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能院｜狀元實業家張謇

原標題：正能院｜狀元實業家張謇

來源：《國企管理》2018.06上

綜合整理：王孝經

張謇是上世紀20年代著名的「狀元實業家」。在當時中國深受外患、內憂、天災等多重打擊的情況下，他創辦實業最終雖然失敗了，但仍不愧為史上一位偉大的英雄。

張謇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創辦實業的先驅，是晚清著名的「狀元實業家」。

19世紀80年代，日本發動甲午中日戰爭。在國家遭受外來侵略時，1894年，張謇高中狀元，毅然辭官，開始尋求實業救國的新出路，創辦了大量的民族企業。1899年秋，他在自己的家鄉南通建立了大生紗廠，這是他在南通建立起來的綜合工業中的第一所企業；1901年建立麵粉廠；1902年和1903年創辦輪船公司；1903年建榨油廠和酒廠；1905年建繅絲廠和機器廠。他的「通海墾牧公司」成為其他企業仿效的楷模。這些實業的創辦，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帝國主義對華的侵略。然而，時運不濟，到20世紀20年代，由於深受外患、內憂、天災等多重因素打擊，張謇創辦的企業開始衰落直至折戟，但他取得的影響卻是極其深遠的，功績也是彪炳史冊。

外患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主義無暇東顧，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趁勢興起，發展出現了短暫的春天。歐戰結束後，西方列強捲土重來，加緊對華資本輸出，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更為嚴重。其實早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馬關條約》中就規定允許日本在中國內地設廠，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對此，張謇曾指出，允許日本人在內地開機器廠，製造土貨，設立行棧，「如鴆酒止渴，毒在臟腑」。由於「外洋之工作巧於華人，外洋之商本厚於我國」，「今通商新約一旦盡撤藩籬，喧賓奪主，西洋各國，援例盡沾」，其後患必然是「以我剝膚之痛，益彼富強之姿。逐漸吞噬，計日可待」。

一戰之後，日本勢力加緊對華侵略，尤其是對東北入侵，搶佔東北的市場，排擠中國的民族資本企業。通海關布莊的銷路大大萎縮，最終大生紗廠逐步失去了通海關布莊這個棉紗市場。據上海紗布公所調查得知，南通土布經營口市場銷往東北各地的絕對數在逐年減少，到1931年達到最低。據資料顯示，至1931年東北淪陷後，南通土布市場完全消失。

除此之外，日本在華的紡織業發展速度也在迅猛增長，1913年日廠5家，紗錠11萬枚；1922年，日廠25家，紗錠67萬多枚。總體看，棉紡業的生產能力在戰後4年增長31倍有餘。1914年，棉紗棉布分別是64.5萬包和226.7萬匹，到1919年分別達到91.8萬包和353.4萬匹，1922年高達190.5萬包和747萬匹。

由此可以看出，戰後日本帝國主義借著在中國取得的特權，搶佔中國市場、掠奪原料，資本主義迅猛發展，實力在不斷增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張謇所創辦的企業實在是無力與之對抗。

內憂

1916年，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後，中國出現軍閥混戰局面，給老百姓帶來深重災難，如江浙之戰與第二次直奉戰爭，戰火一直延燒到長江口，南通對岸的太倉、嘉興、崑山、寶山、常州等地區遭到嚴重戰亂破壞。軍閥所到之處，為籌借軍費，搜刮人民，橫徵暴斂，勒索無已，一萬多難民逃到通海一帶。

軍閥混戰帶給張謇大生紗廠的災難是非常深重的。首先，在直奉戰爭的影響下，紗的銷路受阻。奉直戰事發生後，「通布銷路以關庄為大宗，布既停滯，其他各路，亦因時局不靖而銷減，故布疲紗跌，無人問津。積貨多則有妨周轉，不得不貶價求售，因此大受打擊」，這一年大生一廠結虧39萬餘兩，二廠結虧31萬餘兩，一廠負債達709萬餘兩，二廠負債125萬餘兩。1925年，大生資本集團處境艱危，大生一廠所負債高達906.9萬兩以上，為資本總額的258.89%。由此可見，在戰爭的影響下，大生紗廠銷路受阻，生產的產品無法按時銷售出去，靠借貸生產的大生紗廠負債纍纍，損失是相當慘重的。這樣惡性循環，對企業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其次，軍閥混戰導致外國資本不敢冒然投入，企業危機加重。在戰爭的影響下，中國的投資市場是相當不穩定的，所以外國資本面臨惡劣的投資環境，不敢冒險深入。

更重要的原因是東西方列強以更大規模從事政治投資，通過資助各軍閥混戰的方式，爭奪在華統治權，從而取得範圍更大、更為優厚的對華投資條件。少了外國資本的投入，力量相對弱小的大生企業在戰爭的影響下完全靠借貸來維持，負債負擔越來越重，張謇被債主包圍。在大生紗廠自己無法維持的基礎上，1925年7月，上海的中國、交通、金城、上海四銀行和永豐、永聚錢莊債權人組織的銀行團最終全面接管大生企業。

在20世紀20年代，行業內部也出現嚴重危機，更加速了企業的衰落。首先，1922年以前的數年時間中，全國棉紡織業一直處於高速膨脹時期，紗廠由戰前的55家發展到65家，紗錠則由55萬枚增加到163萬枚，增長量相當於過去30年總數的2倍多。在棉紡織業增長的過程中，行業內部的競爭是越來越激烈。其次，資金積累太少，靠借債來維持生產。張謇的企業採取股東入股的形式，規定自股東入股時起，不管工廠是否開工，也不問生產有無盈利，都無年不付，如果拖欠，就得另外計息，利上加利。因此，往往造成企業尚未開工就已虧蝕股本。這種形式弊端很大，讓企業入不敷出。

天災

1921年秋，北方和長江的許多省份都遭受到了大水災，尤其是長江流域更為嚴重，「濱江沿運各縣平地水深數尺，廬舍傾頹，哀鴻遍野，被災至五十餘縣之多。」在長江主幹地域的江蘇地區也不能倖免，據江蘇如皋電報局報告：「河水陡漲，至南通線路阻滯，沿途線桿沉沒水中，巡修維艱。」可以說，此次水災「災區之廣，災民之多，為東南數十年來所未有」。

這場災難使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巨大損失，也使棉花產量銳減，「棉收十去八九，原料缺乏，成本加昂」。許多企業蒙受巨大損失，如1921年大有晉公司已經收穫的棉花被沖得一乾二淨，大豐公司在1922年播種棉花面積達15萬之多，突遇秋季一場颱風暴雨，結果也是全部無收，因此新南、新通等公司成立不久就倒閉了，張謇苦心經營的地方事業也需要大筆非營利性開支，有的短期內無效益，有的僅有社會效益，而沒有經濟效益。所以到1922年，張謇的企業欠銀行業抵押債款已達397萬兩之巨。在企業本身就入不敷出的情況下，這樣巨大的債款就成為企業走上衰落的助推器。

微信編輯/姜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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