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類而生產？從《我不是葯神》看中國創新葯的現實和未來
前言
《我不是葯神》還在點映，一夜之間擁有了無數的「自來水」，網上出現了很多圍繞影評的立場和討論，包括對於原型故事的再挖掘。
基金公司醫藥研究員的陳益凌，寫下這篇專業而通俗的醫藥影評，簡單清晰勾勒出中國創新葯的歷史和未來。很喜歡這樣理性的表達。
陳益凌在文中提到的喬治·默克，有一句很經典的話：我們應當永遠銘記，藥物是為人類而生產，不是為追求利潤而製造的。只要我們堅守這一信念，利潤必將隨之而來。
資料顯示，1989年，美國默克公司將最新基因工程乙肝疫苗技術轉讓中國。1993年，中國成功生產出第一批基因工程乙肝疫苗。
據稱，以當時中國每年2000萬新生兒計算，1993-2018年，25年間，中國至少有5億新生兒接種這種疫苗。
而這個據說令時任中國衛生部長陳敏章流淚的事實，從未出現在中國的公共媒體上。
陳益凌評價說：「跨國葯企做了很多好事，也有很多不那麼好的事；當時的默沙東是其中的典範，時任CEO羅伊·瓦傑洛斯（註：帶領默克輝煌20年的原默克公司CEO）是典範也贏得了人們的廣泛尊敬；HBV疫苗就是在這個理念下技術轉讓給中國的，是正確的事。」
正確的事，商業利益選擇中常常不是第一選項，但願在看完《我不是葯神》之後，在當下無解的討論當中，你我內心會期待這樣的光亮。
這篇影評，陳益凌從專業投資角度，對比估算了醫藥創新的商業利益，也提出了生命價值思考。歡迎留言說說你的想法。
從格列衛看醫藥創新與生命價值
文/陳益凌
看完《我不是葯神》，真心要給9分點贊，少1分是結尾略有遺憾、字幕略顯單薄。
有感於此，隨便寫一些歷史和現實，希望大家不要忘了是如何披荊斬棘走到現在的，也要更加堅定和自信地走向醫藥創新的未來。
諾華研發的伊馬替尼是全球第一個替尼，靶向BCR-ABL、用於治療CML（慢性髓系白血病），2001年美國上市，2002年中國上市。
最早，國內定價2.35萬元/月，年費用28萬元；2003年啟動PAP（患者援助計劃），買3贈9，年費用降低到7萬元，但受益人群較窄、自費負擔依然很重。
電影里反映的和真實世界的矛盾，核心就是醫保長期缺位，但這有其歷史背景。
職工醫保1999年、新農合2003年、城鎮居民2007年才陸續建立，籌資和待遇偏低、體系非常薄弱。
當時何止是腫瘤，其他大病慢病甚至一些常見病、常規手術，都會掏空一個家庭的積蓄、破壞一個家庭的美滿。
那時候的中國，是剛剛經歷了國企下崗、爬出亞洲金融風暴、看完世界盃卻碰到非典、製造業大幹快上而夏天經常停電、人均GDP剛過1萬元、上海房價才幾千元的時代。
也是SFDA（註：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剛剛成立、鄭曉萸（註：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局長，2007年因受賄罪和玩忽職守罪被判死刑）春風得意、一手強推GMP（
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一手狂批地標轉國標、藥品註冊管理辦法才出台的起點。
了解時代背景才能真正理解電影。
這幾天的影評出現了兩種傾向：一眾說要尊重患者，跨國葯企昧著良心賺黑錢，要學印度干翻專利強制許可仿製葯；
另一眾說要保護創新，葯企投巨資眾人多年高風險研發出一個創新葯，如果打破遊戲規則，就沒有動力研發新的救命葯了。
兩種說法固然都沒錯，尊重患者和保護創新並不對立；但在面臨抉擇、尤其是定價策略的時候，卻少有人真正把喬治·默克的話記在心上。
事實上，由於患者和醫生的不斷呼籲，2006年起部分省市開始把伊馬替尼納入醫保增補或大病醫保目錄，但全國醫保目錄在2017年版才正式納入。
儘管如此，如今的中國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才剛過5萬元，患者一直吃5-10年的經濟負擔依然不輕。
進入醫保後諾華降價了么？並沒有；讓患者負擔下降的，是2013年專利到期後，天晴、石葯的伊馬替尼仿製葯相繼獲批上市。
他們定價1500-1200元/盒、只有原研的10%，無疑是非常實惠親民的，甚至比印度格列衛2000元還要便宜；大量CML患者可以吃得上、吃得起、放心吃伊馬替尼，再也不用擔心摻雜造假或者斷葯停葯。
但一味期待仿製葯提高藥物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是不現實和不理性的；這相當於犧牲了2002-2013年間所有沒吃上藥和吃高價葯的患者利益，白白等了11年。
1998年之前，我們可以強仿奧沙利鉑、氯吡格雷、阿托伐他汀，但靠搶劫或偷竊發家的年代已經結束了。
加入WTO、TRIPS（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ICH(「人用藥品註冊技術要求國際協調會議」)後，意味著中國已經是一個規範市場國家，必須依靠自主創新、創新葯，不論是me-too還是fast-follow，只有市場競爭才能降價！
（註："me-too"藥物是指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專利新葯，其藥效和同一靶點類別的原創新葯相當；
"fast-follow"藥物是指在同一靶點類別上採用快速跟進策略研發的新葯。）
正是有了埃克替尼，中國的EGFR突變陽性的NSCLC（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從2012年起，就不需要再承擔高額的藥費或者冒著吃走私葯的風險，在2015年的葯價談判中還迫使兩家進口葯企跟隨降價。
正是有了康柏西普，中國的wAMD(濕性年齡相關性黃斑變性)患者不必失明、也不必挨很多針，而雷珠單抗也只能連續降價和贈葯。
也正是有了高質量的biosimilar（生物類似葯），中國的NHL（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HER2陽性的乳腺癌患者，才有機會放心大膽地用上單抗、獲得戰勝和治癒腫瘤的機會；
正是有了BGB-3111（淋巴瘤的新藥物），中國的CLL（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患者再也不用像CML患者那樣吃比伊馬替尼更貴的伊布替尼，有了更多的選擇，相信他們的未來會更好；
正是有了4家PD-1（註：程序性死亡受體，是一種重要的免疫抑制分子。）國內企業拚命加快研發、拓展臨床，中國的晚期實體瘤患者未來一定能用得上療效好又便宜的PD-1單抗，爭取到持續響應、長期生存的可能性，而這在5年前是全世界醫生想都不敢想的美夢。
創新葯如果能早一天上市，對葯企而言時間就是金錢，而對患者而言時間就是生命，雙方的利益最終得到了統一；
而加快審評審批，也正是這一輪CFDA（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葯政改革的目標和結果。
藥品是一種特殊商品，具有巨大的外部性。
牢記喬治·默克的話，積極實踐affordable innovation（意指患者買得起的創新葯），為中國創新葯吶喊助威，不僅是醫藥人和醫藥企業的歷史使命，也我們這一代人應該做的正確的事：
為更多的患者爭取更有尊嚴的生活，為自己和父母、孩子、朋友們爭取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背景鏈接：《我不是葯神》如何一夜就被「自來水」
一個很敏感的話題，關於高葯價，關於走私，關於醫保體系，甚至是影片當中若隱若現的關於警察高層與葯企之間超越法律的某種關係……
再加上有真實事件的加持。
現實中的陸勇，曾是2013年轟動一時，被無罪釋放的「假藥案」主角。
2002年陸勇得了慢粒細胞白血病。在等待合適骨髓、服用瑞士「格列衛」維持生命的過程中，家中為高昂的藥費付出了幾十萬的開銷。直到陰差陽錯，從病友口中得知印度「格列衛」的存在。
印度「格列衛」與瑞士「格列衛」藥性相似度達99.9%，但兩者之間的價格鴻溝可謂是天差地別，前者一瓶只需4000元，後者卻要2.35萬元。
冒險選擇廉價藥物的陸勇，體驗了藥效並分享了病友圈。很快，更多承擔不起高價葯的病友紛紛找上門，請陸勇代購印度「格列衛」。
持續的廉價葯讓病友得到持續生的希望，十年間陸勇成為國內「慢粒細胞白血病」的圈內名人，被尊稱為「葯神」。直到2013年被抓獲，其中一項罪名就是「銷售假藥罪」。
5年後的今天，以陸勇為原型的電影《我不是葯神》上映，這是一部光看劇本就值得進一趟影院的片子。
電影比現實更富有衝突，開成人藥品店的老闆，對生充滿渴求的病友，曾在生命抑或違法上糾結的牧師，甚至是唯利是圖的假藥販子……每一個角色都富有張力，這亦是一場很精彩的群戲。
朋友圈裡很多看了點映的童鞋，說看到落淚，尤其是劇中那位病中的老太太，一兩分鐘的鏡頭把生死的悲情渲染到了極點。
一部影片，把生與死，利己與利他，人性終極的善惡，以及信仰，放在了每個人心的天平，去考量與自省。本身亦是充滿野心。
被數人安利完畢，今晚我也要去影院。
- 小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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