的政治體制，以相互制衡保障公民自由。

黃遵憲還格外注意明治政府對新官員的任用、提升方式，除了注意他們的政治操守外，更注意他們的西學知識、行政能力。很顯然，黃遵憲也希望中國在從事維新變法的時候，能夠大膽起用勇於變革的下層官員。

通過對明治維新官制改革的考察，黃遵憲確信中國必須走日本已經走過的道路，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體制，採納三權分立的議會制度，而這個議會制度又必須以地方議會，即府縣議會為基礎，以為日本的府縣議會制度仿效泰西，以公國是而伸民權，意甚美。所以當黃遵憲後來協助陳寶箴在湖南推行新政時，格外注意地方政治的建設，注意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圖公益，以變官吏專制之治，建設一個法治社會，設立國法，使官民上下，分權立限，同受制於法律。

在《國統志》、《職官志》中，黃遵憲以進化論的觀點觀察由明治元年天皇下詔變法到明治八年敕建立憲政體的歷史發展，以為維新後政權所屬，上不能專制於朝廷，下不能委寄於臣隸，又不得不採泰西上下議院之法，以漸變君民共主之局，於是設立地方議院制度便成為日本歷史發展的必然之勢。黃遵憲詳細介紹明治初年建立地方議院的過程，其意願當然是期望為日後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提供參考。

在《食貨志》和《工藝志》中，黃遵憲高度評價明治政府頒布的「殖物產、興商務」的經濟政策，提倡學習西方近代科學技術以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這方面的考訂顯然也不是無關宏旨的閑筆，而是希望中國能夠仿照日本努力發展民族經濟。

在《兵志》中，黃遵憲仔細考察日本仿效西方國家改革兵制、建立新式陸軍和海軍，以及軍費籌措、分配、使用，海軍建設等情況。這些介紹與考訂，不僅是要中國海軍、中國軍隊能夠以日為師，更重要的是黃遵憲比較早地意識到明治政府之所以不惜代價實行強軍戰略，其戰略矛頭實際上是對準中國。

在《地理志》中，黃遵憲一改中國傳統史書《地理志》專講地理沿革變遷的傳統，除了講明地理沿革外，更將明治維新廢藩置縣政治舉措在行政地理變化中的作用一一道明，肯定政治舉措在地理變遷中有時也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5

重走明治維新路

黃遵憲是1877年隨何如璋出使日本的，他的《日本雜事詩》於1879年由同文館刊刻印行。這一年，黃遵憲又開始《日本國志》的寫作，其初編於1882年完稿，定稿大致完成於1887年回國後，其抄本開始在清政府政治高層中傳閱，李鴻章、張之洞等大員都曾閱讀過這部書稿，並給予很高評價。駐法國公使薛福成於1889年見到這部書稿，以為是中國幾百年不曾見的好書，欣然命筆作序，並向清政府推薦黃遵憲為駐英國公使館二等參贊。

《日本國志》中傳遞的明治維新信息引起中國有識之士的關切，晚清流行的許多重要的政治、經濟改革建議，似乎都可以在《日本國志》中找到影子。但由於中國歷史的特殊性，特別是當時的中國正處在上升狀態，除了一些有識之士居安思危表達過一些「盛世危言」外，更多人的中國人依然陶醉在三十年的發展成就之中。

三十年的洋務實踐使中國朝野無法認同日本的明治維新改革模式，中國官紳依然相信中國面對西方的刺激、挑戰，主要的還是經濟上的問題，是自己的經濟實力不如人，而不是在文化根本、政治制度層面。因此，中國官紳也就無法認同日本明治維新的徹底變革。

中國在堅持舊有體制前提下進行著變革，從短視目光和實用主義的立場上看，這個選擇相對說來給中國帶來的動蕩最小、受益最大。然而從另一方面看，由於洋務運動並沒有從根本上觸動中國舊體制，所以經濟的快速成長也就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西方各文明國家並沒有因中國的經濟成長而將中國視為戰略夥伴，相反總是因為中國舊體制的頑強而不斷抱怨。

具有莫名文化優越感的中國人當然不懼西方人的口頭抱怨，然而到了1894年，中國與日本之間終於爆發了戰爭，三十年舉國之力創建的北洋海軍頃刻之間灰飛煙滅，先前盛氣凌人的中國人在亘古未有的奇恥大辱面前徹底喪失了文化底氣，由先前的文化虛驕一夜之間變成文化虛無。

重新反思日本何以勝，中國何以敗的根本，結果幾乎一致認為是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了近代國家制度，而中國三十年洋務新政只變其末不變其本，於是中國官紳在甲午戰後的反省，就是中國必須放下架子向日本學習，特別是要補上明治維新這一課。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黃遵憲的《日本國志》獲得正式出版，立即引起國人高度關注，梁啟超借題發揮，大聲疾呼中國人不要輕易將這部著作的價值低估，不要將之視為純學術的歷史書，《日本國志》對日本政事、人民、土地，特別是明治維新變政之故之過程，都有很細緻很地道的表達，值得國人反覆吟誦，並使之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稍後，在中國發生的所謂維新運動，就其本質而言就是學習日本，只是礙於老大帝國的面子，在很多時候謊稱是向西方學習。然而接著所發生的所謂「戊戌維新」的「維新」二字，真實反映了明治維新在中國官紳心目中的印記。他們除了學習西洋，也向東洋學習了。而此時最重要的鼓吹者已不是黃遵憲，而是康有為。

據康有為自己說，他自1886年就注意到明治維新的劃時代意義，並開始搜集相關資料。他本人不懂日文，於是特地培養女公子同薇專修日語，至1896年，所得日文書甚多，乃令同薇翻譯成中文，並據此編撰《日本變政考》及《日本書目志》。

康有為的這個說法還可以再探討。其實從思想史的角度說，康有為的明治維新觀應該主要來源於黃遵憲的介紹特別是《日本國志》，他基本上承襲了黃遵憲的看法，認為明治維新成功的關鍵就在於「大變官制」，「蓋一切事皆待官而辦，苟官制不改，以數千年積弊之衙門，只能舞弊，而必不能興利」。所以改革官制也就成為中國改革能否成功的大關鍵。通過《日本國志》，康有為認為明治維新以三權分立為政治體制的基礎是近代國家得以確立的原則，是近代國家政體之本，三權立，然後政體備。所以，三權分立是維新變法在政治制度領域預設的一個重要目標。

明治維新使日本的力量急劇上升，並終於成為中國的巨大威脅，經過甲午戰爭，中國三十年的發展成果差不多毀於一旦。第二年的《馬關條約》使中國蒙受從來沒有過的奇恥大辱。知恥爾後勇、見賢思齊，是中國聖人的教誨。所以，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是，中國在甲午戰前儘管有那麼多人一再鼓吹應該像日本人那樣虔誠學習西方，但總得不到朝野內外的真正重視，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東鄰蕞爾小國日本原本就是學中國，相信他們不可能掀起什麼風浪。然而到了戰敗，到了條約簽訂，中國人贏得起也輸得起，很快就調整了自己心態，不僅潛下心來學習日本，而且在那不太長的時間裡，竟然與日本的關係恢復的最好，朝野內外不斷出現與日本結盟的呼聲。

在甲午前後，康有為也是堅定的反日派，不過到了《馬關條約》簽訂後，康有為也與大多數中國人一樣，發自內心承認日本的成功，確信日本的經驗有我中國所不及者。中國的未來，要必像日本人那樣重走維新路。此後不久，中國也確實出現了一個「維新時代」。

維新時代的中國發奮為雄，全國上下確實洋溢著「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氣氛，然而經過差不多三年時間，至1897年底，德國人竟然不宣而戰出兵強佔膠州灣，緊接著，俄國、英國、法國等，都相繼乘火打劫，中國的民族危機再次爆發。

膠州灣危機爆發後，康有為向清廷上了一份奏摺，題為《外釁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時發憤革舊圖新以少存國祚呈》，希望重演1895年公車上書故事。

在這份後來被稱為《上清帝第五書》中，康有為詳盡分析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以為甲午戰後三年來，萬國報館議論沸騰，咸以瓜分中國為言。其分割之圖，傳遍大地，籌劃詳明，絕無隱諱。康有為推測，德國出兵強佔膠州灣，實在為列強瓜分中國開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德如成功，列強必群起而效尤，諸國咸來，並思一臠，瓜分豆剖，漸露機牙，猶如地雷四伏，導管遍布，一處火燃，四面皆應，膠州灣事件只不過是列強的借口而已。於是，康有為鄭重警告清廷主政諸公：列強計謀得逞，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根據康有為的分析，中國之所以在甲午戰後，在度過了難得的三年「維新時代」之後，依然不被列強視為一個正常的國家，依然被他們任意欺凌，主要還是由於中國本身的「弱昧」，尤其是愚昧無知，不知天下大勢，不知變法圖存，得過且過：語新法之可以興利，則瞋目而詰難；語變政之可以自強，則掩耳而走避。結果，中國經過了三年的「維新時代」不是越來越強，而是越來越弱，越來越不被人瞧得起：今日大患，莫大於昧。故國是未定，士氣不昌，外交不親，內治不舉，所聞日孤，有援難恃，其病皆在於此。

知道了中國問題癥結之所在，康有為當然比較容易提出自己的治療方案。他的基本意見是，中國如欲擺脫被動的國際環境，只有像明治維新那樣練好內功，在內政上下功夫，使中國儘快以近代民主國家的形態出現在世界舞台：在今日世界競爭大勢中，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無他圖。在這份奏摺中，康有為提出上中下三策供主政諸公參考：

上焉者取法俄、日以定國是，即參照俄國、日本等與中國國情比較類似的國家已經走過的成功道路，儘快開始變法，從根本上剷除舊制度的根基，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即建立俄國、日本式的君主立憲體制。

中策則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發動六部九卿真實感臣，集思廣益，謀議變法，次第施行。

下策是是中央政府拱手無為，聽任疆臣各自變法，通飭各省督撫，就本省情形實行變法，以局部試驗為全國性的變法提供經驗。

康有為自信地以為，實行上策，國家可以富強；能行中策，中國還可以維持積弱的局面；僅行下策，大清王朝則不至於盡亡。而所謂上策，就是重走明治維新路。

1898年1月23日即舊曆新年第二天，康有為應邀到總理衙門接受大臣們的問話，乘此機會，他將《上清帝第五書》呈遞最高當局，並在談話中提出重走明治維新路的問題，以為日本維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備，與我相近，最易仿摹。順便還告訴主政諸公，自己還著有《日本變政考》等，比較詳實考察了日本政治改革過程，可供參考。

第二天，光緒帝通過總理衙門令康有為將《日本變政考》和《俄大彼得變政記》一併呈送。遵照皇上旨意，康有為在這個春節假日里，閉門謝客，奮筆疾書，趕寫出《請大誓臣工開制度局革舊圖新以存國祚折》及《日本變政考》等。隨同《日本變政考》，還有一份《為譯纂〈日本變政考〉成書可開日本由弱致強之故恭請御覽乞采鑒變法以禦侮圖存摺》，著重強調向日本學習乃為當時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重要捷徑。

《請大誓臣工開制度局革舊圖新以存國祚折》是康有為的上清帝第六書，或簡稱為《應詔統籌全局折》。這是康有為在戊戌年間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之一，是康有為關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在這份文件中，康有為指出，中國國情與日本明治維新前的情況比較相似，明治維新極大地動員了國內各方面力量，從而促使經濟、社會乃至軍事獲得很大發展。日本的成功為中國樹立了很好的典範，中國應該仿照明治維新所走過的道路、所採取的措施。根據康有為的總結，明治維新中最重要的舉措實際上只有三點：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國是，在政府高層內部形成必須進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識；二是廣開言路和徵求人才的通道，願天下所有英才為我所用；三是開制度局而定憲法，以憲法去約束人的活動，從而使日本一躍成為近代民族國家。

基於日本的經驗，康有為向清政府的最高決策層鄭重建議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證變法維新的政治改革獲得成功：

第一，由光緒皇帝在天壇或太廟或乾清門大誓群臣，詔定國是，宣布變法維新正式開始，堅定群臣革舊維新的信心與信念，宣布廣采天下輿論，廣取萬國良法，重建中國全新的政治體制。

第二，由政府最高層在午門設立待詔所，委派兩名御史專司此事，允許上下臣工、草民百姓盡自己所知上書言事，對國家的政治發展、經濟建設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議。所有上書不得如舊體制由堂官代遞，以免阻撓。凡上書中有可取之處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關部門的主管予以召見，量才錄用，人盡其能。

第三，開制度局於宮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參與其事，統籌全局，下設法律、稅計、學校、農商、工務、礦政、鐵路、郵政、造幣、遊歷、社會以及武備等十二個分支機構，將一切政事制度從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體制，重建新的政治體制及與之相適應的各項制度章程。至於中央以下各級行政機構的改革及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變動，康有為也在這份奏摺中提出一些設想，大要不外乎本著政情上通下達、棄舊圖新的原則。

康有為的《統籌全局折》及同時呈遞的《日本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記》深獲光緒皇帝的讚賞，光緒皇帝在收到這些文件後，置之案頭，日加批覽，「於萬國之故更明，變法之志更決。日讀康書，知之更深。」 4月13日，光緒帝命翁同龢將這些文件送到頤和園，恭請慈禧太后御覽。及至新政啟動之後，光緒帝再要參閱《日本變政考》的時候，自己手頭沒有書，只好再令康有為謄寫進呈。康有為又乘此機會對原書進行修改潤色，令文從字順，並附表注，以便閱看。

「御覽」的《日本變政考》是一部翔實的編年體明治維新史，按年月順序詳述從明治元年至二十三年的維新過程，記載每一年度所採取的變法措施，以一事一議的方式，將自己的心得、看法寫成按語，繫於相關部分。凡中國變法之曲折條理，康有為也藉此書予以表達，兼賅詳盡，網路宏大，內容廣泛，包羅萬象。從綱領、政體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科學衛生等無所不包。

根據日本的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康有為在《日本變政考》中寫有一百多條按語。這些按語全面闡釋中國應該怎樣向日本學習，實行變法。康有為指出，明治維新使日本獲得巨大成功，其經驗具有普遍性的意義，更是中國變法維新的不二法門。中國不變法不更新則已，要變法要更新，就不必捨棄日本的經驗而有異道，不必老是想著自己的「特色」而另出主意，要尊重人類社會進步的普適性和普世性，但采鑒於日本一切已足。康有為的這個說法徹底否定了先前中國人面對西方社會文化而耍弄的小聰明，更是對先前「中體西用」的清算與批判。他希望清政府特別是聖明的光緒帝採用明治維新的既成模式依樣畫葫蘆，重走明治維新路。

康有為指出，日本之所以能夠在維新時代推行各種富強政策，主要是因為明治政府改變了官制，掃除了積弊。因此康有為建議官制改革的重點應該放在改革六部則例，裁併機構，裁汰冗員；創設新機構，重用新人等方面。尤其是要學習日本政府專職專任，一部之事責成一人負責，一人專任一職，而不兼差。這樣，既可以避免相互掣肘、推諉，又可以集中精力作好所任專職。整頓吏治，主張棄捐官，去浮費，厚俸祿，除中飽，既要以廉潔精神教育鼓勵官吏，更要設身處地解決官吏們的體面生活，高薪養廉，使官員不會因蠅頭小利放棄自己的尊嚴。

對於官制改革，康有為也根據他對明治維新史的研究提出比較詳細的方案，大致是要求減少層級、科層、層次，廢除督撫司道，將全國的行政體制優化為府、縣兩個層次，果如此，當然減少不少官員數額。至於縣這個層面，康有為也根據日本的經驗，建議不要大包大攬，縣一級政府只需管理訟獄、賦稅兩件事即可，另外可以設立民政局，專任民政，包括學校、農工商業、山林道路、水利開墾等事務。

在法制方面，康有為建議像日本那樣直接仿行泰西成法，減刑輕律，設立陪審員制度和律師制度，設立巡捕制度。這些制度不僅有日本榜樣，其實在英國人管理的香港以及上海租界中都有很成功的經驗。

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是明治維新的重點，也是黃遵憲在《日本國志》及《日本雜事詩》中重點介紹的內容，同樣也得到康有為的重視，只是經濟畢竟不是康有為所長，所以他除了如實介紹明治政府的經濟措施、法律保障外，似乎並沒有提出多少獨具特色的主張。

至於文化教育方面，這是康有為的專長和職業，所以他在這方面的觀察比較仔細，建言也比較得體和切合實際。他認為，一個國家之所以落後，主要是民智未開，而西方諸國之所以強盛，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教育發達，學校林立，人才輩出。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其最精髓的東西也在教育方面，以教育立國，廣設學校、圖書館、儀器館，鼓勵大規模翻譯域外書籍，鼓勵學子出洋留學，鼓勵開辦各種各樣的學會，以此造就大批人才，以促成明治維新的空前成功。

明治維新就是要建立君主立憲政體，就是要建立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所以，康有為在總結明治維新的經驗並向國人推廣時，最看重的就是明治維新的政治改革，這也是中國人先前最瞧不起日本的地方。而在甲午戰敗後，這恰恰又是中國人最希望獲得的經驗，最希望進行的政治實踐。康有為反覆強調開議會的重要性，稱讚議會制度有助於通天下之氣，會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才。這既是西方諸國走上強盛的根本原因，也是日本與中國同時起步學西方，而不到三十年遠遠超過中國的根本原因。中國要強盛，無論如何不要再像過去三十年那樣自作聰明，要踏踏實實循序漸進，老老實實學習西方，將西方的經驗原原本本學來，就像胡適後來所意識到的那樣，只有充分的世界化，才能充分保留民族的東西。

議會民主是西方國家政治的根本，也是日本走上富強，走上成功的根本經驗，日本變法以民選議院為大綱領，以議會議國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順。所謂大綱領，所謂政治上有辦法，就是指的建立議院體制，只有議院立，憲法成，然後君位日益尊，國日益安。這就是康有為總結的明治維新的根本經驗，所以他在後來的政治活動無不以此為目標，強調設立議院、制定憲法、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的重要性。

6

對明治憲政的模仿

仿照日本明治維新進行政治變革成為1895年後中國的政治主題，而明治維新的一個重要特徵是重建立憲體制下的皇權尊嚴，重建近代國家制度。然而由於中國人在甲午戰後的焦灼意識太過強烈，恨不得用最短時間補上日本幾十年的功夫。然而欲速則不達。激進的政治變動觸犯了許多人的利益， 1898年秋天的政治風波使這一變革進程嘎然中止。

又經兩年蹉跎，中國在飽嘗民族主義的苦果後，於1901年重新起步，進入政治變革的新階段。這一時期的所謂官制改革、所謂仿行立憲等，其範本、模式，在在刻意模仿明治維新。具體如商部之設，即來自鎮國公載振對日本商政的考察和移植。明治維新在中國官紳記憶中，終於從同光新政時期第一階段的不屑一顧、不以為然，中經第二階段戊戌新政時期的五體投地，到了此時平常心對待。經過短暫幾年時間，制度移植使古老中國煥發出勃勃生機。

1901年開始的新政在制度移植方面大幅度仿照明治維新的做法，其深度和廣度都遠遠超過同光新政和戊戌新政兩個時期，只是從統治者的立場而言，清政府對先前兩個時期不太敢試驗的一些制度層面的東西開始進行嘗試，但在根本制度方面如政治體制改革則是能拖就拖。中國人已看到了民主政治的曙光，但何時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好處似乎還很漫長。

打破僵局的是一場意外戰爭。1904年，日俄戰爭使一度不易前行的政治變革獲得了新的動力。

日俄戰爭是日本與俄國兩個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為擴大各自勢力範圍而在中國東北地區所進行的戰爭。俄國人因其領土與東北接壤，很早以來就將東北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特別是經過義和團戰爭後，東北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俄國人的殖民地乃至「黃俄羅斯」。而日本在經歷了明治維新政治改革後，實行君主立憲，成為世界強國俱樂部中的遲到者，其野心勃勃的所謂「大陸政策」，就是吞併朝鮮，佔領東北，進而佔領整個中國、整個亞洲。這樣，中國東北地區就成了兩個新興大國爭奪的矛盾焦點。

經過幾年積極準備，日本從1903年起就與俄國就東北的利益進行多次談判，但一直無法達成雙方都滿意的協議。雙方都意識到無法談妥的東西只能憑藉武力解決，於是都進行積極的戰爭準備，戰爭一觸即發。

東北地區不僅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更是大清王朝的龍興之地，可是清政府在這場戰爭中竟然宣布「局外中立」，甚至自以為是宣布日俄兩國都是中國的友好鄰邦。

清廷莫名其妙的立場並沒有阻擋住中國人對這場奇怪戰爭的高度關注，對於清廷局外中立的立場予以嚴厲譴責，尤其是戊戌後流亡海外的那些力主君主立憲的政治人物，他們對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土地上廝殺非常憤怒，同時也期待、祝願已實現君主立憲的日本能夠戰勝依然實行君主專制的俄國。他們在戰爭爆發不久就預言，這場戰爭將使中國人充分認識到國家強弱的分別不再是因為人種或其他原因，而在於各自所選擇的政治制度；這場戰爭還將使世界政治發展的一般趨向更為明白，其結果肯定有助於中國的政治改革，所以戰爭對中國固然是不幸的，但這不幸中的萬幸就是使渾渾噩噩中的中國人通過這場戰爭徹底覺醒，徹底意識到中國必須仿照明治維新，重新走上政治維新、君主立憲道路的必然性。

戰爭的結果不期然與這些預言相吻合。這場發生在中國領土上的奇怪戰爭歷時一年有餘，終以俄國慘敗、日本大勝而結束。世人皆曰立憲勝於專制，於是模仿明治維新的政治舉措，實行君主立憲，重走明治維新之路的問題再次被提起。

此次最先重提建立立憲政體的來自清政府內部，當戰爭還在進行時，清政府駐日公使孫寶琦奏請清廷，要求改行憲政，特別提出日本憲政的本質是尊君權而固民志，與大清王朝的政統適相吻合。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主要勝在其國家政治體制上。這也是十年前中國於甲午時期敗給日本的主要原因。

孫寶琦的奏摺在中國的官僚體制中激起陣陣漣漪，各地督撫和駐外公使紛紛以立憲為言，與孫寶琦的主張遙相呼應，大家異口同聲要求清政府不要再猶豫不決、蹉跎歲月，要痛下決心，效法日本，儘管推動政治變革進程。

1905年的中國表面上風平浪靜，實際上則風雨飄搖，特別是以孫中山為領袖的革命黨在國外獲得很大發展，並不斷在國內掀起一陣陣風浪。說清政府此時就處在危機之中或許稍過，但清政府在政治變革進程裹足不前，遠離世界潮流，確實越來越令人失望。

內外臣工的籲請，給清政府添加了無形的政治壓力，最高統治者鑒於從同治新政到戊戌新政，再到目前停滯不前的新政種種經驗教訓，不得不格外看重內外臣工的政治態度，即便是出於維護政治統治的需要，清政府也應該藉助於立憲政體進行變革了。

清政府政治變革的基本思路還是學習日本的明治維新，於是清廷在1905年初派員到日本考察其宮內省制度，以為清政府將來改行立憲政體時的參考。所以，當袁世凱奏請清廷學習日本在立憲前選派重臣出洋考察憲政以為改制張本時，清廷很爽快地予以積極回應。1905年7月16日，清廷下發一道御旨，宣布簡派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稍後，考慮到載澤太過年少，加派商部左丞紹英為出使大臣。

五大臣考察陣容不僅龐大，而且他們五個人的政治地位、思想傾向也非常值得注意。載澤是宗室貴胄，留心時事，素號開通；戴鴻慈在中央部院任職甚久，經驗豐富，頗講新政，深知立憲可以救國；至於端方，奮發有為，於內政外交尤有心得。所以，五大臣陣容分量重、責任大，自然引起國內外各方面的注意，特別是西方一些民主國家普遍認為，清政府此次派員出洋考察是為了學習日本、美國和重要的歐洲國家的憲法、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中國終於下決心將西方行之有效的政治體制、憲法體制和經濟體制移植過來了。

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隨員在羅馬合影。

根據安排，由載澤、戴鴻慈和紹英率領的一路考察俄國、美國、義大利等國，由徐世昌、端方帶隊的另一路主要考察英國、德國、法國和比利時等。兩個龐大的考察團很快組織起來了，經費的籌措也在南北洋大臣、各地督撫，特別是直隸、湖北、江蘇等省支持下迅速解決。各地人士真是有力出力，有錢出錢，都在真誠期待中國能夠儘早政治民主化，連邊遠的新疆這樣的省份也為考察團任籌一萬兩庫銀。由此可見中國人的政治熱情。

當然也有不願清政府立即推動政治民主化的，所以當五大臣考察團剛出京城，就遇到積極排滿的革命黨吳樾的自殺性攻擊，當場炸死三人，載澤、徐世昌受輕傷，紹英傷勢稍重。

吳樾的自殺性攻擊後來被譽為英雄行為，但在當時卻受到國內外輿論的普遍譴責，輿論認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為立憲政治作準備，關係中國政治前途，但凡稍具愛國心的人都應該鄭重其事祝其成功，而不應使用這種恐怖襲擊手段阻遏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

在各方面慰問和支持下，清政府的憲政決心並沒有因吳樾事件而中斷，鑒於紹英傷勢稍重，清政府改派新任駐比利時大臣李盛鐸和山東布政使尚其亨為考察憲政大臣。

清政府立憲決心不變，除了國內外的支持外，還有一個重要背景是日俄戰爭中的失敗者俄國於此時也幡然醒悟，突然加快立憲改革的步伐。1905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頒布《十月宣言》，承認人民有言論、出版、結社、機會、信仰、人身自由和參政的權利，決定著手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制定憲法，召開國家杜馬，上下一心，講求自立之策。

俄國的消息深刻影響了清廷決策者，10月27日，兩宮面諭軍機大臣說，考察政治是當務之急，各考察大臣務必克服困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誤。11月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立憲。兩天後，即11月4日，端方等出洋考察大臣與袁世凱、張之洞、周馥等擬聯銜奏請兩宮明降御旨，宣布立憲。

俄國的政治舉措在在促動清政府實行立憲政治的步伐。11月18日，光緒帝諭令政務處先籌定憲法大綱，顯示出清政府和光緒帝急起直追的決心。25日，清廷決定設立考察政治館，作為領導立憲改革的中央機構，專門研究各國憲政，向清政府提供憲政改革的諮詢。同一天，端方、戴鴻慈、袁世凱、趙爾巽等聯銜五年後實行立憲。

內外臣工的積極態度無疑對清廷是有力的支持，清廷為防再生不測，對於出洋考察只能暗中部署，重組考察團，兵分兩路，分期啟程。12月7日，出洋考察團第一路數十人由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率領由正陽門火車站上車，至秦皇島轉小火輪至上海。19日下午，搭乘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巨型油輪「西伯利亞」號向日本駛去。翌年1月14日，出洋政治考察團另一路由載澤、尚其亨、李盛鐸率領乘法國輪船「克利刀連」號揚帆啟程，先至日本，再轉赴歐洲諸國。

在日本，載澤一行受到日本朝野的殷勤款待和真誠歡迎，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日本朝野確實期待中國的政治發展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與日本同步，所以日本政府不僅安排天皇接見考察大臣，給予優厚的禮遇，而且安排政府現職各大員、故臣元老以及有關專家與考察大臣就日本立法原理、原則，政治沿革和損益等，從容討論。

參與日本政治變革全程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既向載澤等人詳細講解日本憲法，又對考察諸大臣提及的在君主立憲政體下官吏任免、軍隊統領以及宣戰、媾和、簽約、發布命令等方面的疑問進行詳細解釋，特別是伊藤博文結合自身經驗，提醒中國在政治變革時無論如何要注意不要讓君權旁落，雖立憲而主權必須集於君主一人之身，不可旁落於臣民。

日本的經驗和熱誠贏得考察大臣的好感，而且從兩國國情上說，日本的國情及其維新舉措確實要比歐美諸國更合乎中國當時的需求。所以，載澤等人對日本的經驗和制度格外推崇，他們將仿照日本推行憲政列為考察歐美日諸國的最終結論和優先選項。

此次出洋考察的主要目標就是憲政，所以考察團每到一國，對於議院的參觀和議會制度的考察變成了首要任務。久之，考察團成員對於日本和西方諸國議會制度有了新的認識，但其重點似乎還是先前的期待，即以明治維新為範本進行政治改革，所以當載澤、李盛鐸一行考察完日本後，又特別留下隨員錢恂等人專駐日本繼續詳細調查。

1906年夏秋之際，兩批考察大臣先後歸國。他們很快就向清政府提交了《憲政考察報告》以復命，向清廷提出實行君主立憲的主張，以為君主立憲利於君，利於民，不利於官，是到目前為止人類所發現的最不壞的制度。

清廷願意實行君主立憲政體並不是毫無條件的，其實慈禧太后在一開始就向內外臣工公開了政策底線即清政府可以承受的最低限度，那就是這一改變必須於君主的權力無根本妨礙。所以，所謂五大臣出洋考察就其本意而言，就是要通過對歐美諸國實地考察，以證明立憲政體對君權的鞏固有著積極影響。所以，載澤等人歸國後，不僅從整體上以立憲有利於皇位永固、有利於外患漸輕、有利於消弭內亂這樣「三個有利於」奏聞朝廷，而且還具體分析歐美日各國權力構成及權力中心，以為美國是以工商立國的國家，純任民權，其制度與中國不能強同；英國固然法良意美，但其設官分職，頗有複雜拘執之處，自非中國政體所宜，棄短用長，尚需抉擇。與中國國情相似且其體制易於採擇的，在諸大臣看來只有日本，日本雖萬機決於公論，而大政仍出自君裁，以立憲精神實行中央集權主義，其政俗尤與中國相近。所以比較而言，考察大臣願意向清廷推薦的，也就是說，他們估計清廷最願意接受的，恐怕只有日本的體制。因此1905年的出洋考察，諸大臣雖然遍游各國，但其重心始終放在東鄰日本。

考察團對東西洋各國憲政的考察應該說是很有成效的，在此基礎上，清政府於1906年9月1日頒布仿行立憲的詔書。這裡的所謂「仿行」雖然沒有明確規定仿行的對象，但在當時人們心目中都清楚所指是日本。所以，清廷的仿行立憲從理論上雖說是對歐美諸國政治體制的擇善而從，但在清廷內外臣工乃至最高統治者的心目中，都是將日本明治維新形成的政治格局、政治舉措列為施政首選。

模仿明治維新進行政治改革是當時中國並不諱言的行動，在那幾年，清廷不斷派員到日本進行考察。1907年，清廷派遣達壽、李家駒等三大臣進行第二次出洋考察，專門考察同為君憲制的日、英、德三國政治體制的細微差異及其運轉細節。

在日本，達壽等人同樣受到熱誠歡迎，明治政府派出法學博士有賀長雄等與考察諸臣多次會面，就憲政的歷史、憲法、立法、行政、司法、財政諸問題研求原理之所存，推見立法之本意。通過進一步考察、權衡與比較，達壽、李家駒等考察大臣根據三國不同背景與文化傳統，將之歸納出三種不同的制憲形式，即民定、協定和欽定憲法，以為這三種不同的制憲形式分別體現了三種政治形態，即分權政治、議院政治和大權政治。很顯然，所謂「大權政治」就是日本萬機決於公論而大政仍出自君裁的天皇政治。於是達壽等人奏請清廷仿照日本的先例欽定憲法，才能符合已宣布的「大權統於朝廷」的立憲宗旨。

達壽和李家駒對日本的憲政是發自內心的信服，所以他們在歸國後有計劃地系統編寫了《日本憲政史》《日本憲法論》《議院法》《日本官制通釋》《日本行政裁判法通釋》《日本司法制度考》《日本皇室制度考》等數十種，這對於國人系統了解日本的憲政思想與憲政實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前後兩次的出洋考察，都將落腳點歸結為仿行日本，所以清廷由此更堅信中國立憲政治的發展只有仿照日本才能既有利又可行，君主處於權力的中心。根據這個思路，清廷於1908年8月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在制度層面終於描繪出一個大致輪廓，中國未來憲政的基本形態，大致如明治維新的「大權政治」。

清廷在預備立憲過程中刻意模仿日本並不是偶然的，這實際上是近代中國六十多年歷史演變的必然結果。一方面，日本與中國的國情確有相似相同之處，而日本在1860年代迅速徹底轉身使其真正擺脫了被動挨打局面，在國際社會贏得了體面與尊嚴，而中國在過去六十年間不斷磋砣與創新，不是踏踏實實學西方，而總是懷疑西方的經驗的有效性，強調中國本位的價值與意義。結果，中國失去了時間，失去了機會。所以，六十年的經驗使中國意識到只有像日本那樣下定學西方的決心，才能真正解決中國自身的問題。

在清廷最高統治層看來，仿照日本進行立憲，一方面迎合了世界潮流，滿足國內社會各階層對民主政治的追求與呼聲，有利於維繫統治集團內部人心，鞏固統治基礎。另一方面，實行立憲政治，可以極大程度滿足國內最為活躍的立憲派對政治參與的期待，將國內正在成長著的這個新興階級納入統治階級的內部，順勢擴大統治階級的基礎。

按照清廷的規劃，大約再有十來年的時間，中國就應該能夠像日本那樣，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成為與西方列強同等性質的近代國家。然而，清廷的良好期許並沒有獲得回報，1911年的革命終於阻斷了清廷立憲政治的道路，中國徹底放棄追慕明治維新的夢想，徹底拋棄君主立憲的政治模式，選擇了主權在民的美利堅合眾國政治模式。中國官紳對明治維新的認知也就成了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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