銳參考|中東向何處去?謀求結盟的美國,與堅持「三不」的中國,給出的答案如此不同——

原標題：銳參考|中東向何處去?謀求結盟的美國,與堅持「三不」的中國,給出的答案如此不同——

　　參考消息網7月5日報道（文/牛新春）中東是一塊富饒的土地，是人類古老文明的發源地之一，誕生了世界三大宗教，孕育了阿拉伯、波斯、猶太、奧斯曼等文明，有著燦爛輝煌的歷史。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東國家獲得獨立以來，中東卻在國際政治中成為戰爭和動蕩的代名詞。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中東又陷入新一輪動蕩，令人痛心。2016年習近平主席在阿盟總部演講時說：「中東向何處去？這是世界屢屢提及的『中東之問』。」解答「中東之問」，世界大國和中東地區國家各有各的想法。中國作為新興大國，也有自己的獨特視角與實踐。

4月6日，在中國赴黎巴嫩維和部隊營區，聯合國駐黎臨時部隊司令比爾里（前左）為中國第16批赴黎維和部隊指揮長黃雲佩戴聯合國「和平榮譽勳章」。當天中國赴黎維和部隊全體官兵榮獲聯合國「和平榮譽勳章」。該勳章是聯合國表彰為人類和平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的人而設立的重要獎項。（李良勇 攝）

「三不原則」助穩定

歷史上，大國以結盟分治為基礎、以軍事干預為手段參與中東事務，最終導致後患無窮，黯然收場。英國、法國、蘇聯、美國的中東戰略都有過潮起潮落的相似軌跡。回顧歷史，外國干預是中東悲劇的重要根源之一。殷鑒不遠，中國不能蹈襲20世紀大國的中東悲劇，必須探索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道路。

2016年習近平在開羅指出，「我們在中東不找代理人，而是勸和促談；不搞勢力範圍，而是推動大家一起加入『一帶一路』朋友圈；不謀求填補『真空』，而是編織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網路」。不找代理人、不搞勢力範圍、不填補真空，可以稱為中國中東戰略中的「三不政策」，準確概括了中國處理中東事務的政治原則。「三不政策」是中國對和平共處、獨立自主外交的延續和發展。在可預見的將來，這是中國中東戰略的基本原則，也將是中國同其他大國中東戰略的重要區別。

美國同以色列結盟，反對伊斯蘭國家；美國同阿拉伯國家結盟，反對伊朗；美國同「溫和遜尼派國家」結盟，反對「激進遜尼派國家」。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同伊朗、沙特、埃及、以色列、土耳其等中東各國均保持正常關係，在各種矛盾中維持平衡。美國有選擇地支持中東國家內部的「公民社會」、「民主運動」，要求當地政府實施自由化、民主化改革，甚至支持暴力革命。中國堅持不干涉中東國家內政，不介入中東國家之間的衝突，也反對其他大國干涉內政。

然而，不干涉、不捲入不等於不表態、不參與、不積極、不進取。相反，中國在中東重大政治問題上有自己獨特的態度、做法和影響力。唯有如此，才能維護中國的中東利益，才能為中東和平與穩定提供正能量。中國在堅持「三不原則」的前提下，加大參與中東政治的力度，發揮經濟關係的獨特作用，搞好全方位平衡外交。中國不僅自己堅持不結盟、不干涉內政原則，也不贊成其他大國敵友分明的中東政策，還反對中東地區大國干涉本地區其他國家的內政。新世紀以來，西方在中東發動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支持敘利亞反對派，制裁葉門胡塞武裝，惡化了中東局勢。2000年以來，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有33次同美國投票不一致，其中55%涉及中東；2011-2012年，有72%的不一致票事關中東。中國在安理會很少使用否決票，1971年以來共投過11次否決票，其中6次針對敘利亞問題，這些不一致票、反對票主要是反對外部勢力干預中東。

由中東地區國家實現本地區的權力平衡，依靠本國人民的探索找到現代化道路，雖然這個過程將是漫長的，甚至可能是血腥的，卻是中東問題的唯一出路。從長遠角度看，外國軍事力量負責任地撤出中東，讓中東國家之間建立自己的平衡結構，才能給中東帶來長遠的和平與穩定。

當美、英、法、俄在中東建設軍事基地，派駐軍隊時，中國多年來持續向中東派出醫療人員與維和人員。目前，僅美國就在中東駐軍5萬多人。中國卻向9個阿拉伯國家派駐醫療隊，2004年以來派出313批次，累計達2301人次。截止2018年3月，中國共派出維和人員2491人次，其中派往阿拉伯國家和南蘇丹的人員佔四分之一。

「自主道路」助發展

習近平主席指出，「中東動蕩，根源出在發展，出路最終也要靠發展」。這是新時期中國政府對中東問題主要矛盾的新判斷，也是中國對自身發展經驗的總結，可謂中國中東戰略的核心邏輯。通過發展促進地區穩定，短期看效果不彰、速度不快、影響不大，長期看卻是副作用最小、效果最穩定、影響最深遠的做法，能起到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作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經濟合作為抓手」成為中國中東戰略的主要特色，與美、歐、俄的中東戰略截然不同。

如何才能實現發展？美國等西方國家強力輸出「新自由主義」，把「自由主義」改革作為國際貸款的政治條件，結果搞亂了中東。習近平主席給出的中國答案是，「歷史條件的多樣性，決定了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只能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依據自己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來決定」。因此，中國支持中東國家自主選擇發展道路，鼓勵支持自上而下、漸進、可控的改革進程。

2011年以來，美歐國家曾積極輸出「民主革命」，產生了非常負面的影響。「阿拉伯之春」之所以發生，說明故步自封、不改革沒有出路；「阿拉伯之春」之所以失敗，說明暴力革命、西式民主在中東也沒有出路。上世紀的中東政治現代化進程表明，任何一種外來模式都在中東水土不服，中東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痛苦和困難，必須在實踐中摸索符合自身國情的道路。

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表明，漸進式改革既能維護基本的社會穩定，也能解決迫切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是一條積極有效的道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和中東暴力革命的失敗，從正反兩面說明漸進式改革的必要性。中國自己不干涉中東國家內政，也要求其他大國不要干涉。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手中都沒有中東政治現代化的良方，中東也沒有一個國家探索出一條具有普遍意義的道路，歷史經驗只證明了哪些道路行不通，並未指明哪些道路行得通。漸進式改革的優點在於，由本國掌握主導權，小步慢走、不斷試錯，可以避免犯大錯誤。

當其他大國向中東輸出軍火、戰爭時，中國向中東輸出資金、產能、技術。2016年習主席訪問中東時宣布，中國將聯合阿拉伯國家，共同實施產能對接行動，設立150億美元的中東工業化專項貸款，同時向中東國家提供100億美元商業性貸款，支持開展產能合作；提供100億美元優惠性質貸款，並提高優惠貸款優惠度；同阿聯酋、卡達設立總額200億美元的共同投資基金，主要投資中東傳統能源、基礎設施建設、高端製造業等。綜合上述各項承諾，專門針對中國與中東產能合作的基金達550億美元。中國同沙特、埃及、伊朗、土耳其、卡達、科威特、約旦7國簽署了關於共建「一帶一路」的諒解備忘錄。此外，10個中東國家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

「巴勒斯坦事業」伸張正義

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和平的根源性問題，牽一髮動全身。長期以來，中國一直積極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業，是最早承認巴勒斯坦的國家之一。無論是在巴以戰爭期間，還是在巴以和談階段，雖然中國沒有直接參与，卻長期在道義上支援巴勒斯坦正義事業。相比之下，歐美國家卻偏袒以色列，向以色列提供金援、技術、武器及道義支持。

近來，巴勒斯坦問題的焦點、路徑和國際環境均發生重大變化。中國的正義立場得到越多來越多國家的支持，甚至美歐國家的民眾、政府也向中國立場靠攏。自1991年馬德里和談以來，破解巴勒斯坦問題的路徑是率先解決巴勒斯坦建國問題，然後在此基礎上一舉解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問題，「兩國方案」一直是巴以和談的燈塔。然而，2014年巴以和談失敗以後，「兩國方案」已經遙不可及，巴以和談亦難以有實質性進展，巴以雙方內部都不存在繼續和談的條件。

在巴勒斯坦最終地位不解決的情況下，以色列只能通過「衝突管理」維護自身安全，主要措施是進一步實施巴以隔離、加強對佔領區巴勒斯坦人的安全控制。巴勒斯坦則在通過和談建國無望的情況下，正單方面推動巴勒斯坦問題國際化，希望通過國際壓力迫使以色列讓步，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條件。

在國際社會，同情心和支持越來越向巴勒斯坦方面傾斜，強烈要求以色列保證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權利。傳統上，第三世界國家支持巴勒斯坦事業，美歐支持以色列。

巴勒斯坦問題的焦點從最終地位談判，轉向改善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環境，其路徑從巴以和談向國際施壓轉換，以色列現行政策面臨的國際環境日趨嚴峻。可見，歐美髮達國家的立場正在緩慢地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立場靠攏。在這個階段，國際輿論、同情心、經濟壓力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支持巴勒斯坦事業，符合中國的外交傳統，有利於中阿傳統友誼，也是國際道義之所向。因此，在巴以問題的新階段，中國應該且能夠發揮更重要、更積極的作用。

「文明互鑒」通民心

中國與中東關係源遠流長，兩千多年來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把中國與中東連接在一起。但是，中國與中東的交往時斷時續。在伊斯蘭教擴張和蒙古西征期間，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互動最為頻繁。奧斯曼帝國建立後，阿拉伯國家與中東實際上成為中國同西方交往的障礙，15-19世紀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交往非常少，只有少數商人、朝覲者敢於冒險進入這一區域。20世紀初，在英帝國的統治下，中東、中亞、南亞和中國之間的通道得以恢復，但中國自身處於內亂時期，對中東完全無力關注。

可見，500多年來中國與阿拉伯世界之間沒有深入、密切的交流，雙方在文化上、心理上的隔閡、陌生、疏遠感可想而知。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中國與中東的交往主要集中在政治、政府領域，民間文化、教育交流非常有限。中國改革開放40年，主要開放對象是西方國家。阿拉伯現代化100年，主要交往對象也是西方。中阿全方位、密切、深入的交往是最近20年的事情，可以說中阿大規模經濟、人員互動是在沒有打好文化基礎的時候驟然開始的，這一課必須補上。

2014年習主席在中阿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上宣布，今後三年，中國將為阿拉伯國家再培訓6000名各類人才，同阿方分享發展、減貧等方面經驗，交流中方的先進適用技術。未來十年，中方將組織1萬名中阿藝術家互訪交流，推動並支持200家中阿文化機構開展對口合作，邀請並支持500名阿拉伯文化藝術人才來華研修。阿拉伯國家在政治、經濟和安全方面是分裂的、碎片的，難以作為一個集體打交道，但恰恰在語言文化上是一個共同體，非常有利於多邊合作機制的運作。

當西方國家向中東輸出「民主革命」「華盛頓共識」時，中國積極同中東國家共同推動「文明互鑒」。自2004年起，中國孔子學院為阿拉伯國家培養漢語人才7萬多人。2016年阿拉伯國家赴華留學人數達18050人，中國赴阿拉伯國家留學人數為2433人。2012年以來，中國先後派167個藝術團組、3958人次赴16個阿拉伯國家演出。

中國作為步入中東的又一個新興大國，嘗試以經濟合作為核心路徑的中東戰略，是大國中東戰略的新嘗試。積極進取的經濟政策和謹慎保守的政治安全政策構成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中東戰略的主要特徵，也讓中國成為近年來沒有在中東問題上犯大錯的唯一大國。

中國特色的中東戰略能否避免重蹈覆轍，「輕足跡」戰略能否有效保護中國的利益，皆有待時間的檢驗。無論如何，中國特色中東戰略至今還是成功的，代表著一種正義、美好的方向，值得繼續實踐、探索，需要不斷調試。中東各國之間雖有矛盾，甚至戰爭，但所有國家歡迎中國在中東發揮更大、更積極的作用。美國前駐沙特大使查爾斯·弗里曼（傅立民）評論說，中國的中東戰略是在遵循美國建國先賢托馬斯·傑斐遜的建議：「和平、商業，同所有國家建立誠實的友誼。」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東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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