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臉識別遇上隱私，立法應緊跟

升降攝像頭、輸入法錄音提示……近日，隱私保護問題成公眾關注熱點。而隨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享受技術的便利和隱私保護似乎成了蹺蹺板的兩端，公眾始終無法同時坐擁兩者。那麼，當以大數據、人工智慧等為關鍵詞的科技新時代撲面而來時，在保護個人隱私方面我們該做些什麼？

知名歌手張學友最近有了一個新的封號：逃犯剋星。今年以來，已經先後有5名逃犯在他的演唱會上因被人臉識別系統認出而落網。

從維護社會安全形度來說，我們當然應該為這樣的科技進步擊掌歡慶。但是，假如人臉識別系統被用在別處，再輔以社交網路交叉印證，你的身份、性格、消費習慣、所患疾病、最近去過哪裡等都將暴露無疑，甚至可以識別出人的性取向。這時，我們還能為此歡呼嗎？

近年來，人臉識別技術發展到了新的高度，人們在暢享便利的同時，對其安全隱患及倫理困境的爭論也不斷升級。

人臉是進行情感交流和構建社會關係的重要基礎。我們的面部存在數量驚人的特徵，不僅可以幫助人們認出彼此，還能通過面部表情傳達情感信號。我們會努力掩飾自己的表情，並解讀對方人臉傳遞出的信息，尋找吸引力、敵意、信任、欺詐等各種各樣的信號。

但是，現在面對人臉識別技術，我們的面容已不再是「一個美麗的秘密」。與所有其它生物信息識別不同，人臉識別大部分時候未經同意就已啟動。比如相親時，也許只要一副特製的眼鏡，就馬上知道對面的相親對象是在假笑還是裝牙疼。

當這些數字化的臉譜數據嵌入到現實世界中，我們的婚姻和工作關係肯定會更加真實，但和諧度卻會大大降低，甚至人類社會交往的模式可能發生改變。從前，我們基於信任做出允諾，未來則可能根據人臉識別信息進行風險評估。而這樣的變化，可能是人臉識別技術的開發者和使用者無法預料和掌控的。

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就看是誰在用它。近代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提出著名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區分，其核心是說技術或者工具追求的是如何高效地實現既定的目標，而價值理性的任務是考察這一目標對人類福祉和社會發展所具有的價值，兩者必須統一。

也就是說，技術人員的責任不僅僅局限於把技術和產品搞出來，而應更多地思考他們開發的技術和產品的廣泛社會影響。同理，科技公司在技術研發和產品應用中做出的選擇也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因此，技術開發者有必要保持人臉識別系統對公眾的透明度，並採取相關舉措維護公眾信任。

隨著可穿戴設備的普及，攝像頭會滲透到生活的更多角落，各種「黑科技」也會以超乎想像的速度發展。如何化解人臉識別系統帶來的倫理學、哲學困境，還有待全球學者的共同研討和商榷。

出現倫理問題，僅靠民眾呼籲無法解決根本問題。人工智慧的開發者、決策者應該更加自律，相關企業應設立倫理審查機制，以防止技術被濫用。同時，相關立法也必須緊跟。要把個人生物信息權作為重要的基本權利對待，建立健全個人對信息權利的投訴和救濟機制。目前，歐洲已經有所行動，最近出台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規定，包括人像在內的生物信息屬於本人所有，對其使用需要徵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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