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潘考古行記（三）——科潘城邦與良渚王國

原標題：科潘考古行記（三）——科潘城邦與良渚王國

科潘，一處深藏於熱帶雨林中的瑪雅城邦，1839年斯蒂芬斯的遊記記錄了它的存在；

斯蒂芬斯著名遊記《發現瑪雅》

良渚，一處掩埋在江南水鄉里的古代王國，1936年施昕更的發掘揭開了她的面紗。

施昕更著《良渚》報告

這或許是歷史的巧合，發現它們的都是對歷史、古物充滿好奇、敢於探索的「愛好者」，儘管他們都具備某種身份上的便利可以接觸到古迹，但他們又都不是正兒八經的考古學家。這首先是科潘、良渚在發現背景上的一個共性，而更深層次的指向是——它們在各自的時代背景中並不顯眼，換句話說，它們都是在被主流考古忽略的情況下發現的重要遺址。為什麼這麼說？19世紀前半葉，西方考古學的旨趣是研究古埃及、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對於世界文明古國的濃厚興趣使得偏遠的中美洲不可能成為關注的焦點；而20世紀30年代，中國考古學的目標更為明確——證經補史，國家層面的考古機構在安陽殷墟先後進行了七次發掘，遠在江南蠻荒之地的良渚也不可能成為研究的重心。幸運的是，科潘、良渚都在經歷了漫長的研究歷程之後，逐漸揭開了神秘面紗，展現給世人真正的王者之氣，而二者之間的共性也值得深入推敲、探討。

（一）營建王國，規劃城市

科潘城邦和良渚王國在建設之初，就已經具備了非常明確的建城思路和實施步驟。雖然目前在科潘主遺址區內發現了前古典期的建築遺存，但數量並不多，只有零散分布，而到了古典期的最初階段（以陶器劃分，相當於Bijac期），在城市的政權中心（Polity Center）範圍內就能見到一、兩處建築遺存，儘管規模並不大。大約在公元400年，特別是400—425年這段時間，建築形制開始出現變化，建設速度開始加快，直到第一王K』inich Yax K』uk』 Mo』執掌權力以後（426年），大型建築開始興建，科潘開始了真正的建城史，經過近400年的發展，形成了以衛城為中心，由儀式廣場、球場、金字塔、貴族區院落為主體的城市格局。

良渚王國同樣如此，大約在5300年前，最早的良渚人開始營建並使用瑤山祭壇和高等級墓地，這批人可看做是良渚社會最早的王族。大約5100年前，良渚王族的後繼者中出現了一位強有力的領導者（也可能是一批人），開始規劃良渚王國的整體布局和設計，並將建設思路傳給子孫，這很可能是貫穿良渚古城發展始終的「藍皮書」，我們現在看到的大格局是內部修築三重城圈（宮城、內城、外城）、外圍修築水利系統的宏觀結構，具體的細節是，宮城內建設莫角山宮殿，宮殿西邊埋設「王陵」反山墓地，城內水網密布，航行便利，有河道、有碼頭、有糧倉、有作坊……整體布局因勢利導、因地制宜，體現了建設的思考與智慧。

（二）社會分層，職業分化

科潘城邦和良渚王國都是複雜化的等級社會，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它們的社會結構都至少可以劃分出三個等級，王族（包括最高等級的國王及與之相關的王室成員）、貴族、平民。就像接下來要討論到的，社會的分層也一定伴隨著職業的分化，手工業者是否能作為一個獨立的階層存在也許還值得討論，不過，明顯的證據顯示（科潘發現了「雕刻者之家」、「書寫者之家」兩處類似貴族院落的遺址），在科潘掌握特殊技藝的手工業者，例如雕刻者、書寫者、玉石工匠都具有較高的身份地位。儘管目前在良渚尚未找到十分明確的屬於手工業者的墓葬或居所，但良渚玉器複雜的工藝、技法、紋飾使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批制玉者應當具有較高等級的地位。此外，還有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需要解答，即科潘和良渚究竟可以供養多少人口，又需要提供多少能量的食物保證這些人口的存活（暫且不考慮大的工程建設供糧、戰爭儲備用糧）？其背後所反映的農田資源、農具系統、耕種方式、農業人群等問題，在科潘和良渚社會都還需要進一步比較研究，兩者之間應當會有比較大的差異。

（三）玉石為好，控制資源

不論是科潘還是良渚，對玉石的喜好都達到了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不過二者在材質、技法、表現形式、內容主題上都各有側重。在科潘，黑曜石是非常重要的石製品，它可以被做成各式各樣的工具和武器，但更重要的角色是儀式物品，最典型的作品就是一種取形蜈蚣的豪華法器，這類器物整體琢打，邊緣一般都琢擊成鋸齒狀，器身中間厚，邊緣薄，特徵部位的雕琢細緻入微，頭頂一般雕琢成冠帽，其下部是表現從蜈蚣嘴裡鑽出的神像頭部，下肢部分或曲或直，用不同形式表現蜈蚣的身軀。

蜈蚣形黑曜石法器（拍攝於科潘考古遺址博物館）

這類儀式用器均出自高等級的國王墓葬，蜈蚣在瑪雅人的觀念中是溝通冥界和現世的動物，所以這類黑曜石器的象徵意義應當與祈禱神、王的死而復生、生命循環有關。在良渚，玉器是更重要的物質載體，我們熟知的瑤山、反山高等級墓葬，特別是出土「琮王」的反山M12，單件玉器的數量就有647件（不含玉珠、玉片），種類涵蓋了良渚玉器的所有重要類型，以琮、璧、鉞、豪華「權杖」、冠狀器、三叉形器為主，神人、獸面、神人獸面、神鳥等紋飾佔據了最主導的地位，表達了溝通天地、君權神授、祭祀祖先、宇宙空間等觀念思想。同樣，科潘也有玉器出土，一件玉器往往表現單個主題，比如國王、K』awiil（閃電神、體內薩滿神）、A』hau（主人）、十字花、鳥、魚等，更加突出寫實性，可能缺乏整體、連續閱讀的觀感。

此外，作為重要的政治、文化資源，珍貴的玉石料只可能被少數強權政體獨佔、支配、開發、利用，而玉器的加工製作、分配流通、儀式用途也都是在統治者的干預、控制下實施的。根據目前的研究，科潘控制的蒙塔瓜河上游地區就是中美洲唯一的黑曜石、玉器產地，而良渚控制的太湖流域範圍內，也一定存在被其牢牢掌控的玉石產區，儘管兩者真正的玉石來源地都還需進一步調查和證實，但可以推斷的是，它們的興衰或許都與玉石資源的榮枯密切相關。

（四）精神信仰，原始宗教

科潘和良渚都是複雜化程度極高的城邦或國家，除了發達的物質技術水平，豐富的精神信仰、神秘的宗教觀念也都是彰顯其獨特性的顯著標志。在科潘有數量豐富的紀念碑性建築，包括金字塔、神廟、石柱、祭壇、雕刻等，也有大量附屬於建築之上的彩繪石灰壁畫，其中的內容也都與瑪雅世界的精神信仰有關。例如作者在科潘主遺址區儀式廣場上見到的十三王時期樹立的石柱Steal C，正反面分別用高浮雕表現了他年少、年老時的肖像，表面殘有硃砂彩繪；

石柱C背面十三王晚年形象

在科潘雕刻博物館內，複製的Rosalila神廟整體象徵一座神山，表達的意象是宇宙初開、創世伊始的情景，外壁上用紅、綠、白三種顏料塗抹，表達了生命繁衍、欣欣向榮的生動色彩；

科潘雕刻博物館內復原的羅薩麗娜神廟

還有十六王時期的Q號祭壇，祭壇頂面有象形文字記錄了第一王建立王朝的事迹，四周則浮雕了十六位國王的肖像，其中一個側面表現了第一王將象徵王權的火炬傳遞給第十六王的情景，以此表明獲受權力的合法性、正統性。

Q號祭壇側面第一王、十六王交接象徵權力的火炬

博物館內的其他題材和意象還包括玉米神的死亡與重生，十字交叉的墨西哥紀年符號等。

而良渚社會的精神信仰大多表現在玉器上。如前所述，高等級的琮、璧、鉞、豪華「權杖」都是儀式、權力的象徵，神人獸面的神徽也幾乎是所有高等級玉器的唯一裝飾題材。關於這類圖像，現有的觀點認為神徽是溝通天地祖先，表達宇宙空間、君權神授、神王一體等思想的象徵，這只是大的方向，至於良渚玉器的細節和內涵，還值得深入探究。作者考慮的問題是，這類神徽的最初創作者是誰，他的記憶和敘事方式從何而來，又授權誰來製作？這類神徽是何時消失的，為何被棄用等。近來，方向明先生的新作《良渚玉器線繪》有了新的視角和思考，據他的觀察，玉琮製作就是良渚人宇宙觀的集中體現；反山M12「琮王」上的八個神徽也是由不同人雕刻的。諸如此類的線索，在該書中都有涉及，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細心研讀。

以上這幾個方面，僅是作者非常粗淺的認識和理解，無法迴避的是，瑪雅和良渚在諸多方面的相似性。張光直先生基於古代巫術、宇宙觀提出的「瑪雅——中國文化連續體」僅僅是一個重要方面（張光直，1989），兩者在經濟、政治、文化、宗教、軍事方面的比較研究還值得深入探索，也難怪哈佛大學人類學系William L. Fash教授堅持認為，「瑪雅考古一定需要有中國學者的參與才會理解得更為透徹」。

後記：能夠參加科潘考古發掘是幸運的，此前我未曾想過能有這樣的機會，儘管時間短暫，但收穫頗豐。構思「科潘考古行記」這三篇文字，筆者意圖以「擠牙膏」的方式記下自己的觀感遊記，它們的學術性可能並不突出，對於了解科潘考古、瑪雅文明也起不到大的幫助。儘管如此，作為筆者的親身經歷，它們都應當有被記錄的必要。出於此目的，文章所表達的生活隨想、學術體悟，作者都希望以「他者」的視角去理解，這樣做的好處是便於充分比較，正如行記（三）中瑪雅與良渚的對比。當然這僅僅只是個開端，後續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幸運的是已經有一批先行者為我們指引道路。在此，我要特別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李新偉、梁中合、李默然諸先生，正是他們在科潘的工作為我的寫作提供了重要支持，我零星的個人所得難以媲美他們的集體智慧；同時，我也要感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給年輕人難得的學習機會，這樣的合作平台很重要，對於走出去看世界很有幫助。最後，我也期待著能將此行的種種收穫應用到今後的科研工作中，從學習到對話，實現良渚文明和瑪雅文明在學術上的互惠互通。

（圖文轉自：「浙江考古」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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