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北抗日烽火
全面抗戰爆發後，平津滬地區相繼被日寇佔領，1938年6月，日寇進攻武漢，武漢形勢緊張。由於鄂西北的鄖陽（十堰）地區與川陝豫三省交界，境內崇山峻岭，地勢險要，老白、漢白公路連接東西，漢水橫穿全境，這裡自然成為華中抗日的大後方，成為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戰略要地。
華中抗日大後方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軍佔領武漢，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遷轉襄樊，日寇進攻襄樊後又遷到鄂西北的老河口、均縣、草店一帶，鄂西北成了第五戰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也成為華中抗戰中心和理想的後方基地。
與此同時，在中共湖北省委和鄂西北地方組織的直接籌劃和安排下，一批從武漢撤出的中共黨員、幹部及抗日救亡組織和社會團體，從1938年11月開始相續抵達鄂西北武當山地區。這些群團組織有：湖北省戰時鄉村工作促進會服務團、全國第一兒童保育院和武漢小學教師抗戰服務團、草店文化工作團、鄂（西）北戰時教育工作促進會、草店婦女抗日救亡工作促進會等。一大批愛國人士，如胡繩、姚雪垠、藏克家等也雲集此地，這些進步團體和進步人士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積極的抗日救亡運動，鄂西北出現前所未有的戰時繁榮景象。武當山下草店鎮一度被譽為鄂西北抗戰的「小延安」，成為抗日救亡的「紅色之都」。
抗日大後方局面的形成，究其原因，是中共湖北地方組織實行積極的戰略撤退，實施建立武當山抗日根據地方針的必然結果。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底，日本華北方面軍就將中共控制的地區作為主要進攻目標。1938年初，開始大規模圍攻八路軍剛剛建立和正在創建的抗日根據地，西北局勢日趨緊張。中共中央對戰爭形勢的進一步惡化有清醒的認識，估計日軍下一步的目標必是武漢和西安，在華北有渡過黃河西進和南犯的可能，因此，對戰略後方的轉移做出若干設想。中共湖北省委從戰略高度出發，認定武漢、襄樊淪陷後，就以武當山為依託，開展游擊戰爭，創建鄂西北抗日根據地，因此高度重視鄂西北地區黨的工作，在武漢淪陷前後，結合戰略撤退，為建立武當山敵後游擊根據地做了一系列準備工作，和中共中央的戰略意圖恰相吻合。光未然（張光年）、劉瑞芳、左覺農（夏忠武）、安天縱等一批黨員幹部被中共湖北地方組織陸續派往鄂西北，恢復和發展中共組織，先後組建了中共鄂北特支、鄂北工委、鄂北中心縣委，積極開展抗日救國活動，並根據形勢的發展，開始部署準備抗日游擊戰爭工作。
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共湖北省委曾有以均縣為工作中心的戰略考慮。為實現中共湖北省委提出的戰略目標，鄂西北地方黨組織進行了積極努力。1938年9月，鄂北中心縣委改建為鄂（西）北特委後，做了多方面的工作。
確立了向西發展的方針。鄂北中心縣委時期，中共工作重點在襄樊城區和襄東，那裡組織基礎較好，抗日救亡工作十分活躍。而襄陽以西各縣，工作基礎薄弱，極不適應抗戰形勢的發展。特委經過充分討論，最終確定了鞏固襄棗地區、向西發展的方針，決定在襄陽以西各縣大力發展組織工作，開闢鄂西北的抗戰局面。
精心部署，屯聚力量。中共鄂（西）北特委變被動撤退為主動挺進，向鄂西北集結進步為量。在錢瑞俊支持下，利用五戰區文化工作委員會組建文化站和工作隊之機，把襄陽黨的力量派赴襄陽以西各縣，在老河口、谷城、石花街、均縣城、草店先後成立了文化站，從而初步建立了中共組織的立足點。其次，特委統戰部長張執一通過統戰工作，成功地將「鄉促」工作團等多個群團組織轉移到武當山、草店，以合法的方式掩護了進步力量的集聚。
建立統一的黨組織。活躍在鄂西北的各團體，有的來時已有中共支部，有的來後建立了或正在籌建中共支部，並且黨組織已在當地生根，靠鄂（西）北特委的「單線」聯繫已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1938年12月，特委正式決定在草店成立中心縣委級的中共均鄖工委，統一領導以草店為中心的均縣一帶，包括整個鄖陽範圍各縣的黨的活動。1939年2月，中共鄂西北區黨委成立後，均鄖工委改稱為均州中心縣委，趙石任書記。黨的統一領導機關的建立，黨組織的力量迅速壯大，活動在以草店為中心的鄂西北的黨員人數已有近500人，鄂西北區黨委領導下的黨員人數達到2000人（1939年12月），使開闢抗日根據地方針的付諸實施有了可靠的組織和幹部保障。
正是在中共鄂西北地方組織的堅強領導下，各群團緊密配合，同心協力，艱辛開拓，鄂西北的抗日救亡活動呈現出一派蓬勃景象。
抗日救亡遍山鄉
在國統區政治形勢複雜多變的情況下，均州中心縣委按照黨中央「發展進步勢力，孤立頑固勢力，把一切願意抗日，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組織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的總方針，通過各種群眾團體和各界愛國力量，深入到廣大城鄉和社會各階層，組成更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開辦各種報刊和書社陣地，大造抗日救國的輿論，啟發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覺悟和熱情，投入到抗日救國運動中。在房縣辦有《抗戰日報》、竹山縣《竹山青年》，竹溪縣《抗戰建國半月刊》，鄖西縣《醒農周刊》，均縣「新知書店」，鄖縣「書報流通處」，出售黨的刊物，宣傳抗日救亡思想。
通過各種群眾會議開展宣傳活動。1938年12月，駐草店的群眾團體聯合召開了一個聲勢浩大的群眾大會。會上揭露、痛斥大漢奸、賣國賊汪精衛的叛國投敵和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喚起民眾同仇敵汽參加抗日救國運動。1943年在鄖縣體育廣場紀念抗戰六周年的群眾大會上，發動群眾募捐支援抗日前線，有不少婦女當場取下金銀首飾捐獻抗日。
通過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活動，宣傳抗日救國。均縣草店的抗日救國群團與當地學校結合起來，辦牆報、畫報，組織文藝宣傳隊、「兒童劇團」等開展宣傳活動。「兒童劇團」有30多人，大都是由七八歲至十四五歲的孩子組成。在文化站的輔導下，編演各種形式的文藝節目，不僅在社會上演出，還到五戰區干訓團、八中隊演出，並且步行60華里到均縣城為國民黨抗日傷病員進行慰問演出，深受歡迎。1939年春節，李宗仁觀看了他們的演出後，親切接見了孩子劇團的演員，並為他們題詞：「抗戰建國必須老者、壯者、少者齊心協力，克服萬難，乃能完成不世之業」。
開辦城鄉教育陣地宣傳抗日救國。在城鎮利用民眾教育館辦成人文化補習班；在農村，根據生產特點，開辦夜校、午校（午休學校）、雨校（下雨時）、牧校（放牧時）等，組織青少年學文化，教唱抗日歌曲，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在均縣浪河和均谷房邊一帶到處可聽到抗日歌曲，群眾抗日的情緒十分高昂。此外，在浪河鄉饒家老屋祠堂里開辦了手工業紡織廠、雨帽廠，由20幾個黨員和進步青年參加勞動，藉此一方面為黨組織活動籌集資金，一方面組織他們學習文化、學習軍事，為開展游擊戰訓練骨幹。
組織、擴大各種形式的抗日救國群眾組織，把一切願意抗日的都團結起來，使抗日救亡運動深入到城鄉家家戶戶。房縣成立了「動員委員會」；鄖縣中小學師生，組織「抗日救國團」，農會成立「農民服務社」；竹溪縣成立「抗日宣傳隊」、「抗日捉進會」；均縣成立「農民抗日救國團」、「兄弟會」、「姊妹會」等，這些組織不分階級和階層，凡是願意抗日救國的都可參加。同時，通過抗日救國活動，從中發現、培養積極分子和優秀人才，為發展黨員和向抗日前線輸送新生力量創造有利條件。均縣南區發展的一批黨員中有些就是抗日救亡活動中培養出來的，還為河南竹溝的新四軍部隊輸送了一批黨員幹部。鄖縣黨組織為黨領導下的山西抗日新軍輸送了40幾名抗日骨幹。
做地方軍政人員和開明士紳的統戰工作，爭取團結他們為抗日救國多做有益的事。如均縣城裡有個姓習的大地主是本地「紅幫」大頭目，為爭取團結他，均縣文化站站長、地下黨負責人林滔，幾次主動上門與其談心，結交朋友，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通過做工作，他表示擁護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並支持自己的兩個兒子參加共產黨、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在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時，他還幫助地下黨做轉移工作。均縣浪河鄉大地主張子重先生，認為共產黨是干正經事的，支持其五個子女參加共產黨，並為抗日活動提供物力財力援助。駐草店的兒童保育院院長羅叔章，以民主人士的公開身份，與附近的開明士紳搞好關係，並且與五戰區長官司令部交往甚好，爭取他們對保育院的物資支持。李宗仁到草店干訓團視察工作期間，羅叔章主動請他到保育院視察並給工作人員作抗戰形勢報告，李宗仁視察後對保育院的工作予以讚揚。
浩氣長存永傳揚
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動方針，開始極力破壞中共組織和人民群眾的抗日救國活動。1939年春，國民黨軍統特務張元良被蔣介石派到五戰區任政治部副主任，軍統組織在老河口成立「調查室」，在草店開辦訓練班。3月，李宗仁屈服於蔣介石的壓力，下令解散戰區內各抗日救亡團體，並指使特務組織監視中共組織，搜捕共產黨員。鄂西北政治形勢極度惡化。在此情況下，在鄂西北的各級群眾團體除「保育院」遷往重慶外，「文化站」、「鄉促服務團」、「戰教會辦事處」等相繼停止活動，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大都疏散、轉移其他地區。
中共及其領導的進步力量在武當山地區僅活動半年余即迅速撤退，除五戰區國民黨頑固派的政治壓迫以外，還存在著客觀的原因。1939年4月間，日軍發動隨棗戰役，襄樊危急，第五戰區首腦機關西遷老河口，後又撤退到草店、均縣城。老河口、草店、均縣一帶遂繼襄樊後成為整個鄂西北抗戰的中心。國民黨後方機關分布密集，頑固勢力急劇膨脹，使進步力量失去了繼續開展工作的有利空間。
基於上述原因，中共在鄂西北地區的戰略構想發生了若干變化。一方面，1939年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後，估計鄂西北大部分地區有淪陷的可能，為準備發展敵後游擊戰爭，加強武當山、荊山地區的工作，撤銷了湖北省委，在襄河以西建立了鄂西北區黨委。湖北省委的撤銷，使省委指揮中心轉移均縣的計劃徹底改變。鄂西北區黨委成立時機關設在襄樊，1939年5月襄樊危急時又遷往谷城茨河鎮，並積極準備抗日游擊戰爭的開展，計劃在荊山建立荊當、在武當山建立光谷兩個抗日據點。但隨棗戰役後，襄陽以西地區並未淪陷，而鄂中敵後的游擊戰則迅猛發展，因而區黨委把主要力量轉入鄂中及荊當遠地區，儘力支援鄂中的游擊戰爭，並準備隨時從鄂西北撤退，要求鄂西北黨組織長期隱蔽工作。鄂西北區黨委撤離後，中原局曾力圖重建鄂西北省委，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實現。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中共中央決定把中原局和東南分局合併為華中局，撤消鄂西北區黨委，原鄂西北區黨委所屬組織，劃歸鄂豫邊區黨委領導，鄂西北黨組織轉入隱蔽鬥爭。
守土抗戰禦敵寇
1937年7月，為適應抗戰的需要，房縣成立了「動員委員會」，在「動員委員會」的組織領導下，抗戰期間，房縣共征出壯丁21510名，志願從軍知識青年97名，徵用民夫217857人，運輸軍糧1741.28萬斤，彈藥數十萬噸。在運輸途中死亡47人。各種徵募、捐獻金額901.58萬元（法幣）。認購軍糧8716.50萬石。為抗日陣亡本縣籍將士233人；竹山縣廣大青年為了守土御悔，參軍熱情空前高漲，在抗戰期間應徵入伍13539人。
1941年12月5日，7架日機由太陽關向鄖西縣城俯衝，先繞縣城上空盤旋，後用機槍掃射，繼而投下38枚炸彈，炸死6人，炸毀房屋20餘間。日軍的殘酷暴行沒有嚇倒鄖西人民，反而激起了鄖西人民同仇敵愾的決心。此後，每逢日機來前，縣政府發出「預備警報」，全城機關、學校、居民立即出城藏於荒郊，並在北關東側新開一門以免擁擠，在居民家門口堆上細沙以防燃燒彈，將城中所有白石灰牆刷成灰色以減少轟炸目標。
1945年3月，日本戰車第三師團第三聯隊吉松部和岡野部約一師團兵力，侵入鄖縣東梅、八梅、江北、南化、觀烏、龍津、桑麻、龍安等地，殺死殺傷鄉民295人，焚毀房屋196間，搶擄糧食770多石，宰殺耕牛2231頭。為抗禦日軍，縣國民政府組建了抗敵自衛團，戰事鄉鎮各組建1個大隊，其餘鄉鎮各組建1個中隊，全縣共組建3個大隊，34個中隊，共有官兵4080人，布防於縣境內數個要隘。同年4月，鄖縣抗敵自衛團團長江治瀾奉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汝明之命，從其率領的縣抗敵自衛團中挑選50名英勇善戰者，組成敢死隊，在梅鋪分贓嶺與500名日軍進行血戰，打退侵略者，敢死隊無一人傷亡。在抗戰時期，鄖縣28個鄉鎮共組織3200名民夫，1600多副擔架，先後運送傷病員11000多名，出征前方捐軀沙場者837人，抗敵自衛團對日作戰失蹤、被俘及陣亡183人。
儘管整個抗戰時期，鄂西北大部沒有淪陷，建立武當山抗日根據地的戰略目標基本未能實現，但鄂西北能夠出現如延安那樣生機勃勃的面貌，鄂西北人民守土抗戰，團結禦敵的光輝業績，在鄂西北抗戰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歷史證明，鄂西北人民不愧為英雄的人民，十堰（鄖陽）山城不愧為革命的山城。
作者單位:十堰市檔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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