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之亂後，慈禧如何逃脫列強的懲罰｜大象文摘

原標題：義和團之亂後，慈禧如何逃脫列強的懲罰｜大象文摘

文章來源：諶旭彬｜短史記（ID：tengxun_lishi）

1901年1月29日，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布了一道改革上諭。

上諭中說：

「世有萬古不變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成法……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弦……」

意思是：除了三綱五常這一根本制度不能動，其他具體政策都可以改革。

這是自洋務自強運動以來，滿清最高當局第一次明確「賜予」子民以大尺度的改革空間。這份上諭，也因此被視作「清末新政」的起點。

其實，這個「起點」，只是權術，並無任何誠意。

如何處置中國？

如何處置中國？

這是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城之後，最費思量的一個問題。

曾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建議列強「以華制華」，與曾持「東南互保」立場的南方督撫合作，廢黜慈禧太后，扶植光緒帝上台，並解散清廷軍隊，由西人入主軍機處。庚子年九月二十八日，丁氏在上海演講說：

「為今之計，當先請皇帝復辟，另舉西使中之賢者一人，入軍機處，贊襄新政，則中國可安，而後患可免矣。次當限制中國乏軍備，散其營伍，毀其製造各廠。南中督撫以保商保土為念，訂約保護，自是正辦。余深望西國政府聯絡南省，整頓北省，須俟太后歸政，罪魁重懲，方與退兵議和，萬不可先退兵也。」

丁氏的這種意見，在當時極具代表性。

義和團事件之後，西方世界認為，清廷內部存在著兩個價值觀截然相反的勢力集團。慈禧被視為「排外運動」的罪魁禍首、義和團的同黨及滿族保守勢力的總代表。光緒則被視為改革者、新文明新秩序的擁抱者。

如丁韙良所言：

「我們必須區分漢人和滿族統治者。前者被人引入歧途，而後者背信棄義，不可饒恕。在滿人中間，又得區分進步的光緒帝和排外的慈禧太后。由於是外族君臨中國的王朝，滿族對外國的各種影響一概生妒忌之心，他們都是排外的，唯一的例外是光緒帝，他接受的是漢人改革家的影響。在當今王朝的王室成員中,只有光緒表現出能廣泛地認識和超越民族偏見，熱切希望他的政府適應西方文明。他因熱烈支持進步而被剝奪權力，因此他特別值得我們的同情。」

對光緒的上台，丁氏充滿了期望：

「從沒有象在年輕的皇帝統治的短暫時期那樣，排外情緒一蹶不振。」

庚子年九月十五日，丁韙良在英文版《京津泰晤土報》上正式公開了自己關於「如何處理中國」的具體意見：

(1)為根除慈禧太后製造的災難，由各大國共同議定，放逐慈禧，恢復光緒的合法權力。

(2)取消慈禧太后戊戌年政變後頒布的一切政令。

(3)恢復光緒帝的改革方案，獲得各國批准後執行。

(4)各國劃分範圍，指派代表，監督其範圍內各省督撫的行動。

圖：丁韙良

廣學會總幹事李提摩太，也於庚子年七月十四日，為列強擬訂了一份「處置中國」的意見書，並印發給各國政府機構，以供參考。

李提摩太認為，當下的中國，已無「被各國信任並能執行條約義務的中央政府」，慈禧政權「使全國陷入戰爭狀態，兩年來致力於驅逐外國人出境」，列強必須出面組織一個能夠「使中國人和外國人獲得持久和平與繁榮的聯合內閣」。

關於這個聯合內閣的具體形態，李提摩太有很具體的規劃：

（1）這個內閣將由一半外國人和一半中國人共同組成。

（2）每個能派遣一萬名常備軍駐紮在中國的大國，得派二人為閣員。

（3）中國的總督和巡撫，得推派同等數目的人(譬如說十二人)為閣員。這些人必須是列強所絕對信任的。

（4）這個內閣的主要任務是：①保護各國人民的生命財產。②保障中國的領土完整。③毫無歧視地保護所有國家的利益而不是一國或幾國的利益。

（5）新內閣將不受任何一國的直接管轄。

（6）應組織一個最高國際法庭處理這個聯合內閣產生的一切問題。

（7）在過渡時期責成各省督撫負責各自轄區內的秩序，不可派遣軍隊援救北京。

圖：李提摩太

如何處置慈禧？

丁韙良與李提摩太的意見，與列強的意見有頗多相近之處。

關於議和，列強提出了兩個最重要的前提條件。一是「懲凶」，即懲辦把持中央政權的「頑固勢力」。二是「兩宮迴鑾」，即要求慈禧太后回京，回到聯軍勢力所及的範圍之內。

這兩個前提條件，均與列強有意另組「新政府」的意圖有直接關係。用中國駐日公使李盛鐸的話來說，就是：

「中國須將舊政府大臣更換，另選大臣，立一新政府，各國方能議和。」

不過，列強所謂的「新政府」，具體而言乃是指軍機處一類的執政機構，而非整個清廷。聯軍統帥瓦德西看得很清楚：

「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的四分之一。」

一方面無意推翻清廷，另一方面又想強迫中國政府改組。如何處置慈禧太后，就成了問題的核心。

義和團之亂後，西方媒體對慈禧的觀感降到了冰點。

比如，英商在上海的喉舌《字林西報》發表社論說：

「希望有可能把光緒皇帝尋出來，重新置於皇位之上。與此同時必須對中國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戰爭的是慈禧太后」。

德國《德文新報》說：

「如有可能；光緒帝應予恢復。如不可能，應物色一名不同慈禧集團相聯繫的新皇帝。端王之子大阿哥的繼承權應予廢去，慈禧應令其退隱。」

美國《紐約時報》說：

「列強如能使用因其軍隊駐華而獲得的影響，堅持恢復光緒帝的權力而不採納解決問題的其他更好的辦法，這就是件大好事。」

在華西方傳教士，在懲治慈禧這個問題上，態度尤其堅決。

庚子年九月，代表20個傳教團體的大約400名英美傳教士集會上海，致電西方國家政府，要求「恢復光緒的合法權力」，「迅速和適當地懲處起自慈禧太后的所有煽動暴亂的官員」。

很自然地，如何處置慈禧太后，成了列強「如何處置中國」的主要內容。

不過，與輿論的一致聲討不同，列強內部是存在不同意見的。

比如，德國曾堅持將「懲辦真正的禍首」作為和談的「先決條件」，且明言所謂禍首「必須是些大傢伙」。英國則認為「懲辦皇太后是絕對不可能的」，理由是從現實利益的角度考慮，這「將冒著廢棄中國整個國家組織的危險，這對於歐洲也是不利的」。

圖：字林西報

用假改革糊弄列強

列強希望重組一個親西方的中國政府。慈禧太后則日夜擔憂自己的政治權力被列強剝奪。如何達成二者的共容？

如何逃脫洋人的懲罰？老太后想出來兩大辦法：1、發布改革上諭。2、迫害義和團（當然，還包括「慷慨」賠款）。

湖廣總督張之洞，一度因為改革上諭感到歡欣鼓舞。庚子年，他坐鎮江楚，與劉坤一、李鴻章等人聯合發起「東南互保」，為清廷保存了一絲元氣，自然，也很期望慈禧能放棄排外立場，重回改革的軌道。

所以，他接到新政上諭後的第一反應，就是寫信給在京的關係網，希望弄清楚諭旨的來路：「何人陳請？何人贊成？」各個信息渠道的反饋，均表明這一諭旨出自「聖意」，並得到了榮祿和鹿傳霖的「贊成」。張氏遂認定：這一次，朝廷是真的要變法了。

但很快，安徽巡撫王之春的來電，將張之洞驚出了一身冷汗。王氏在電報中說：

「頃行在軍機章京密報：……『奏復變法，毋偏重西』雲，想見兩宮宗旨，奈何？然就復我古法立論，或不幹怒。」

意思是：據跟隨在慈禧身邊的「軍機章京」的密報，要求我等上奏談變法問題時，不要偏重西學。太后與皇上的意思，可以想見。如果我等採用「古法立論」，將改革措施，說成「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文化」，或許不至於招怒太后。

張之洞只好喟然長嘆：「變法不重西，所變何事？」——朝廷宣布變法，卻又不讓重點提西法，那這「變法」究竟是想要變什麼呢？這「變法」還有什麼必要呢？

為探明慈禧的真實意圖，張之洞特地致電鹿傳霖，詢問王之春來電「切囑各省復奏萬勿多言西法」，到底是怎麼回事。在電報里，張氏滿懷憂慮：

「竊思採用西法，見諸上諭明文。鄙意此後一線生機，或思自強，或圖相安，非多改舊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舊日整頓故套空文，有何益處？不惟貧弱，各國看我中國，乃別是一頑固自大之人，將不以平等與國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為國矣。」

張氏希望鹿傳霖能夠幫助自己，自榮祿處探詢到改革的底線，亦即哪些改革可以提，哪些改革是碰不得的雷區：

「究竟此事慈意若何？略園(榮祿)能透澈否？各省能否切實復奏？哪幾種事可望更張？」

鹿傳霖的回電，否定有不讓提西學的旨意，極力鼓勵張之洞放下思想包袱，拿出自己的變法提案。同時，卻又極委婉地暗示張，最好不要提什麼西學：

「 不必拘定西學名目，授人攻擊之柄。」

張之洞當然明白鹿的回信是什麼意思。他複電鹿傳霖，沉痛感慨，中國如此「變法」，距離亡國之日已經不遠：

「嗣聞人言，內意不願多言西法，尊電亦言勿襲西法皮毛，免貽口實等語。不覺廢然長嘆：若果如此，變法二字尚未對題，仍是無用，中國終歸澌滅矣！蓋變法二字，為環球各國所願助、天下志士所願聞者，皆指變中國舊法從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頓之謂也。」

圖：張之洞

按照張之洞對時局的理解，此時的清廷，要想重振，必須大變西法：

「欲救中國殘局，惟有變西法一策。精華談何容易，正當先從皮毛學起，一切迂談陳話全行掃除。」

但王之春和鹿傳霖帶來的消息，讓他不得不變得謹小慎微。一方面，張氏致電王之春，讓他不要急著上奏回復、響應朝廷的變法上諭；另一方面，他開始聯絡東南各省，就變法問題「互通聲氣」，希望拿出一個變法方案聯名上奏，給慈禧施加壓力。

於是，才有了1901年十餘省督撫參與討論、由張之洞、劉坤一主筆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

《江楚會奏變法三折》的具體內容此處略去不談，倒是有幾個細節很值得注意：

一是朝廷發布變法諭旨之後，要求各省督撫回奏，並限期兩個月，然而在這兩個月里，竟沒有一位督撫向朝廷回奏過自己的變法意見。

二是復奏期限已過之後，朝廷又屢次催促張之洞回奏，張卻並不急於下筆，而是繼續選擇觀察朝野的政治風向。

三是兩廣總督陶模一方面認為朝廷「未必真欲變革」，一方面又回奏朝廷希望開設議院，結果其建議被朝廷冷藏，並未下發給督撫們討論。

四是此一時期的張之洞思想激進，不僅是呼籲「大變西法」，而且主張「仿行」西方議院和「公舉」各級官員，但這些主張並沒有寫入奏稿，原因是：在與各省督撫商議聯銜會奏的過程中，張之洞提出了設立議院的主張，但被劉坤一否決了，劉氏認為朝廷的「變法」尺度，不可能容忍設立議院。

朝廷規定的回奏期已過去近半年之後，《江楚會奏變法三折》才送抵慈禧太后之手。這種延遲，背後潛藏著地方督撫對朝廷「改革」誠意的嚴重懷疑。眾人皆明了，慈禧太后發布的改革上諭，是做給洋人看的；太后的內心深處，是嚴重排斥西法的。

袁世凱曾有一封催促張之洞、劉坤一早日回奏的電報，其中對舉行「新政」與慈禧「迴鑾」的利害關係，說得相當透徹：

「迴鑾以前，如不先行新政，有大可慮者二：各國以現之政府守舊頑固，倘迴鑾後，各國要挾以更換執政，拒之不足，國體安在？可慮一。各國皆盼我變法，倘迴鑾後各國縷列多款，要挾照行，執政不敵，允則干預，可慮二。」

意思是：第一，列強認為現政府頑固守舊，如果太后立刻回京，結果被列強逼著交出權力，那就體面無存了。所以要在回京之前，先「主動」發布變法上諭。第二，列強都在盼著我們變法，太后也頒布了變法上諭，但督撫們若上奏主張效仿西法，列強再搜集整理這些主張來壓迫太后，要求執行，朝政被干預，體面也同樣無存。

圖：回京後的慈禧頻頻舉辦活動，邀請列強駐華公使夫人入宮，以裝飾自己的開明

用真迫害對待拳民

同為獲取洋人諒解，與變法上諭只是做表面文章不同，慈禧對義和團的迫害，在1901年深入到了北中國的每一個角落。

山西太原鄉紳劉大鵬，曾於義和團運動前後在太谷縣南席村私塾任教，撰有《退想齋日記》。這部日記，真實記錄下了辛丑年清廷對拳民們的迫害。

這種迫害，形式可謂多種多樣。試舉兩例說明：

（1）山西春荒，地方政府只賑濟教民，不賑濟不入教的平民。

據劉大鵬了解，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洋人對山西義和團運動的諒解：

「當此之時，教民橫行，武斷鄉曲，欺虐良民，州縣各官不敢一攖其鋒，惟是一意撫循以求無事，而教民由是益肆無忌憚矣，而百姓由是恨教民愈深矣。各州縣之教民，官皆賑濟，大口銀三兩，小口半之，而不入教之窮民，飢餓而死者枕藉於野，未聞官開倉賑濟，以救民於水火之中；人事如此，安望天之溥降甘霖乎。」 (1901年4月16日)

（2）地方官將辦理教案當作第一要務，以教民之意為聖旨，不敢再問是非，隨意鎖拿「拳民」。

劉大鵬在日記中寫道：

「今日有徐溝及太谷差役來南席村，鎖拿去年練習義和拳者。其指名之人且系在京為商者，現不在家，並非拳民。此系清源教民捏造者也。嗟夫！教民現恃洋夷之強，控告鄰里及諸拳民，縲泄滿獄，官不能保民，惟聽教民之言以肆毒。成何世界乎?殊令人心意俱酸。」（1901年5月21日）

再如：

「太原一郡之州縣官無他政之辦，唯是辦理教案，聽教民之指揮而已。當此之時，差役四齣，恫嚇鄉民，鄉民恐懼；賄役求免，而役遂生無厭之求，閭巷何以能安乎?新撫到晉之初，即發帑金十萬賑濟教民(每人月五兩)。其未奉教之民，飢餓垂斃，置之不問，此固離散民之一端也。」（1901年5月22日)

劉大鵬在日記中總結，政府如此做法，一方面會招致民眾鋌而走險暴動，「去年練習義和拳者，城鎮村莊處處皆有，今日聽洋夷教民之言，差役鎖拿以治其罪，是迫之使變也」。另一方面，等於是驅趕民眾加入洋教，可謂玩忽職守「喪失天良」：

「中國編氓信從洋教，屢入而不能已，罪雖在民，而推其究竟，殆州縣官力洋人毆焉爾。……今之州牧縣令，百姓啼飢而不問，百姓號寒而不知，百姓愁賦重而賦上加賦；百姓苦政煩而政外有政；百姓生齒繁，而坐視其貧困；百姓昧禮義而一聽其昏迷。好百姓之所惡，惡百姓之所好。上不體朝廷視民如傷之意，下不念黎庶顛連困苦之情。洋人誘之，州縣官毆之。……州牧縣令唯是袒庇教民，唬嚇百姓，以求事之了結而已。教民雖曲，而刑罰不加，百姓雖直，而箠楚不免。州牧縣令如此待民，而蚩蚩者氓有不忿然興起接踵入教者乎?故曰：為淵驅魚者，獺也，……為洋教驅民者，州牧縣令也。驅民入教而不自省，反謂朝廷放縱洋夷、煽惑中國百姓，莫能禁止百姓入教，是誠喪失天良有愧官箴者也。」

圖：劉大鵬《退想齋日記》

普通平民不堪地方政府的黑暗，為求保護而入教，在晚清相當普遍。譬如，1889年山東單縣李集人被捲入訟事，他們「聽此消息後非常害怕，就從劉庄請來一個范神父，大家都請求在教，求教會保護」。

但最具諷刺意味的，莫過於許多義和團拳民，他們作為庚子年的反洋教先鋒，最後也不得不加入洋教，以求保全身家性命。

比如，據《拳時北京教友致命》記載，京郊下營村的劉廣來，「曾當團頭，為逃避官府追究而奉教」——所謂「官府追究」，指的正是1901年慈禧為取媚洋人，而調轉刀鋒迫害拳民。

再如，在義和拳的發源地山東冠縣，拳民變教民的現象更為普遍。著名的教案發生地紅桃園，「大部分就入了耶穌教」，緣由則是為了「不受辱，不受氣」——所謂「辱」與「氣」，也是指來自地方官府的迫害。

有資料統計，從1901年到1910年，僅十年功夫，中國的天主教徒從原來的70萬人激增至130萬人；從1901年到1904年，只不過花了3年工夫，中國的基督教教徒數從8萬人增加到13萬人。可以想見，這種激增，與逃避朝廷的迫害，有直接關係。

1905年，周作人北游京城，整整五年過去了，「拳匪」二字帶來的恐懼，仍籠罩著這座城市。周氏寫道：

「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庚子事變後的第五年，當時人民創痛猶新，大家有點談虎色變的樣子，我們卻是好奇，偏喜歡打聽拳匪的事情。我們問客棧的夥計，他們便急忙的分辯說：『我們不是拳匪，不知道拳匪的事。』其實是並沒有問他當不當過拳匪，只是問他那時候的情形是怎麼樣罷了。可是他們恰如驚弓之鳥，害怕提起這件事來……民國初年錢玄同在北京做教員，雇有一個包車夫，他自己承認做過拳匪，但是其時已經是熱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裡供有耶穌和聖母馬利亞的像，每早禱告禮拜很是虔誠。問他什麼緣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截了當道：『因為他們的菩薩靈，我們的菩薩不靈嘛。』這句話至少去今已有四十多年了。」

從義和團拳民的口中，說出了「我們的菩薩不靈」這樣的話，確實是個引人深思的問題。

圖：慈禧扮觀音菩薩留影

（參考資料：《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上海書店；《教案與晚清社會》，中國文聯出版社；《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陝西人民出版社《鄉土心路八十年：中國近代化過程中農民意識的變遷》；等）

本文由公眾號「短史記」（ID：tengxun_lishi）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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