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葯神》：重拾批判現實主義傳統

文 |曾於里

《我不是葯神》提檔一天，今日全國公映。電影依舊保持著點映時的超高口碑，目前豆瓣評分9.0分，這是15年來第一部在豆瓣上評分達到9分的國產電影。

甚至有網友直言：我們終於拍出了韓國、印度才能拍出的電影了，我們終於拍出了屬於我們的自己的《辯護人》《摔跤吧！爸爸》了。對這部電影的讚賞可見一斑。

國家電影局近日發布一組數據：截至2018年6月30日，今年上半年中國電影票房為320.31億元，同比增長17.82%；總人次為9.01億，同比增長15.34%。雖然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電影市場，雖然我們的電影票房數據屢創新高，但總體而言，國產電影「大而不強」。

電影《我不是葯神》海報

我們可以拍好弘揚國威的超級類型片，比如《戰狼2》《紅海行動》；我們的喜劇類型片非常成熟，從馮小剛到開心麻花不斷推陳出新；我們也敢於針對歷史發言了，比如《芳華》……但批判現實主義電影，卻一直是國產電影的稀缺類型和薄弱環節，我們的電影人彷彿失去了反思當下、針對現實發言的能力。

但現實主義的傳統在電影史上並不罕見。批判現實主義是一種源遠流長的創作手法，簡單地說，批判現實主義就是觀照現實、針砭現實、反思現實。我們的社會存在哪些痼疾？什麼是困擾我們的難點和痛點？怎麼才能抵達一個更為自由平等的社會？——這些議題始終是批判現實主義所關心的。

一直以來，很多人對「批判」心懷偏見，一聽到批判就忙不迭為批判者扣上「別有用心」「誇大負面」等帽子。實際上，無論是作為一種創作手法還是思維方式，批判精神都是必須的。可囿於很多現實因素，許多創作者索性放棄了批判性思維，主動迴避許多現實問題，選擇走上一條更容易卻也更粗淺的路。

電影《我不是葯神》截圖

《我不是葯神》重拾批判現實主義這一優秀傳統，它直面的是許多中國老百姓心中深深的「怕」——疾病，尤其是疾病來臨時，沒錢買葯、沒錢治病的困境。通過徐崢飾演的程勇售賣「假藥」面臨的情法理衝突，電影拋出了一個個尖銳的問題：在生命權和法律之間，該如何抉擇？當個體陷入法律和倫理的困境時，我們的社會和制度為他們做了些什麼？為什麼風險降臨到個體身上時，我們的保障和救濟如此有限？

批判從來就不是批判現實主義的終點，反思和建設才是。誠如《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廁所英雄》推動了印度男女平等的進程，《熔爐》促進了《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部分修訂法律案》的通過……傑出的批判現實主義電影，本身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我不是葯神》的上映，也觸發了諸多觀眾對於我國醫藥審批、藥物談判、仿製葯製作、醫療保障等方方面面的思考和討論，這無疑將裨益於問題的進一步改善。

此外，《我不是葯神》本身也是一部非常成熟的商業類型片，它在商業上的完成度並不遜色於韓國、印度同類型的電影，並且做到了商業和藝術有效融合。

比如徐崢飾演的程勇，與故事原型陸勇有很大變化，在故事前半段，程勇是一個自私懦弱的小市民，但故事後半程他開始了救贖他人和自我救贖之旅，他成了善良慈悲的「葯神」。這種小人物的成長史，是韓國同類型電影的慣用套路，從程勇身上我們可以看見宋康昊大叔飾演的許多小人物的影子。

電影《我不是葯神》截圖

而平凡如你我，誰不是小人物呢？現實並不完美，可如果我們願意對他人的困境秉持多一些同理、善意和慈悲，那麼小人物也可以有大作為，一切也有理由越來越好。

《我不是葯神》撕開了一道裂縫，從中我們窺見了國產現實主義崛起的鋒芒，也希望國內更多的現實主義力作能夠散發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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