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中的歷史：《資治通鑒》的建構

《資治通鑒》作為史學入門書，對其準確性一直信之不疑。雖然看《朱子讀書法》談到「須先讀正史再看通鑒」，也未再多細想。此後，主要時間精力都放在近代史的閱讀中，對古代歷史便基本保持門外的興趣，見識停滯不前。有同學朋友讓我推薦書目，通鑒總是首選之一。半月前，偶爾在南大附近的萬象書坊翻了《海昏侯劉賀》（辛德勇著），讀之意趣橫生，便拿回細讀。該書寫海昏侯劉賀與漢武、昭宣時代的政治生態，固然頗多新意，但其對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幾段評論還是引起我的極大關注。為了詳細了解作者對《通鑒》的認識，於是按圖索驥找到了辛氏的這篇宏文。

於是，又以差不多兩天時間，研讀了《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講真，很久沒有讀過這麼酣暢淋漓的文章了。該文共四十五頁，五萬餘言，實今年中古學術一篇大文章也。文刊於《清華學報》2014年第6期，早兩年便以草就，據說曾投於《歷史研究》諸刊物，一年余未見結果。後清華包偉民知此文，乃索刊於學報，作為特稿。此文出，各種討論不斷，學界日重辛氏學問，在學生中至有「辛神」之譽。

實則，此文之立意在質疑北大田餘慶等先生的學術觀點，而田氏立論的依據正是被學界廣泛信從的《資治通鑒》。清華學報編者文前附按語，謂：「本文從史源學角度論證了漢武帝晚年根本沒有治國路線從窮兵黷武到『守文』的戰略轉變，認為國內外許多學者在此問題上的研究都得出了錯誤的結論，其錯誤的根源是盲信《資治通鑒》中所採錄的關於《漢武故事》的妄誕記錄。作者進一步考證指出，司馬光其實並不相信這些史料，但他出於資鑒的特別需要而率以己意取捨。此種情況在《通鑒》中隨時可見，因此所謂《通鑒》取捨史料無徵不信且謹嚴不苟的看法是很荒謬的。作者的觀點是否正確，讀者自有判斷，但作者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對這一重大歷史論斷提出質疑，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1980年代，田先生髮表《論輪台詔》一文，較為系統地論說了漢武帝晚年「大幅度轉變政治取向」，由橫徵暴斂轉向「守文」，從而澄清了紛亂局面，穩定了統治秩序，導致了昭宣中興，使西京政治得以再延百年。田先生的史學觀點進一步豐富深化，基本構建了西漢政治生態的新研究典範，閻步克等先生繼之發揚，使得北大中古史研究隱然成學界半壁。另一方面，此文主要觀點，後來寫入大學中國通史教科書《中國史綱要》，在學界與社會上廣泛流傳，產生深遠影響。在我有限的古代歷史知識中，一直堅信漢武帝輪台「罪己詔」正是西漢政治發生轉折的關鍵標誌，部分來自通鑒，部分就來自《中國史綱要》論述。

辛氏出以詳密的考證，運用其「目錄學」「史料學」之長，遍引史籍，旁徵博引，正欲以挑戰長久以來形成的「常識」冰山。近而質疑田先生之學術權威，遠而還原司馬氏之史學建構。呂思勉先生論北魏所謂「立子殺母」一事之子虛烏有，曾說：「一語既虛，滿盤皆假。」辛氏以為，田餘慶之失在於過信司馬氏《通鑒》。

實則，《通鑒》在編寫過程中，對於史料的選取並不如想像中的那般精當、謹嚴。為了證成司馬光的一家之言，常常專采野史、小說等虛構的文獻，在史實上並不很能站得住。為了實現其「資治」（為當前政治提供有效經驗）的初衷，不惜喪失史學「無徵不信」的準則，虛構事實，曲意成說。對司馬光的史學，後世遵之太過，也就難免造成了認知上的誤區，即喪失了反思的能力。其實，（距離司馬氏不遠的）朱熹很早就談到過《通鑒》的失誤之處，呂祖謙也有論列。如《朱子語類》《東萊文集》等都是常見資料，並非罕見，然而後人習焉不察，也就容易忽視其弊病了。至此，辛氏又引述清人的觀點，說宋代史學固然登峰造極，但兩宋仍有區別。北宋諸儒若歐陽修、司馬光，皆氣象闊大、卓爾不群，能開風氣之先。但論謹嚴不苟，精緻無私，北宋不如南宋，司馬溫公未必如李仁甫也。

對於《通鑒》與正史之間的關係，辛氏認為司馬光修通鑒所能看到的兩漢資料並不比當今更多，所以論史料價值《通鑒》不如《漢書》。故論兩漢史事，正史仍優於通鑒。此外，兩宋之史學已熏染當時興起的理學風氣，喜學孔子作《春秋》，褒貶筆削，隨己意論事體，歐陽修、司馬光其著者。然而，唐代劉知幾很早就說過，「褒貶筆削」是聖人之事，後人識見不及聖人，將歷史如實記錄便已難能，若再不自量力，強行褒貶之事，不過畫蛇添足。所以，兩宋史學雖精，但在立意上已落於六朝史學一籌。所以，今天讀《新五代史》《通鑒》，應該有辯證的眼光，不可一味尊奉。

此外，日本近代史學之精密也有大過於吾國之處。文中提到，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於1939年講中國史學時已提示《資治通鑒》取材不盡可信，學者研究當謹慎從事，後此見解收入其《支那史學史》。正是有了這樣的識見，才讓日本此後的史學研究少了類似失誤。而回顧我民國史學界，在激烈動蕩與持續外患之中，史家更多的思考是如何利用歷史知識應對民族危機，提振人心士氣。抱殘守缺，難免閉目塞聽。這種取向，在義理上自然值得提倡，這正是書生報國的方式；但從史學上看，不免受世局政治之累，難以從容討論，更不可能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不過，學術從來關乎國運，又何能自外於世局乎？

《資治通鑒》自然是一部空前絕後之作，世人交口稱譽，史家高度推崇，都不無道理。但任何事情都有其對立面，立論博大，邏輯周圓，就難免不顧事實，曲證其說。知其反面，也更容易理解其優長，這是史學認識的老生常談，其中實在有真理。質言之，任何偉大的事物都有不足之處，而宣稱永遠偉大者，非誣既諂。而立德立言，誠如呂思勉所說「一語既虛，滿盤皆假」，可不慎哉！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