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葯神》：尊嚴及啟蒙
導語：這故事中其實沒有誰真的十惡不赦，也不應該要求誰必須慈悲為懷，所有人都是掙扎於困境中的求生者。
作者：楊時暘，影評人，《中國新聞周刊》主筆。
如今，中國的電影圈誰還願意談及現實主義？這個術語本身就顯得過氣、無聊、灰頭土臉。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局面？並不是現實主義作為一種風格被整體性地拋棄，而是在我們的環境中，它不得已發生了各種奇怪的變異。在外力的擠壓和自保的躲閃之後，中國的現實主義變得愈發塑料化，原本應該直面、凝視、具備痛感的作品變得遮掩、游移、裹滿糖霜，人們已經不相信，當下，我們還能創作真正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作品，那些充滿粉飾和裝點的所謂現實故事早已讓人意興闌珊。
而正因為如此，《我不是葯神》才凸顯了自身的價值。它不抹彩，不塗粉，不拋光。讓現實主義重現粗糲的尊嚴。
「我不是葯神」，比起該片的原名「中國葯神」，更有悲憫的意蘊
不知道還有多少人會記得電影背後的那個真實事件，那場引發巨大爭議的審判涉及法理、人倫和生死，以及某種難以撼動的困境，但我們太善於遺忘，或許，遺忘是無助者抵抗苦難最簡單易行的武器。所以，那些蒼茫又令人唏噓的事件總被人閱後即焚。
我們慨嘆韓國電影對於現實的映射，感佩印度電影對於現實的推動，但人們已經不太敢去奢求中國電影對我們身處的現實做出回應。所以，《我不是葯神》的口碑絕不只是因為電影本體，還關於它的道德勇氣。
這個故事對於很多人物身份的呈現都是溢出成規的，也因此讓人們感到驚喜。
警察，在此之前的電影中一直被謹慎地使用，以一種國家機器的形象，籠統地存在，象徵抽象的正義。但在這裡，周一圍扮演的曹斌第一次出場，就以違紀的面貌出現，他毆打徐崢扮演的程勇，以小舅子為姐姐打抱不平的義氣攪亂了派出所，這種犯忌的出場模式奠定了這個故事的敘事基調——每個人都是感性的、遵循於內心的，而不是理性的、受束於規則的。這種混搭著樸素正義感、社會痞氣和體制性規範的複雜形象，在中國近年的大銀幕上並不多見。
周一圍飾演的警察，是近年來國產片里罕見的形象突破
除此之外，《我不是葯神》極其罕見的大面積長時間地允許一個牧師登場，而在當代故事中，中國的牧師和宗教系統是缺席的，即便出現，也註定是小心翼翼的古板面貌。但是這一次，牧師像警察一樣被人格化了，劉牧師是販葯集團的重要成員，信仰者，撫慰者——病友的自己人，說到底，他只不過是一個佩戴白色硬領的本分男人罷了，他把人們心中那些對於宗教不通人情的刻板印象徹底瓦解了，以一種柔韌的調試性化用了教義，只留下一個善良的核心，只要向善，一切行為是否符合規則與教旨都不那麼重要。
這樣的特徵在所有人物中都是共通的——不止於警察與牧師——為女兒籌措治療費用的劉思慧跳艷舞謀生；為病人謀福祉的程勇曾經的生意不過是兜售毫無療效的神油；不吭不哈一直默默幫助大家的黃毛看起來像個標準的小混混兒；那個鼓動這一切開始的呂受益看起來猥瑣又懦弱……所有人都在拚命掩飾自己的善良和柔軟，竭力把自己表演得世故、貪婪、無情、堅硬，但他們比任何人都要純真。
「販葯集團」成員都有了自己恰如其分的身份和性格，他們的外在與內在，也構成了戲劇張力
這樣的表現方式是這個故事成功的基礎，因為這些角色像我們每一個人，真實的人。
而在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角色，瑞士醫藥公司的代表，那個男人被塑造成這群善良者的反面，幾次出場都被塗抹成冰冷的算計者。某種程度上說，他擔當了這個故事裡的反面人物、戲劇衝突蹺蹺板上的另一端，這個人物的形象是曖昧的。
如果說《我不是葯神》有什麼問題，或許就是有關於這個人物形象的態度。這部戲是感情驅動的，而不由困境驅動。換句話說，故事朝前行進的動力是人本身樸素的良知，而對於造成那些病人困境的原由，並未做更深刻的追究，以此為基礎，就需要有人站在良知的對立面，表演冷酷無情。
但是，瑞士藥廠的這個代理商以及他所代言的勢力，決不應該是被憎恨與鄙夷的。這涉及到故事背後的另一重常識。藥物是商品，但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它具備普通商品的屬性，但也具備人道主義物資的屬性，人們在消費藥物的同時，必然具備道德主義的訴求，但是，針對絕症藥物的開發，需要高昂的資金和時間作為研發成本，在短暫的專利期內必須以高昂的價格進行銷售，才可以維繫自身運轉，如若不然，沒有人再會願意對其進行開發。
從這個意義上講，瑞士藥廠不僅不需要批判，更需要尊敬。因為那些生產仿製葯的工廠之所以有葯可仿，是因為有瑞士公司那樣的機構首先研發出了正版藥物。無論如何他們都不應該被認定為奸商。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這個角色能夠呈現他的複雜與掙扎，而不僅僅呈現勢利與冷漠，將會使一切更上層樓。因為這個人本身也是困境中的一重。
其實，關於仿製葯，也有不同的類型，WTO曾允許諸如孟加拉等欠發達成員國可獲得發達國家醫藥產品和臨床數據專利保護的豁免，可生產仿製葯到某個規定的年限。印度生產的仿製葯有一些就屬此類，而有一些則是另外的情況。中國不在那個專利豁免序列中，所以中國的病人只能通過其他渠道購買便宜的仿製葯。而如此大規模的購買、過關，確實與現行法律相悖，這就是最大的困境，守法只能等死，搏命註定違法。
當然必須承認，《葯神》並非是一部無懈可擊的電影，但在當下，它的自身呈現和市場表現，都有無與倫比的意義
如果說，應該去拷問的，或許是一個國家的保險機制，為什麼無法涵蓋這樣的藥物，以及怎樣的社會機制才能讓每一個公民無論健康還是患病，都能獲得相應的尊嚴。當然，在目前的環境下，我們不能奢求中國電影完成這樣的拷問，不過，《我不是葯神》能將問題呈現，已經非常難得。
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選材方式，有情理法的衝突，看似尖銳卻又能巧妙地避開意識形態的敏感，化作一個純粹的情感故事，就像那位老人所言「誰家還沒個病人?你就能保證你這一輩子不得病?」它以這樣切近於每個人的方式打動人，然後讓人們沿著感情進入理性，自己進行另一段拷問的接力，完成一次微小的啟蒙。
這故事中其實沒有誰真的十惡不赦，也不應該要求誰必須慈悲為懷，所有人都是掙扎於困境中的求生者，無論是那些痛苦的患者，還是為打擊仿製葯而奔走的藥廠經理，都是如此。《我不是葯神》的人物塑造不可避免地讓人想起《達拉斯買傢俱樂部》，而其中患者與藥廠的衝突又令人想到《每分鐘一百二十擊》——我們終於在國產電影中看到了我們自己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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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現實題材的電影都要怎樣小心翼翼啊？《紅海行動》里寫到恐怖分子，都會繞開那些眾所周知的國名，而虛構一個地球上並不存在的國家，寫個犯罪故事，車牌上的簡稱都無法印上真實的城市簡稱。而《我不是葯神》大大方方申明這裡是上海，讓東方明珠在灰霾中露出剪影，讓角色操起方言，在車牌上寫著滬，直陳藥廠就在印度……是啊，現實題材可以虛構故事、人物，但怎麼能架空背景和地域呢？哪怕單純從這樣的細節上講，它都在讓現實主義回歸常識與尊嚴。
徐崢扮演的程勇以錢的原因入行，以情的原因重返。說到底，這故事有關於一群犯規的人，在幫助一群被放逐的人。同理心與良知讓人類區別於其他動物。《我不是葯神》以一種少有的悲憫，讓人看到了人這種動物的良善與尊嚴。
（本文原標題：《我不是葯神：現實主義的尊嚴以及微小的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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