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感知與評價的跨文化研究
作者簡介
伯內德·羅爾曼（Bernd Rohrmann），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的高級講師及德國曼海姆大學的助教。也負責過政府機構、法院和公司的顧問工作。
其主要的研究領域包括：應用社會研究，環境心理學和研究方法論。其研究的興趣主要集中在風險感知、溝通與管理；環境所產生的刺激與影響；危害評估與災難預防；住所的選擇和滿意；決策過程和決策輔助技術等方面。
引言
本文的研究強調了文化變數對風險感知的影響，作者調查了德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和中國的風險感知情況。作者在研究中並未採取隨機抽樣的方式，而是聚焦於某些社會群體和職業群體。其研究分為兩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作者在德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收集了數據，在每個國家都定義了4種被調查群體，分別為：「技術取向」；「金錢至上取向」；「生態取向」；「女性主義取向」。讓被調查者對不同的危險做出判斷，並收集數據。
在第二階段，作者對數據收集方法做了修正後在中國做了調查，然後在澳大利亞又重複了這一調查。
通過調查發現，跨文化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歸屬於不同職業取向、文化取向和政治取向的群體在對危險的判斷和評估問題上存在明顯的差異，二是在風險感知問題上也存在很大的跨文化差異。
問題的提出
對風險的檢視與評估，在過去一直被「定量化風險分析」的研究方法所統治，這種以自然科學和經濟學作為基礎的研究方法側重於以危險模型、概率估計和死亡率作為最終的標準。但相關專家以此方法所做出的風險評估與社會民眾對於風險的認識產生了較大的分歧。因此，如若能夠對之前走「技術」路徑的風險研究，引入社會科學的研究思路，那麼不僅能夠進一步延展「風險」的概念，也能夠更好地去理解「風險的心理學」。
風險感知即人們對自己可能面對的危險的判斷與評價。在風險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區分出三條主要的線索。
1.心理測量學研究路徑：研究者使用了多維度量表方法以分析人們有關風險的信念與價值的結構。這一研究路徑常常根據一系列相關風險方面來考察一組危險，在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2.作為一種文化建構的風險：風險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社會與文化的建構」，而非一種可以獨立於危險發生的背景而去測量的物質實體。
3.風險管理的社會——心理學觀點：這裡的核心議題是「可接受的」（acceptable）風險和「已被接受的」（accepted）風險問題。如果風險源充滿爭議或被低估，那麼風險溝通和衝突解決則變得尤為重要，因而風險感知研究也就成為了一種重要投入。
跨文化風險感知研究
在風險感知研究中，跨文化研究已經越來越引人注目，它開始質疑風險概念是否能被作為一種「共同的」、「普適的」概念而存在。在宏觀社會學、人類學和哲學研究的強力推動下，風險的「文化研究路徑」得以建立並為經驗性風險感知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背景。
一、 研究的目標
「風險感知的跨文化比較」（CCR）項目開始於德國，然後在澳大利亞繼續，並在紐西蘭和中國進一步收集數據。研究的目標在於：
1.根據危險的概念框架、風險的方面和受訪者情況來設計研究；
2.分析人們對於風險規模、可接受性的判斷及在整個過程中的心理因素；
3.分析危險特徵與風險感知和風險評估的相關性；
4.比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風險判斷。
二、研究路徑
本研究的基本研究路徑是測量人們對於一組異質性危險（亦即風險源）的風險評估標準（亦即風險方面），同時會收集不同的社會群體的此類數據。數據收集是通過標準的心理測量學工具來進行的。
本研究使用了過去研究者發展起來的理論框架。第一步先選擇有關風險活動與居住環境的主觀評估的概念；第二步再對代表不同認知的變數之間的結構關聯提出假設。這一框架列於圖1之中。
圖1 變數框架及其結構關係
風險評估的兩個關鍵方面是感知到的風險規模大小和風險的接受程度。假設這些變數會受到所研究的危險特徵的影響，這些影響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此外，還需引入被調查者對生態環境的態度和社會經濟特徵作為相關的協變數。在風險接受程度與風險企業的收益問題上，需區分個人觀點與社會觀點。最後得到的變數表見表1。
表1 危險的判斷諸方面
風險的類型對風險的判斷有著重要的影響，在本研究中選擇危險時主要基於一個在四個方面有所區分的分類學標準：
1. 行動/專業vs居住/環境條件
2. 急性後果vs長期後果
3. 職業活動vs私人活動
4. 自然居住環境vs技術導致危險的居住環境
每種風險源都特別註明了其與人類的關係。
研究結果
一、 跨文化風險感知的解釋
通過研究和調查發現，特定職業、文化和政治取向的社會群體在對危險的判斷和評估上有很大不同，另外，風險感知的跨國差異同樣存在。從調查中能夠很明顯看出，一些危險比起流行病學提供的資料而言更讓人感到恐懼（如跳傘或核能），或者相反，更讓人覺得無足輕重（如飛機場）。這與風險感知的文化路徑的結論相當一致。
在卡斯帕森和雷恩（Kasperson & Renn，1922）發展的理論框架中，「風險的社會放大」被視為一種核心現象。他們特彆強調諸如政治、環境的運動與媒體覆蓋的影響，這些因素既可能加強也可能削弱對風險相關事件的感知和解釋。人們遭遇內心的衝突或者受到外在的社會影響甚至壓力的程度越高，就越可能調整他們對於風險的評價。
以上的觀點都是建立在典型「西方」國家的社會進程之上的。對於東方國家是否也同樣適用？特別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上與西方有著很大不同的中國，其數據的比較性解釋是更加困難的。明顯的社會動機，尤其是對家庭因素的考慮似乎是中國數據最重要的因素（中國集體主義vs西方個人主義）。除此之外，還需要考慮更多因素的影響，如中國的權力間距較大，且普遍存在對高地位和高權威者的尊重以及高度的民族自豪感，故社會合意的效應也可能對風險的判斷產生影響。因此，對於東方國家需要開展更多的研究來獲得對風險感知的正確理解。
目前的跨文化研究的結果較為明顯地闡明了社會心理學的因素在風險評價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技術/定量」的風險分析方法不足以反映複雜的個人風險評價模式。人們認定風險的大小和可接受性的方法、判斷風險和決策的方式都受到知識、價值觀和情感的影響。
二、進一步研究的考慮
跨文化風險感知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複雜而分散的領域，每一項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局限性。從實體的角度看，今後的研究仍需考慮以下幾個議題：
1.為了全面分析文化對風險和風險接受解釋的影響，還需要收集更多的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的數據。
2.為了充分地檢驗國內及跨國文化差異對風險感知的影響的相關性，研究設計中需要納入更加廣泛的國家和社會群體。
3.從當前的研究來看，仍舊缺乏亞洲國家的風險感知研究，而南美洲和非洲更是幾乎沒有此類研究。
4.態度——行為之間的關係也沒有進行系統的研究。關於風險的認知和情感如何與實際行為相關聯仍需更為充分的檢驗。
三、結果的適用性及其應用
風險感知研究是與理論問題和實際議題密不可分的。這一點適用於風險信息、風險教育和風險溝通，以及風險管理的核心要素。
跨文化的風險研究對於解決諸如種族子群體的風險信息以及社會風險衝突的問題尤為有效。實際上，如果認識到文化因素在風險評價和決策中的作用，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們，無論是合作者還是反對者，二者之間的任何互動和談判都將受益匪淺。
參考文獻
Renn O, Rohrmann B. Cross-Cultural Risk Perception[M]. Springer US, 2000.
文案 | 夏榮宇
責編 | Shir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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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需註明轉自「風險災害危機多學科研究」訂閱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