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了一生幸福的文學巨匠，卻被人間苦難逼到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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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趙歡 編輯/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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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1月10日，列夫·托爾斯泰在清晨坐著一輛馬車，靜悄悄地離開了自己居住了大半生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莊園。他並不確定自己要去哪兒，只是感到自己非離開這兒不可。幾天之後，他因為身體不適，被迫停在了距離莫斯科三百里遠的小火車站——阿斯塔波沃站。受涼，發燒，肺炎，他病得很嚴重，不到一周，就在這個荒涼的小站的站長室與世長辭。

就這樣，這位19世紀最偉大的作家的一生在此畫上了句號。回顧列夫·托爾斯泰的一生，作為讀者，要想理解這位作家，猜到他的晚年為何作出如此瘋狂的行為也並不困難。處在一個轉折的時代里，列夫·托爾斯泰的一生經歷過兩次嚴重的精神危機，而內心持續不斷的衝突和焦慮更是無休止的糾纏著他。

一個完美主義者內心的衝突和焦慮

列夫·托爾斯泰從十九歲時開始寫日記，那時候他還只是喀山大學法律系的一名學生。在日記里，列夫·托爾斯泰給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計劃：

一、學習所有期末考試相關的法學必修課

二、學習實用醫學以及部分理論性……

三、學習語言，法語、俄語……

四、農學

五、學習歷史、地理以及統計學

六、修習數學和語法學校課程

七、完成一篇學位論文

八、在音樂方面達到較高水準

九、指定規則

十、獲取一些自然科學知識

1848年，20歲的托爾斯泰

當然，這些計劃在制定了之後並沒有如願地實現，列夫·托爾斯泰為此感到非常自責、悔恨和痛苦。事實上，這種不能把理想中的事情完完全全付諸實踐的痛苦，並不只是在列夫·托爾斯泰年輕的時候才有，這種痛苦伴隨了他的一生，而他晚年離家出走也和他這種天性有著直接的關係。

「設想的幸福是一回事，現實則是另一回事」，列夫·托爾斯泰不能忍受這一點。在他那裡，如果認可一種真理或者規範，但是卻不按照它們的指導去生活，就是虛偽，是無恥，這是他無法容忍的。列夫·托爾斯泰晚年時，徹底地看到了農奴制的荒唐之處，於是想把自己的土地分給農民，但是被自己的妻子阻止了，而且農民也覺得這位老爺似乎瘋了，沒有人把他的行動當一回事，他非常崩潰。

追求真理，然後把真理付諸實踐，人就能得到幸福；

這是列夫·托爾斯泰指導生活的絕對原則。而在這樣的原則之下，人性中的虛榮、驕傲、懶散等都是他無法容忍的，而人要獲得幸福，就必須克服自身的這些弱點。

《謝爾蓋神父》是列夫·托爾斯泰1910所寫的一部中篇小說。在這部小說中，列夫·托爾斯泰的這個觀點在不經意間表露出來。小說中謝爾蓋從一名修士逐漸成為全國最受人愛戴的長老，儘管他拒絕了許多的誘惑，但是他知道自己虛榮、驕傲，並因此而讓生活中充滿了懷疑，沒有辦法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最後謝爾蓋為了克服虛榮和驕傲，離開了修道院，放棄了長老的位置，把自己流放到了西伯利亞，在那裡他終於能帶著信仰平靜的生活。

托爾斯泰故居，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莊園。

謝爾蓋神父的結局彷彿是列夫·托爾斯泰自己人生結局的某種寫照。晚年的列夫·托爾斯泰決定聆聽上帝的教誨，遵行教義生活。但生活與宗教信仰的種種不一致，讓他覺得十分痛苦。於是他決定離開家，去過一個人的清修生活。可惜，列夫·托爾斯泰沒能像謝爾蓋神父一樣過上那種充滿信仰、完全平靜的生活，而是死在了通往這種生活的路上。

精神危機：關於生死和信仰，

我們到底該如何活著

在列夫·托爾斯泰各個時期的作品中，不少人物都帶有自傳性質。而在這些人物中，《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最富有自傳性。據說，列文的這個姓很有可能由列夫演化而來。而最明顯的是，小說中列文對於死亡的感受和思考，直接來自於托爾斯泰的親身體驗。

《安娜·卡列尼娜》劇照

1860年秋，列夫·托爾斯泰的哥哥尼古拉的去世讓列夫·托爾斯泰感到非常絕望，在這種絕望的心緒之下，三十二歲的他開始認真地思考死亡和人生意義。在創作《安娜卡列尼娜》時，他已經四十六歲了。我們可以看到，在面對死亡的時候，列文的心態發生過變化——這也是列夫·托爾斯泰心態發生的變化。

列文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懼時：

他在黑暗中坐在床上，蜷縮著身體，抱著他的兩膝，由於思想的緊張而屏息著，他才沉思。但是他愈緊張地思想，就愈看得明白：無疑是這麼回事，實際上他在人生中遺忘和看漏了一個小小的事實——就是死會到來，一切都會完結，沒有什麼事值得開頭，反正是沒有辦法。

在這種恐怖之中，列文越發感到自己當下做的事情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抓住當下，在他看來是抵抗死亡帶來的虛無的辦法之一。而當哥哥去世的時候，列文再次感到了恐怖和絕望，但是這次他又有了全新的感受：

他感到比以前更不能理解死的意義，而死的不可避免在他眼前也顯得比以前更可怕了；但是現在幸虧他妻子在，這種心情沒有使他陷於絕望，儘管有死這個事實，他還是感到不能不活，不能不愛。

面對死亡，我們該如何去生活？我們都生活在死亡的陰影之下，而在這種陰影之下，努力地去完成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努力地去愛自己身邊的人——這是列夫托爾斯泰最初的答案。後來他又否定了這個答案（但最後又承認了這個答案）。

除了死亡，另一個困擾了列夫·托爾斯泰一生的問題就是信仰的問題。他小時候信教，但是後來進入大學，受到科學思潮的影響，否定了宗教。但是19世紀70年代初期，經歷了一次精神危機之後，他又重新接受了宗教。

19世紀70年代，俄國社會更加動蕩不安。革命思想在廣泛地傳播，暴力事件和恐怖事件時有發生，列夫·托爾斯感到他生活其中的貴族舊社會已經不可避免地要崩潰，但是新社會會是什麼樣的？他並不抱一種樂觀的態度。

尤其是1869年發生的涅恰耶夫事件，讓他看到了革命思想中蘊含著的泯滅人性的恐怖和暴力。

謝爾蓋·根納季耶維奇·涅恰耶夫，19世紀俄國革命家，因對革命不擇手段的追求，包括進行恐怖主義活動而知名。1869年8月，涅恰耶夫帶著巴枯寧簽署的「世界革命聯盟」和轉譯成密碼的《革命者教義問答》返回俄國，在莫斯科組織了密謀組織「人民裁判團」，並夥同其他人將反對他的大學生伊萬諾夫射殺。事情敗露後，涅恰耶夫立即逃往國外，其餘參與暗殺的人均被捕。

但是這股思潮在俄國卻非常受歡迎。對於俄國社會的正在發生著的變化，他感到非常不安。在他給朋友的信里他說：他作了很大的努力，以求「政治生活的旋風」不把他「颳走」，讓他「迷路」。

從1870年到1871年，列夫·托爾斯泰在農村，幾乎離群索居。他翻來覆去地閱讀柏拉圖、黑格爾、叔本華等人的著作，他對自己從前相信的「唯物主義」發生了懷疑。

憑藉理智我能夠做到一定要愛自己的鄰居，而不要去迫害他們嗎？……理智發現了生存競爭和要求我們迫害所有妨害我們滿足慾望的東西的法則。這就是理智所作的推論，但是愛人如己的法則理智是不可能發現的……

在《安娜·卡列尼娜》整篇小說結尾時，列文感受到自己的內心產生了一種新的情感，這是被宗教喚醒的一種情感。這也是列夫·托爾斯泰這次精神危機結束時的感受——《安娜·卡列尼娜》寫完的時候是1877年。1878年，50歲的列夫·托爾斯泰又接受了基督教的倫理和思想。

托爾斯泰和他的女兒塔季楊娜在克里米亞的加斯普拉，1902年。

縱觀列夫·托爾斯泰的一生，宗教意義上的愛和善，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和典範。但是他始終無法徹底把它們貫徹在自己的生活中。而且時代的動蕩和變化，讓他看到的都是與此相反的東西：貴族社會的墮落、革命的暴力以及自己和他人身上的種種缺點。

他相信只有愛和善能將人類變得更好，但是這些東西好像正在被世界拋棄。

他不明白，他困惑、迷茫、不解，一生都在追問。雖然列夫·托爾斯泰沒有得到答案，但是每個讀者在閱讀他的作品時，都能感受到這個真誠的靈魂散發出來的愛和善，而這也是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永遠動人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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