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學術|「雙牆對話」：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哈德良長城保護管理十年回顧

天下 07-06

原標題：長城學術|「雙牆對話」：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哈德良長城保護管理十年回顧

「雙牆對話」：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哈德良長城保護管理十年回顧

WALL TO WALL: HISTORIC ENGLAND WORK ON HADRIAN』S WALL OVER THE LAST DECADE

麥克·柯林斯，馬修·奧基，亨利·歐文·約翰，托尼·威爾默特，卡羅爾·派拉

Mike Collins, Matthew Oakey, Henry Owen-John, Tony Wilmott and Carol Pyrah

英格蘭遺產委員會簡介

INTRODUCTION

英格蘭遺產委員會是一個非政府部門公共機構，主要由英國政府出資，英國數字、文化、媒體和體育部（DCMS，後文簡稱英國文化部）贊助。我們以幫助人們關注、享受和讚頌英格蘭壯觀的歷史環境為服務宗旨，以支持、保護和幫助人們愛護他們的遺產為己任。

哈德良長城自北海（North Sea）延伸至泰因河以北的索爾威灣（Solway Firth），與同時期的坎布里亞海岸羅馬防線（Roman defences of the Cumbrian coast）於1987年共同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本文雖然統稱為「哈德良長城」，但其考古含義不僅包括長城本體的牆體（Walls）、壕溝（Ditches）、塔樓（Turrets）和里堡（Milecastles），還包括要塞（Forts）、道路、臨時營地、廟宇、平民聚落等構成的羅馬邊疆景觀。哈德良長城主要修建於公元120-130年間，作為羅馬帝國的西北邊疆，沿用了近300年時間。它全長超過166千米，從18世紀起至今，持續不斷地受到了研究者和收藏者的密切關注。

構成這一邊疆體系的大部分遺產都在私人土地範圍內，哈德良長城行經多個地方政府轄區。與此同時，向公眾開放的遺址也分屬於不同的所有者。這表明，哈德良長城遺址的統籌管理，必須通過夥伴關係與合作來實現。英格蘭遺產委員會的職能廣泛而多元。我們通過應用性研究來促進人們理解哈德良長城的意義，推動技術和方法的進步。我們的職能還包括向英國文化部（DCMS）提出應當依法納入保護的登錄古迹（scheduled monuments）名單，並且對登錄古迹範圍內開展的任何工作提出保護方案。我們針對可能影響世界遺產地本體與環境的發展計劃和規劃政策，向地方政府提出建議，同時也為英國政府提供世界遺產相關事宜的諮詢服務。重要的是，考慮到哈德良長城遺址大部分歸私人所有，我們與長城沿線一些關鍵的組織建立了夥伴關係，並為業主提供諮詢、支持和資助。

本文的寫作源於2018年3月召開的「雙牆對話：哈德良長城與中國長城保護管理研討會」。該會議由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與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共同主辦，紐卡斯爾大學承辦，標誌著中國長城與哈德良長城，以及兩個機構間合作的開啟。

本文內容聚焦於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在過去十年間對哈德良長城開展的工作，闡述了研究與新技術如何促進遺址管理工作，並使所有者受益。通過案例研究，我們也展示了一些管理工作面臨的挑戰和保護方法的進步。

哈德良長城測繪

MAPPING HADRIAN』S WALL

在英國，航空攝影應用於發現和記錄考古遺址的歷史已經超過了100年。因而無論遺產專業人士還是普通大眾，都能夠獲取大量的航片檔案。這些影像資料中同樣收集了卷帙浩繁的非專業垂直影像（vertical photographs），它們因各種各樣的調查目的而被諸如皇家空軍、英國國家測繪局等拍攝下來。僅英格蘭遺產委員會的檔案就包括了超過400萬張20世紀初以來的航片（https://historicengland.org.uk/images-books/archive/）。

這些檔案為遺產的管理和系統闡釋提供了寶貴的資源。對它們進行釋讀和測繪，是記錄大規模考古地貌景觀的有效手段（溫頓Winton，霍恩Horne 2010）[1]. 測繪是將照片中的考古信息解譯為數字文本和空間數據的有效手段，進而能夠滿足歷史環境管理者、研究者和公眾的應用需求。英格蘭超過一半的領土已經完成了大地測繪，這些測繪項目的綜合成果，在國家與地區兩個層級都得到了應用，尤其是用於地方政府的規劃與發展工作。

2002-2008年間，作為《哈德良長城管理規劃（Hadrian』s Wall Management Plan ）2002-2007》所列入的一項行動任務（英格蘭遺產信託2002, 84）[2]，哈德良長城開展了航空攝影測繪（奧基Oakey 2009）[3]。該項目覆蓋了超過1600平方千米的區域，包括整個哈德良長城的世界遺產地及其緩衝區。項目進行過程中，核對了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拍攝的27000多張航片。歷史照片通常十分珍貴，它們記錄了一些在當代已經被破壞或嚴重風化的土遺址原貌。此外，項目製作了共計2748份新的遺迹記錄，另有806份原有記錄得到了充實完善。儘管航空測繪能夠識別出新的長城要素及其相關遺存，但絕大多數新記錄都與長城建成之前或廢棄之後的景觀有關。

哈德良長城景觀是幾千年人類活動的產物。這是哈德良長城世界遺產地的一個重要特點。長城及其相關遺存，如要塞、道路和營地等，是建立在一個已經被原有族群聚居和開墾而形成的地貌景觀之上。它的存在也對後來的地貌（landscape）變遷產生了影響，這種影響持續至今。因此，測繪工作採用了多時段的方法，對從新石器時代至20世紀早期的不同地貌景觀特徵進行了記錄（圖1）。這種方法成為了英格蘭大範圍航空測繪項目的標準，也使人們對地貌景觀（landscape）的變遷有了更廣泛的理解。

△圖1霍特惠斯爾（Haltwhistle）北部多時代地貌的航空測繪。對象包括哈德良長城（a）、南部壕塹（Vallum）（b）、羅馬營地（c）、後中世紀石灰窯址（d）、後中世紀農田系統（e）和一座後中世紀石灰石礦。耕地區的時代全部為中世紀或之後。

測繪項目記錄了豐富的考古地貌景觀。很多可以追溯至鐵器時代或古羅馬時代的聚落，與史前農業與農田系統的遺迹一同被識別出來。一些被認定為農作物生長的痕迹。農作物的生長受地下考古遺迹分布的影響，會產生高度和色調的不同。這種差異只能從高空才能看到。多達16處可能是羅馬臨時營地的遺迹被記錄下來，其他的發現，還包括在長城西端的波爾柏沙（Burgh by Sands）的要塞外圍，存在平民聚落或稱為「vicus」的線索。從中世紀聚落和農耕遺迹，到20世紀的軍事遺存，大量後羅馬時代聚落和土地使用的證據也被發現。

航空測繪的最初目的是建設一個資料庫，輔助管理哈德良長城景觀遺迹。對於新發現來說，識別和認定遺產確實是遺產保護第一步，畢竟我們只能對已知的歷史遺產進行管理。英格蘭遺產委員會主持數字測繪和文字記錄，而區域歷史環境記錄在管理長城及其更廣闊的景觀的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監測與圖解

Monitoring and illustration

2009年，哈德良長城測繪即已完成，但航空調查在長城及其環境的管理工作中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實施了年度航空調查項目，來尋找和記錄考古遺迹、城鄉地貌（landscape）和歷史建築。該項目的一項任務是從空中對已經納入保護的遺址進行監測保護，並向本地遺產管理者提供圖像資料（圖2）。航空攝影技術能夠幫助我們識別古迹的風險因素，如侵蝕、犁耕破壞、植被生長和動物築巢等。多年期的影響對比也能夠幫助我們評估遺址的保存狀態是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的。空中監測對偏遠地區尤其有效。通過對航片進行內業分析，能夠確定發生嚴重問題的地點，從而對其開展有針對性的踏勘。

△圖2大切斯特羅馬要塞登錄遺產航片。這張影像拍攝於英格蘭遺產委員會的一次航空勘察中，這次勘察是持續性的國家登錄遺產監測項目的一部分。20996/39 02-MAR-2010

航空攝影技術對闡釋哈德良長城景觀，鼓勵遊客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參與，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格倫維爾特·利茲（Glenwhelt Leazes ）羅馬營地是一個最近的例子，現在那裡已經成為了格倫維爾特高爾夫俱樂部所在地（詳見下文）。

新技術的應用

New technologies

自2009年哈德良長城測繪結束以來，航空遙感技術在遺產保護方面的應用取得了長足進展。也許最重要的進展是，提高了考古界使用航空激光掃描(lidar)數據的可能性。

英國環境局使用激光雷達來繪製洪水風險地圖，目前解析度25厘米至2米的地圖已經覆蓋了全國大約75%的土地面積。這些數據從2015年起免費向社會開放，現在已經成為考古地貌景觀（landscape）分析與測繪的標配工具。目前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及其合作夥伴開展的所有航空調查與測繪工作，都已結合現有的航片檔案進行了激光雷達技術應用。

就哈德良長城而言，激光雷達技術在發現新遺迹和加深對已知遺址的理解方面，存在巨大的應用前景（柯林斯Collins 2015, 1）[4]。舉例來說，卡洛堡（Carrawburgh）要塞附近有一處營地遺址正是通過該技術才被識別出來。它就坐落於著名的哈德良長城中段（圖3），然而可能是由於被晚期的耕土疊壓的緣故，此前的航空和地面調查均未發現。

△圖3激光雷達測量在卡洛堡（b）西南部揭示了一個原先未發現的羅馬營地（a）。

近來，「運動結構數字攝影測量（the digital photogrammetry technique of Structure from Motion , 簡稱SfM）」越來越多地應用於文化遺產領域（英格蘭遺產委員會2017）[5]. 2017年，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圍繞博德瓦德羅馬要塞景觀實施了一個研究項目，由英格蘭遺產信託（一個成立於2015年的新慈善機構，負責管理全英格蘭超過400處列入國家遺產名錄（National Heritage Collection）的國有古迹）進行重新闡釋。

作為項目的的一部分，SfM被用於製作三維模型和正射影像。這些模型和影像可以用於地形測繪，也能用於遺址現場的可視化展示。一架輕型飛機拍攝了大約1200幅航片，覆蓋了大約8平方千米的土地面積。我們用Agisoft PhotoScan 專業版軟體對這些照片進行處理，生產了解析度為18cm精度的數字高程模型和9cm精度的正射影像（圖4）。

△圖4博德瓦德羅馬要塞地形的正射影像疊加數字高程模型。兩種數據均通過SfM獲取。

這些模型提供了博德瓦德要塞迄今最精確的三維數據。不僅解析度大大高於已有的激光測量數據，並且通過測量級的（survey-grade ）全球衛星導航系統（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簡稱GNSS）設備獲取地面控制，也增加了定位精度。大量考古遺址第一次被發現，包括一條從西南部通向要塞的羅馬時代的道路。SfM在單一遺址及其環境的調查中，也有巨大的應用潛力。尤其是在激光測量尚未覆蓋到的區域。與激光雷達相比，這是一種非常經濟有效的獲取精確三維數據的方法，為缺乏資金和/或研究條件的研究人員提供了重要的幫助。

博德瓦德要塞墓地的發掘

EXCAVATION ON THE CEMETERY OF THE HADRIAN』S WALL FORT AT BIRDOSWALD

博德瓦德要塞位於哈德良長城裡堡49-50之間，恰好在英格蘭坎布里亞郡西部邊界以內。它建在一處能夠俯瞰艾欣河的高崖之上。哈德良長城在維羅福德（Willowford）跨河，而博德瓦德要塞是控制河口的戰略要點。特殊的地理位置，導致遺址因懸崖的風化而受到威脅。2009年，這裡發生了一次嚴重的崖壁崩塌，對要塞目的造成了影響（圖5）。

△圖5博德瓦德的峭壁風化情況。沿峭壁邊緣的白草分布區為發掘區。

1961年，我們確認了墓地的位置。當時這一帶正進行自中世紀以來的第一次開墾。很多火葬墓因此而暴露出來。我們獲取了少量的人工製品，但那時並沒有開展有組織的（controlled）考古發掘（威爾默特Wilmott 1993）[6]. 2000年，我們發掘了三道小型環壕，確認了保存完好的考古堆積的分布範圍，但對墓地仍然知之甚少（Wilmott et al2009）[7]。一系列自然災害的持續威脅，才使我們開始對墓地重視起來。

為了應對這些威脅，我們制定了一系列預案，但很快就意識到，唯一可能的選擇是立即在沿著峭壁邊緣12米寬的範圍內，對受威脅的遺址進行全面發掘和記錄。

英格蘭遺產委員會的職責之一是對遺址的重要性和面臨的威脅進行評估，並提出排險方案。包括在現有規劃體系框架下，遺址受到正常的「誰開發誰付費」約定範圍之外的自然破壞威脅時，直接實施搶救性發掘（excavation for mitigation）。發掘與研究團隊經過對博德瓦德遺址多年的研究性發掘，積累了大量的知識和經驗。墓地則是哈德良長城要塞社區組織研究最主要的短板之一。而這項工作在世界遺產地研究框架之下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課題。因此，從這項工作中最大限度地獲取研究成果，就顯得尤為重要。為使工作得到順利開展，我們提交了一份詳細的方案，作為登錄古迹項目申報方案（Scheduled Monument Consent）的組成部分（審批過程詳情見下文。）

發掘工作在2009年秋季持續開展了六周。發掘結果表明，火葬墓被一條環壕包圍，而在過去的1800年間，大量墓葬因懸崖的風化而被破壞，它們的具體數量無法估算，但比例相當大。儘管如此，我們仍然獲取了大量的信息。在公元2世紀，火葬是普遍流行的葬俗。但祭祀堆積則存在很多不同的形式。通過對兩座被稱為「bustum」的火葬墓的發掘，我們發現火化是在一個預先挖好的灰坑中進行的。在其他一些案例中，只發現少量的骨灰和木炭——通常非常少，並且大都出土於簡陋的灰坑中。其中三座底部有墊石。數量眾多的案例發現了骨灰，或存放於陶瓷容器、木盒，或在未能保存下來的有機質袋子中。有一座墓出土了石棺，棺內發現了骨灰和一件小陶罐。墓周圍被雙層壕溝環繞，墓上起封土，還發現了墓碑的基座。墓地出土的隨葬品相當少，但每座墓的隨葬品數量和品質各不相同。其中一些在柴堆上焚燒過，其他的則在墓主人火化之後埋入。墓地的遺迹缺乏一致性，表明送葬者遵從於不同的信仰體系。此前我們已經了解到羅馬邊疆的軍事聚落內部存在不同的族群。墓地葬俗的差異，可能也反映了這一情況。要證實這一點，還有賴於更多的研究。尤其是有可能揭示葬儀細節的細緻、科學的工作。任何屬於此類的工作，都能加深我們對長城社區獨特行為模式的認識。

在羅馬帝國晚期，葬俗從火葬轉變為土葬。我們在墓地中也發現三座土葬墓。這很可能是由於基督教的興起。而通過先前我們在要塞中的發掘，我們了解到這些土葬墓則屬於古典時代晚期（the late antique phase）。在後羅馬時代的研究中，關於哈德良長城最活躍的領域之一是，在羅馬帝國結束對不列顛的佔領（一般認為發生在公元410年）之後，長城守軍的命運如何。20世紀80年代，我們在博德瓦德遺址發現了一些絕佳的材料，不但能夠反映這段時間最基本的社會變化，還證實了羅馬對不列顛的佔領在這個時間點之後得到延續（威爾默特Wilmott 1997）[8]。我們發現新的木構廳堂式建築在後來被建在了羅馬要塞的石頭建築之上。

發掘和研究團隊還試圖開展新方法的實驗，不但針對發掘工作本身，也著眼於對已發表材料進行分析的過程。博德瓦德墓地遺址，成為「田野數字化採集系統（on-site digital recording，被稱為「Intrasis」）」的試驗場。這套系統最早是由瑞典國家遺產委員會（Swedish National Heritage Board）開發的。發掘團隊採用這套系統對全部發掘數據進行了採集（圖6）。這個項目使發掘者能夠在非現場條件下能夠基於數字地理信息系統（digital GIS）的存檔數據，為隨後的數據分析工作奠定基礎，從而大大節省數據分析和成果發表的時間。上圖展示的是一個博德瓦德火葬墓與壕溝的發掘計劃圖。該規劃圖繪製了發掘過程中各種不同的遺迹現象。

△圖6從「Intrasis」田野數字採集系統中獲取的發掘計劃圖的早期版本。

目前有關專家正在對人骨、堆柴和火化過程進行科技分析，如木柴的使用方法、焚燒溫度，甚至柴料和隨葬品的分類等都被記錄下來，這些技術將為火葬墓地提供一個全景的展示。

哈德良長城的管理

HADRIAN』S WALL MANAGEMENT

哈德良長城大多數已知的遺存都依法列入了登錄古迹（scheduled monuments）名單。然而，對它們的有效保護和管理並非到此為止。很多受保護的遺存行經的地區，古羅馬遺迹並不是顯而易見的。而當地業主和租客對土地的使用，與這些文物的考古意義往往不存在關聯。

結果就是，那些土地的長期所有權人與英格蘭遺產委員會或地方政府有可能老死不相往來。此外，土地所有權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化，甚至那些由機構或組織所有的土地，責任人也會發生變化。這意味著羅馬邊疆景觀的很多重要部分都被不了解土地使用相關法規，甚至不知道當地有受保護的古迹的人所控制。

儘管哈德良長城有著可以追溯至18世紀的悠久研究歷史，但在考古學的視野下，我們對它的了解仍然是片面的。也就是說，有時候我們對在保護範圍之外的重要遺存，還有對於一些獨特的遺迹進行考古的重要意義，都知之甚少。

因此，增進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對哈德良長城的了解，同時，也讓他們知道長城及其管理規定在當地的存在，是英格蘭遺產委員會的職責之一。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更加理解和欣賞長城。在未來，這不但能夠改善他們的生活，也將引領他們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參與長城管理。

格倫維爾特·利茲的羅馬營地

Roman Camp at Glenwhelt Leazes

格倫維爾特·利茲的羅馬臨時營地在20世紀早期就被發現。然而在現行的保護法律實施之前，它就已經淪為一個高爾夫球場。目前，它已經作為一個登錄古迹受到了保護。這使得地面上可見考古遺迹被保存了下來，但它們與興建高爾夫球場時形成的晚期人造園林景觀極易混淆。

對羅馬營地的管理責任最終落在了擁有這片土地的高爾夫俱樂部身上。高爾夫球場的員工會對場地進行日常管理工作，如排除積水等。但與此同時，他們通常並不清楚受保護的營地遺址在哪兒，或者依據什麼規定去管理。這種混亂，再加上管理人員的變動，導致開展工作之前必要的審批環節中出現了一些問題。

我們清楚地了解，目前營地遺址目前尚未受到嚴重的破壞，但與此同時，考古工作受到了很嚴重的威脅。因此我們認為，最好的處理方式是由一位受過良好教育並且具有相關知識背景的人協助土地所有者來照看遺址。

我們的第一步是利用營地的現代航拍照片提供標繪的信息，以展示保護區與現代（高爾夫）景觀的關係。這為俱樂部提供了明確的遺址位置信息，告訴他們在那裡開展任何工作之前，都需要與英格蘭遺產委員會進一步協商。

這一行動引發了高爾夫俱樂部的思考，他們越來越懂得如何利用球場上獨特的考古資源來吸引更多的高爾夫球手。並且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許多高爾夫俱樂部會員都想對這個遺址有更多的了解。同樣基於最近的航空攝影的解譯，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制定了闡釋方案，並提供了說明文本，現在已經用在了宣傳材料中，並在俱樂部進行展示。我們希望將來這份材料能夠用在遺址的現場展示說明牌中（皮爾斯Pearce2017）[9]。

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在這一地區的工作，使用了最新的闡釋和從航片中提取的數據，並且已經在阻止針對遺址開展未授權的工作，排除隱患等方面發揮了作用。這些工作也以一種相當積極的方式用於增進高爾夫俱樂部成員對羅馬帝國邊疆的了解，並且有可能通過吸引付費遊客而為俱樂部帶來經濟收益。

卡洛堡的羅馬平民聚落

Roman Civilian Settlement at Carrawburgh

過去20年間，在哈德良長城沿線開展的地球物理調查獲取了大量數據，利用這些數據進行研究，極大地加深了我們對哈德良長城的理解，尤其是長城沿線羅馬要塞外圍的平民聚落規模及其複雜性。在廣闊的地域範圍內，這些技術手段得到運用之前，我們對這些「vici」的理解僅限於地表可見的遺迹和少量的發掘材料。同時，我們懷疑在更加廣闊的地域內，有更多聚落的存在。由於缺乏數據支持，這些資源的管理與保護工作受到了制約。

地球物理調查改變了我們對這一地區的認識。最近在卡洛堡的研究表明，在要塞遺址以南布滿了居址、商店和客棧，它們屬於為要塞駐軍提供服務的當地社群。

這項工作還表明，當前卡洛堡周圍的登錄古迹並未囊括所有的羅馬遺迹，保護工作應當針對這一情況作出改善。對登錄古迹範圍的修正，以新的考古證據為基礎，並將在未來新的發展決策被作出時加以實施。在以卡洛堡為典型代表的一些地區，由於我們對長城遺迹分布情況的認知，當地的業主經常能夠通過農業支持計劃（farm support schemes）或其他補貼制度獲得經濟利益。

這些補貼項目以那些存在同類考古遺迹的地區為對象，既有利於遺址的科學管理，也有助於普遍提高當地農業經濟的生存能力。

阿比·帕克森林可能存在的羅馬營地

Possible Roman camp at Abbey Park Woods

更好地理解羅馬邊疆，並利用這一點獲取管理工作的優先權，十分重要。因為這項工作的資源必然是有限的。有時研究工作能夠通過證明遺址中的遺迹並不屬於羅馬時代，而將土地所有者從約束中解放出來，並使資源能夠分配到其他地方。

在靠近哈德良長城南部的阿比·帕克森林，我們通過地面調查和激光測量均發現

了一個閉合遺迹。它的形制特點表明其有可能是一個羅馬營地。這個未經過認定的遺址位於一片計劃被砍伐的森林之中。這裡的業主以高度負責的態度對遺址採取了預防性保護措施，採用了一種能夠避免破壞遺迹的方法來伐木，並且決定不在這個區域種植新的植被。儘管如此，英格蘭遺產委員會仍然關注這裡，因為如果它真的是一個羅馬營地的話，就有可能受到植被自然再生的潛在威脅。

因此我們對激光雷達測量數據進行了複查。過程中我們發現，一些被解譯為羅馬營地構成要素的遺迹現象，實際上更像是原生的自然堆積。實地考察使我們能夠對地面上的遺骸進行分析，以檢驗這一新的解釋。儘管距離長城牆體很近，並且和其他羅馬營地形態相似，但這個地點明顯不是建設軍事工程的理想位置：從這裡看不見北部的土地，並且甚至它的兩個組成部分之間互相不可見。此外，其他遺址的證據表明羅馬人在規劃建設他們的營地時，正是要避免這種情況。因此我們的結論是，這處遺址可能並不是羅馬時期的。這一結果是通過將最新的激光雷達測繪工作與傳統田野調查手段相結合而得出的。它意味著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和土地所有者此後可以把管理時間和資源分配到其他地區。

研究、管理和世界遺產保護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我們對哈德良長城開展的研究與調查工作與管理行動，通過推動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府遵守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確保了羅馬帝國邊疆世界遺產地的組成部分得到有效保護。（後文簡稱《世界遺產公約》）。

哈德良長城於1987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005年，這處世界遺產得到了擴展，上日耳曼-雷蒂安邊牆（the Upper German - Raetian Limes）被納入。2008年，再次擴展，增加了蘇格蘭的安東尼長城（the Antonine Wall）。這處世界遺產的三個組成部分通過政府間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進行合作,一個由羅馬邊疆研究專家組成的科學委員會（布拉提斯拉發團隊the Bratislava Group）為其提供諮詢服務。赫克瑟姆團隊（the Hexham Group）作為管理團隊對於知識和優秀實踐案例的推廣負有關鍵責任。他們通過直接行使管理權，將三處世界遺產地的協調員（coorninators）/管理者（managers）和一些其他相關人員整合在一起。

《世界遺產公約》第四條（http://whc.unesco.org/en/conventiontext/）為航空製圖、遙感、空中和野外測量等應用到哈德良長城提供了起點，因為這些方法是公約第一條中文化遺產認定工作（identification）的一個組成部分。

準確地認定這一文化遺產（Accurate identification），對於確保第四條中的其他條款被完全遵守而言至關重要。這些條款包括有效的保護（protection），保存（conservation），闡釋（presentation）和傳遞給後代。如果對我們所尋求保護、保存...的對象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那麼這些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與《哈德良長城管理規劃》（http://hadrianswallcountry.co.uk/hadrians-wall-management-plan/attributes）中對其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屬性研究一樣，羅馬帝國邊疆的突出的普遍價值聲明（The Statement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簡稱SOUV）http://whc.unesco.org/en/list/430，是在研究和調查成果的基礎上作出的。從個性與共性兩個方面評估羅馬帝國邊疆突出普遍價值屬性變化的影響，是對哈德良長城世界遺產保護和管理的核心。

突出普遍價值的聲明及其屬性，對於世界遺產而言都是非常具體（specific）的。但是可持續管理要求我們了解邊境地區從古至今的全部人類活動。這就是為什麼上面所說的航空測繪、研究和調查採用了景觀分析方法，並且時間跨度涵蓋了人地互動的整個過程。這與《知識的前沿：哈德良牆的研究框架》（西蒙茲，梅森2009）[10]的觀點完全一致，該書為哈德良長城地帶的所有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

作為世界遺產地的哈德良長城一致，只有在「登錄古迹項目申報方案」得到英國文化部批准之後才能進行發掘。而英格蘭遺產委員會為他們提出建議。無論是研究性發掘（主動性發掘），還是應對像博德瓦德那樣的自然侵蝕等破壞威脅（搶救性發掘），項目申報都必須對工作計劃如何體現研究框架的優先權進行說明。

這個程序是確保英國政府能夠遵守《世界遺產公約》第四條的規定，「最大限度利用自身資源」管理文化遺產的要素之一。這裡所說的資源包括知識、專業和經費。

上面所說的，運用知識來解決管理問題和開展世界遺產價值傳播也與《世界遺產公約》第五條關於執行「旨在使文化和自然遺產在社區生活中發揮作用」的政策密切相關。例如，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對貝克福特（Beckfoot）羅馬墓地的考古評估項目提供資金支持。該墓地受到海岸侵蝕的影響，項目由專業考古學家和來自當地考古協會的受監督的志願者組成的外業團隊來實施。

越來越多的當地誌願者也開始參與到對構成世界遺產地的古迹的保存狀況的監測工作中。這使我們能夠更好地了解它們的狀態，並將有限的時間和其他資源優化配置在最需要的遺址上。

羅馬帝國邊疆的總長度，在2世紀中葉擴張到頂點，幾乎長達6000千米。相比之下，總長度僅為166千米的哈德良長城與坎布里亞海岸軍事防禦體系，儘管不長，但也是其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對哈德良長城的研究、調查、管理的方法，可以與分布在德國和蘇格蘭的羅馬帝國邊疆遺產地進行分享和比較。在羅馬帝國邊疆的總體框架（Ployer, Polak, Schmidt 2017）[11]之下，名錄中的各遺產地可以針對自己的獨特之處進行分別描述。這一模式已經被世界遺產委員會所認可（http://whc.unesco.org/en/decisions/6922/.）《世界遺產公約》共有二十個締約國在其領土內擁有部分羅馬邊疆遺址。各國之間就不同研究和管理方法進行分享和交流，具有廣闊的前景，並且符合《公約》（第六條）的文本和精神，與包括絲綢之路在內的已列入名錄和在預備名單中的其他跨國遺產也有關聯。哈德良長城持續創新的研究傳統，在遺產保護領域的國際合作中發揮了作用，也體現了《世界遺產公約》的核心價值。

參考文獻：

[1]H·溫頓，P·霍恩.國家調查計劃檔案：NMP與英格蘭遺產信託藏航片.D.C.考利,R.A.斯坦德靈，M.J.阿比西特.鏡頭中的風景：空中攝影和歷史環境【C】.劍橋.2010: 7-18.

Winton, H., Horne, P. (2010), National archives for national survey programmes: NMP and the English Heritage aerial photograph collection, inLandscapes through the Lens: aerial photographs and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edited by D.C. Cowley, R.A. Standring, M.J. Abicht., Oxford, pp. 7-18.

[2] 英格蘭遺產信託.哈德良長城世界遺產地管理規劃2002-2007【Z】.倫敦：英格蘭遺產信託.2002.

English Heritage (2002), Hadrian』s Wall World Heritage Site. Management Plan 2002–2007, London: English Heritage.

[3] M·奧基.哈德良長城世界遺產地國家測繪工程總結報告.英格蘭遺產信託研究部報告·卷73-2009【R】.斯文頓.2009.

Oakey, M. (2009), Hadrian』s Wall World Heritage Site National Mapping Programme Project Summary Report. English Heritage Research Department Report(Series 73-2009), Swindon.

[4] R·柯林斯.哈德良長城激光雷達測量：古代邊疆景觀的新發現【R】.2015.

Collins, R. (2015), Hadrian』s Wall LiDAR: New features in an ancient frontier landscape.

[5] 英格蘭遺產委員會.攝影測量在文化遺產中的應用-實踐指導意見【Z】.斯文頓：英格蘭遺產委員會.2017.

Historic England (2017), Photogrammetric Applications for Cultural Heritage. Guidance for Good Practice. Swindon: Historic England.

[6] T·威爾默特.博德瓦德新菲爾德羅馬火葬墓. 坎伯蘭威斯特摩蘭考古【J】.1993: 79-95.

Wilmott T. (1993), 「The Roman Cremation Cemetery at New Field, Birdoswald」, in Trans Cumberland Westmorland Antiq ArchaeolSoc, n ser, 93, pp 7985.

[7] T·威爾默特，H·庫爾等. 博德瓦德哈德良長城要塞發掘-坎布里亞:1996-2000考古報告. T·威爾默特等. 哈德良長城：英格蘭遺產研究1976-2000【C】. 英格蘭遺產信託考古報告. 2009.

Wilmott T. Cool H. (eds).(2009) 『Excavations at the Hadrian』s Wall fort of Birdoswald (Banna), Cumbria: 1996-2000』, in T Wilmott (eds) Hadrian』s Wall: English Heritage Research 1976 - 2000,English Heritage Archaeological Report.

[8] T·威爾默特. 博德瓦德：哈德良長城羅馬要塞和晚期聚落的發掘1987-92【R】. 倫敦: 英格蘭遺產考古報告14. 1997.

Wilmott, T. (1997) Birdoswald: Excavations of a Roman Fort on Hadrian』s Wall and its Successor Settlements: 1987–92. London: English Heritage Archaeol Rep 14.

[9]C·皮爾斯.格倫維爾特·利茲臨時營地：航空評估. 英格蘭遺產委員會研究報告·卷59-2017【R】.斯文頓：英格蘭遺產委員會.2017.

Pearce, C. (2017), Glenwhelt Leazes Temporary Camp: Aerial Assessment. Historic England Research Report Series 59-2017, Swindon.

[10] 西蒙斯，梅森.知識前沿：哈德良長城研究框架【M】.杜倫:英格蘭遺產信託、杜倫郡議會（County Council）和杜倫大學.2009.

Symonds, Matthew F.A. and Mason, David J.P.(eds).Frontiers of Knowledge: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Hadrian』s Wall, Durham:English Heritage, Durham County Council and Durham University.2009.

[11] R·普盧瓦耶，M·波拉克等.羅馬帝國邊疆：專題研究和世界遺產提名策略【M】.維也納/奈梅亨/慕尼黑.2017.

Ployer, R., Polak, M. and Schmidt R. (2017)The 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A Thematic Study and Proposed World Heritage Nomination Strategy, Vienna/Nijmegen/Munich.

（本文原刊於：《中國文化遺產》2018年第3期

作者：麥克·柯林斯，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哈德良長城遺產巡檢官。

馬修·奧基，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北方航空調查與測繪團隊負人。

亨利·歐文·約翰，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國際諮詢部長。

托尼·威爾默特，英格蘭遺產委員會資深考古學家。

卡羅爾·派拉，英格蘭遺產委員會規劃部長助理。

翻譯：張依萌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館員

於冰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館員

圖片：英格蘭遺產委員會

長城戰隊已獲《中國文化遺產》雜誌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