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我在哪兒？：Manifesta 12在巴勒莫
我是誰？我在哪兒？
Manifesta 12在巴勒莫
文／張思銳
所見所聞藝術活動現場實時報道
巴勒莫植物園的「水族館」，三個同心圓每個分成八格，每格中生長著不同的水生植物.攝影：CAVE Studio. Manifesta 12惠允.
儘管真相在作品中被揭露，政客的把戲、制度的官僚還是一再地現實中錯位地投射到個體的悲痛經歷和尊嚴喪失之上。
為了便宜機票，我先從北京飛到了那不勒斯。六個小時的中轉時間讓我決定去那不勒斯城裡走走，一方面打發時間，一方面故地重遊——八年前我曾經在那不勒斯附近一個考古工地短暫工作過。
那不勒斯城市很小，從機場搭乘公車大概二十多分鐘就到了火車站附近，我便在火車站附近隨便遊盪。正當我在這座自以為熟悉的城市如魚得水，甚至不忘通過微信給國內的朋友直播：「這個城市太好了，簡直是人類之光！」時，突然身後一陣風，手裡的手機便被一個極具爆發力的陰影拽走了，抬頭只看到一個瘦小的瘋狂奔跑的背影。事情發生得如此迅速，我稍微回了一下神才意識到手機沒了，而沒了手機，事先準備好的便利國際旅行也全部消失了！沒有微信，聯繫不上家人朋友，也不能遠程工作！沒有谷歌地圖，如何找路！就連晚上能不能順利到達住的地方都變成了未知數！
追已經不太可能，看到街邊突然緩緩開過一輛警車，我忙跑過去攔車「報警」。在谷歌翻譯的幫助下，我和警察開始勉強交換起一些簡單的信息。問到搶手機的人大概是什麼樣子時，警察突然說：「Is he black?」
左：Manifesta12的官方app；右：Khalil Rabah作品《遷移，在其他東西之中》展覽現場, 2018.
「Black，黑色的。」我的思緒又回到巴勒莫的街上。第12屆Manifesta的許多場館門口都站著樣貌與眾不同、黑色皮膚的人，他們或在維持展館秩序，或操著流利的英語做信息導覽，其中不少是剛剛落腳此地的難民。我想，他們站在大街上的不安全感，應該和我——一個矮小的、彷彿遊客的中國女性——在那不勒斯一樣重。2017年以來，在歐洲登陸的難民數量銳減，至今已經縮減至2015年高峰期的5% ，稀缺的工作機會也讓已經落地的人出路變得不甚明了。而此時的我正在強烈的光線中盯著新買的手機，使用雙年展專門定製的手機app在我的「安全地帶」里掃蕩展覽，身份已經轉換成看展覽的藝術圈人士。
這屆Manifesta的主題是「地球花園。培育共存。」（The Planetary Garden. Cultivating Coexistence.），植物園的隱喻是整個雙年展概念的起點，展覽第一個單元「流動的花園」 （Garden of Flows）中最大、最重要的一個展場也設在巴勒莫植物園（Orto Botanico di Palermo）。該植物園1789年創立之初主要是給巴勒莫學院自然歷史和植物學專業的學生培育草藥用，隨著規模不斷擴大，如今已經聚集了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植物收藏。展覽的協調人（宣傳和導覽材料上刻意用「協調人」代替了「策展人」的稱謂）認為，巴勒莫這座城市本身就像這樣一個植物園，不同的人移居到此，帶來不同的文化，彼此交叉融合。在巴勒莫植物園裡，植物收藏整齊地陳列在人造溫室中，而雙年展的作品則按類似的節奏穿插於原有的陳列品之間。由於很多作品帶有檔案性質，所以閱讀起來十分順暢，毫無齣戲之感，只不過一會兒讀到的是以西西里地區收集的假花製造的虛構檔案（Alberto Baraya,New Herbs from Palermo and Surroundings. A Sicilian Expedition,2018 ），一會兒看到的是玻璃展架上收集自世界各地的，各種不相關的舊物（Khalil Rabah,Relocation, Among other Things, 2018），一會兒則是在放置於恐龍骨架模型中的真正的史前植物學知識。
左：Forcella de Seta宮.攝影: CAVE Studio. Manifesta 12惠允；右：John Gerrard，《無題（奧地利帕恩多夫附近）》, 2018.攝影: Simone Sapienza. Manifesta 12及藝術家惠允.
除了城市花園外，Manifesta 12也大量啟用了城市裡的廢棄建築作為展覽場地。城市復興（Urban Regeneration）顯然是這一決策背後考量的重要因素。空置的房屋和無人的街道是城市衰敗的起點，也是犯罪的溫床。畢竟，被評為「2018義大利文化之都」的巴勒莫直到上世紀90年代還是黑手黨火拚的戰場 。這些展場多數是沒落貴族和商人昔日的宮殿和府邸，華麗的建築經時間洗刷，留下層層痕迹和線索供人閱讀，展覽的協調團隊之為「失控室」（Out of Control Room）。其中偏向檔案、分析調查型的作品又為觀眾的閱讀增添了最新的一層，尤其是那些著眼於移民問題，以及探討邊境、旅行、監控和當下科技語境的項目。阿爾及利亞藝術家Lydia Ourahmane的作品《第三種和聲》（The Third Choir, 2014）由20個從阿爾及利亞運出的該國最大石油公司Naftal的空油桶組成，每個油桶中的手機設置了相同的FM頻率形成共鳴，作品旁邊兩個厚重檔案夾里展示著藝術家將這些油桶從阿爾及利亞運到法國過程中的各種手續和通信往來的檔案。該作品是阿爾及利亞從法國解放後1962年實行藝術運輸禁令後第一個合法出口的藝術作品。刑偵海洋學（Forensic Oceanography）的作品《液態暴力》（Liquid Violence, 2018）使用不同船隻上的監控錄像里的空間信息進行分析和還原，用全景揭示了63年個難民如何因各方推諉而被迫在北約海洋監控地區漂流了14天最終死於大海之中的事件。
然而讓人遺憾的是，儘管真相在作品中被揭露，並被一些人閱讀，政客的把戲、制度的官僚還是一再地現實中錯位地投射到個體的悲痛經歷和尊嚴喪失之上。就在Manifesta 12開幕兩個星期前的6月3日，義大利新當選的內政部長極右翼黨派北方聯盟黨領袖馬泰奧·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到訪西西里島並聲稱「西西里不再會是歐洲的『難民營』」 ，並點名德國總理默克爾兌現之前的承諾，不要「讓義大利獨自承擔（難民問題）。」 儘管包含中左的巴勒莫市長奧蘭多（Leoluca Orlando）在內的義大利南方市長們聯合起來拒絕執行薩爾維尼的方案，並承諾「為移民提供安全的口岸」，但是在沒有義大利海岸護衛隊的情況下，這種承諾也難成為一個穩固的現實 。而在大西洋的另一邊，6月27日美國最高法院也終於裁定特朗普旅行禁令合法 。
實在說不上有手機還是沒手機讓人更加迷失方向。
基於同樣的對制度的不信任，「重新檢視」（re-examination）成為本屆雙年展出現頻率最高的工作方法之一。美國藝術家Laura Poitras使用無人機從另一個角度拍攝西西里島美軍基地頗具侵略性的建設和發展；John Gerrard在作品《無題（奧地利帕恩多夫附近）》（Untitled [near Parndorf, Austria],2018）中用影像記錄了他利用新聞圖片找尋兩天前一個小鎮附近發現有71個偷渡移民屍體的卡車的地點的過程；Taus Makhacheva在錄像《船》（Baida，2017）中虛構了一場圍繞一隻傾覆的小船在海上進行的行為表演，與她實際造訪過的達吉斯坦漁村的村民共同探討了海上迷失的可能性。
傍晚Marinella Senatore組織的行為表演《巴勒莫遊行》（Palermo Procession, 2018）又讓看展的人回到了街道上。說著不同語言，不同膚色的孩子們在老師的帶領下，一邊遊盪一邊進行各種念白和表演，氣氛熱烈，但我因語言不通而只能在路邊尬笑。回頭翻看這兩天都看過什麼展覽，又發現因為一直低頭在看手機上的游標，一條路的名字都沒記下來，也分不清楚東南西北，更記不得每個展場叫什麼名字。實在說不上有手機還是沒手機讓人更加迷失方向。
左：Jelili Atiku, 《地球節慶》（Festival of the Earth）表演現場，2018；右：Matilde Cassani, 《所有》（Tutto）表演現場, 2018.
一天行程終於結束晚飯在餐廳等位的時候，遇到幾個美國人，我便開始和他們閑聊，得知他們來自紐約法拉盛，熱愛中餐館，其中有兄弟兩人是巴勒莫人在美國的第三代移民：「我們都是巴勒莫人，但一點都不會說義大利語。這是我們的尋根之旅。」這不禁讓我想起剛在巴勒莫認識的一個比利時朋友，她住在米蘭的中國城：「我覺得我的街區里中國人都很友好，我想學習更多中文。」晚上飯桌上吃著西西里的海鮮，和幾個中國朋友談著北京的事、廣州的事、紐約的事，腦子裡突然浮現出前一陣頗為流行的網路用語：我是誰？我在哪兒？
左：巴勒莫附近的蒙代洛海灘；右：加洛山.攝影: CAVE Studio. Manifesta 12惠允.
第三天我和幾個朋友相約去海灘，打算順路再看兩個距離海灘較近的展覽——這兩個展覽屬於「舞台上的城市」 （City on the Stage）單元，顧名思義，該單元旨在以公共介入藝術、行為表演、公共教育活動等方式將展覽嵌入城市語境。然而一番谷歌之後，我們還是弄不清楚去第一個展覽的路線，懂義大利語的朋友於是便向路邊的警察求助。「什麼？你們為什麼要去那裡？」我幾乎可以從警察臉上匪夷所思的笑容猜測到他們對話的內容。這個展覽設在巴勒莫七區的一處社會住宅ZEN（北部擴張區域Zona Espansione Nord），分成兩個區域ZEN 1和ZEN 2，因為70年代末政局動蕩，ZEN 2還未落成相關市政設施便停止建設了，不健全的基礎設施不可避免地導致生活環境惡化，也讓這個區域成為城市中令人畏懼的飛地。因為對之前手機被搶還心有餘悸，我們也沒再堅持。
另一處展場在海灘另一端的加洛山（Monte Gallo）最高點Pizzo Sella，是因為黑手黨違規開發而被扣押，最後廢棄的地產項目。布魯塞爾的藝術家組合Rotor將人群再次引導到這處廢棄的工地，並在廢墟中重新審視周圍本來一直存在的美麗自然風光（Da quassù è tutta un』altra cosa [from up here, everything looks different], 2018）。不過，我們到了海灘以後，發現並沒有任何公共交通可以到達，若步行則要在烈日中行走將近50分鐘——還是在不迷路的情況下——就臨時決定最後這一天在海灘度過了。很多到訪巴勒莫的策展人和媒體人也和我們做出了類似的選擇，海灘上滿是Manifesta 12的布袋子。
其實又未嘗不可呢，嘗試到達的過程本身已經成為雙年展的一部分。反正策展人和藝術家天天在Instagram上直播各個展場，某些人和事卻是只有在旅途中才能遇到。而對於還留在那裡的人們來說，一切才剛剛開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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