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70年，日本經濟如何奇蹟崛起又跌落神壇

在戰後歷史上，日本經濟的騰飛無疑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伴隨著世人經久不衰的興趣——起初那被看作是一個奇蹟，後來變成了一段歷史，但自始至終都是一個謎團。有些人認為其原動力是某種特殊的東方價值觀或「勤勞革命」，有些人強調外部環境和戰後特需促成了這一繁榮，但更多的聲音則歸結於日本特殊的經濟體制和管理模式。日本經濟學者野口悠紀雄在《戰後日本經濟史》中的觀點，大體上屬於最後這一派，不過他著重的並非著名的通商產業省，而是一種在戰時為了舉全國之力支撐戰爭的國家總動員體制，他稱之為「1940年體制」，認為正是這構成了戰後日本的基礎，也是「日本經濟奇蹟」起落盛衰的真正謎底。

顯然，這種制度設想的出發點並不僅是經濟本身的邏輯，因為當初的「改革派官僚」構想、推行對產業實施國家統制的根本目的是政治層面的：動員全國所有資源贏得戰爭，而具體做法如國家控制企業、打擊不勞而獲的特權階層、進行稅制改革以改變以往新興產業未被充分徵稅的狀況、大幅削減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權、把農村地租由實物支付變為現金支付以減輕農民實際負擔等等，最終都是更充分、有效地掌控全國的資源，提升一個財政—軍事國家應對內外部挑戰的能力。這一方面使企業活動納入了國家軍政體系的軌道，很多企業均是由政府扶持，依靠軍需生產而快速成長起來的，而通過提高關稅和產業製造許可，還迫使外企撤出日本；另一方面，則大大強化了從社會的汲取能力，籌集了軍費，而確保農村脫貧則保障了軍隊最重要的兵源穩定。

這些做法，在戰後的確很長時間裡都延續了下來。研究日本戰後史的美國歷史學家就曾說過，日本大企業中只有索尼和本田是完全誕生於戰後，其餘都曾在戰時或戰前受到政府的扶持，官商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種國家資本主義體制的一個典型畫面，便是一小群官僚精英基於政治經濟學的原則，對國家經濟實施長遠的規劃。因而《通產省與日本奇蹟》一書的扉頁，就引用了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在《動蕩時代的管理》中的箴言：「只有管理者，而非自然、經濟法，或者政府，能夠使資源變得有效。」只不過在戰後日本，這些管理者本身就是政府的一部分，並且是出於國家總體目標的考慮來干預經濟活動。

在此，野口悠紀雄否認了那種「戰後民主改革為日本帶來經濟復興」的觀點，相反，他強調是戰時國家總動員體制和戰時發展起來的企業，成就了戰後的高速增長。換言之，他著重的是歷史的延續性而非斷裂性，強調主導日本戰後經濟基礎的制度，在戰時就已經定下。這一主題在日本國內爭論已久，橋本壽朗曾對三種基本觀點（連續說、斷裂說、戰時源流說）做過詳細梳理，不過日本學界至少有一點達成了基本共識：戰前和戰後的經濟體制的確大不一樣，戰前以自由放任為主，戰後則計劃色彩濃厚。由此看來，形成這種反差的原因確實應回到戰爭時期去尋找。

不僅如此，這種觀點還能很好地解釋日本戰後經濟的盛衰起落。簡單地說，它在短時間內可以充分調配、動員起全國的資源，實現戰後經濟的高速增長；但在時局變化之後，同樣的體制已不再適應日本經濟發展的需要，反倒成了絆腳石。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一套體制既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從國家的長遠需要出發來投資重化工，做到有限而分散的民間資本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另一面，這種國家干預的方式本身就使得實現現代化的資源分配違背了市場原理，最終當經濟活動越來越趨於複雜的時候，通產省的精英即便再具有遠見，也無法僅靠一小群人的預先設計就能有效指導經濟活動了。在此，野口悠紀雄也直率地批評了安倍晉三內閣的經濟政策並非「擺脫戰後體制」，而是向戰後體制的回歸，因為其基本方向正是否定市場的作用而強化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

在論述這些大問題時，野口悠紀雄可謂舉重若輕，和一般的經濟史著作不同，他以非常深入淺出的語言解釋了經濟學原理和經濟活動現象之間的關聯，甚至還不時穿插自己自戰時以來70多年的生活經歷（他本人剛好和「1940年體制」誕生於同一年），以自己在大藏省任職、在美求學的所見所聞印證這些觀點，使得他提出的看法既是學術見解，又有幾分像是一個老人飽經世事之後的「人生感悟」。他的洞察往往基於強烈的直覺，因而他在1980年代全日本狂熱地相信「美國已經不行了，未來屬於日本」時，本能地感到「這裡面有什麼地方不對勁」，這和他在兩國所見到的情形不符，於是懷疑日本的飛躍僅是「鍍金」。1987年，正是他率先撰文指出，日本當時的地價上漲是泡沫，事後，他的預見性得到了充分證實。不過，也是因為這種寫作風格，他的著作在日本的影響力主要在大眾而不在學界，不少經濟史學者認為他觀點太鮮明，對細節的把握太粗糙。

確實，在本書中，「1940年體制」幾乎是戰後日本經濟史的萬能解釋——這當然有解釋力，但卻未必充分，既忽略了戰前積累、戰後民主改革對經濟活動友好的政策、搭美國便車以及後來老齡化少子化對勞動力需求的變化，也過度強調了官僚體制的力量。此外，如果說是「1940年體制」奠定了此後的變化，那麼又是什麼導致了當時這種體制的確立？僅僅戰時需求並不足以促成這樣的制度變革。歐美適應這種戰時動員的機制即著名的「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有時也被稱作「軍事—工業—國會複合體」，是強大利益之間的結合，但卻並不像日本這樣將全社會的資源全面掌控；美國的軍工複合體無疑極為強大，但這並不影響它實行自由主義經濟體制，而像艾森豪威爾總統那樣警惕這一複合體可能劫持國家政治的公開呼籲，在日本政界恐怕也不可想像。事實上，日本一向主張民營部門分擔國家的經濟職能，政府和企業共同改善經濟問題，促使市場發揮實現國家經濟目標的作用，至遲在明治維新時的《教育敕語》中就已提出「一旦有緩急，則須義勇奉公」。這意味著，戰前日本企業雖然相對自由，但政府原本就一直保留有干預和統制的權力，「1940年體制」隱含的基本理念「企業必須為公共利益做奉獻，而不得追求私利」，早就在全社會深入人心。

正如野口悠紀雄自己也意識到的，戰後實現經濟奇蹟的另一個大國——聯邦德國，和日本一樣要求大企業承擔公共責任，強調企業內部的勞資協作，贊同政府對市場加以嚴格限制，具有統制經濟的傾向。當時面對這兩個戰敗國經濟的興起，美國也都做出了壓制性的回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聯邦德國並未像日本那樣陷入長達20年的「平成不況」。其中的原因恐怕就遠非僅僅經濟學能解釋的了，倒不如說體現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戰後日本對美國是一種依賴性更強的單邊結構，但聯邦德國卻一直處於一個多邊框架內。這樣，雖然德國經濟在1970年代就已遭遇到來自外部的強大衝擊，一度陷入「滯漲」，但它可以轉向加強國際經濟合作，藉助建立歐洲貨幣體系來緩解這種衝擊；而在政治上，德國也能更堅決地轉向發揮市場力量的思路，並在貨幣政策上頂住美國逼迫德國馬克過度升值的壓力。

日本的困境在於：它的戰後經濟體制能很好地優化全國的經濟資源，但這本身卻基於一種靜態的設想，前提是有一個穩定不變且日本能阻擋其滲透的外部環境，然而，當美國開始反制，尤其是冷戰結束帶來外部環境劇變時，它卻遲遲未能及時應變。不僅如此，前些年日本社會甚至出現了一種聲音，嚮往起江戶幕府時代的安寧，認為那時日本安定祥和、不假外求，不用像後來那樣「到世界上去討生活」。這恐怕就不僅僅是一種經濟體制帶來的慣性了，倒不如說隱含著日本作為一種相對孤立的文明的特性：日本人極其擅長在一個穩定環境下充分利用資源，卻非常不適應一個動態、複雜多變且不可控的環境，而這卻是英美自由主義對市場的基本設想，認為這才是「自然狀態」。對日本來說，泡沫經濟的破滅和冷戰的終結所帶來的外部環境劇變，不僅僅是一種經濟挑戰、政治挑戰，甚至可說就像晚清的中國人在面對外部危機時那樣，是一種觸及思想深處、文明層面的挑戰，蛻變之所以艱難困苦，恐怕正在於此。

《戰後日本經濟史》

[日] 野口悠紀雄 著

後浪丨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18年4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