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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葯神》:很多人期待重鎚,但先要有刺刀劃開黑幕

早在十幾年前,中國電影還不以娛樂為主要目的時,有很多關注社會話題的電影,如賈樟柯、李楊等人為代表的第六代導演,是生產這些電影的主力軍。有關注底層生活的《小武》、《三峽好人》、《盲井》,有聚焦城市的《十七歲的單車》、《藍風箏》,有更為先鋒和邊緣化的《北京雜種》、《東宮西宮》。

但這些電影無一不被冠上「藝術電影」的頭銜,甚至大部分都被列入禁片名單,被蒙上一層「陽春白雪」的誤解。十幾年間此類電影減少,商業電影不會以「社會」為標籤吸引受眾,而關注社會話題的主創,也很少以商業為最終目的,這也讓社會話題的電影舉步維艱。

2014年,一部《親愛的》打破了這樣的限制,名導、明星、大投資齊聚,講述了一群失去孩子的父母去尋孩子的故事,影片情感豐沛,有人文關懷,也有對社會規則的叱喝,而作為一部商業片,最終票房達3.44億,在當時也算現象級。而票房數字代表錢,也代表觀看人數,進而代表對此話題的關注度。

時隔四年,《我不是葯神》以更大的投入進入影院,也將成為一把更加鋒利的刺刀,激起觀眾對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的熱情。

《我不是葯神》故事發生在幾個完全不相干的人身上,他們不是親人,不是愛人,最開始連朋友都不是。曾經靠賣印度神油為生的老闆程勇意外結識慢性白血病患者呂受益,為了父親的醫藥費,程勇答應呂受益從印度代購仿製葯「格列寧」,從此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跨國走私,醫療現狀,以及對人類求生欲的描寫,可以說《我不是葯神》在設立之初就不是一部喜聞樂見的喜劇電影,但製作過諸多喜聞樂見影片的主創們,卻非常清楚如何以輕鬆的姿態將觀眾引入故事當中。

充滿印度神像的保健品小店、印度風格的配樂和搞笑逗樂的台詞都是穩住觀眾的良方,而最有效果的還要數徐崢飾演的混不吝的油膩店主,他打腫臉都要在兒子面前充胖子,不要臉都要保住自己的店面,他不體面,如從前徐崢飾演的諸多喜劇角色一樣。

影片的前半部分大體是這樣的節奏,他同情呂受益,劉思慧,彭浩和劉牧師,但他不是病人,最終目的是掙錢,所以一旦目的達到,且影響到了自身利益,他馬上甩手不幹。也正是到了此處,「徐崢」式的喜劇人物止住了腳步。

相比於《親愛的》的情感主線是親子關係,與觀眾有天然的代入感,《我不是葯神》在這一方面本是不佔優勢的,但程勇與其他幾人的情感線表現令人信服,尤其是和呂受益、彭浩的戲。

呂受益是最開始讓程勇接觸到這件事的人,但他平常為人唯唯諾諾,與程勇合作期間也是最殷勤和老實的一個,最後走投無路被逼自殺,就更顯震撼。

彭浩則相反,他身上最大的特點是,所以他的信與不信都極端,散夥飯一場戲中最先決定一刀兩斷的是他,捏碎玻璃讓自己流血的是他,最後為了保護程勇寧可丟掉性命的也是他。

程勇在兩個病人身上分別得到了「情」與「義」。

而劉思慧在燈紅酒綠的酒吧里,望著台上曾壓迫她的老闆,那一眼報復和不甘,就已經說明了她身為病人母親的不易。影片中的一段樸實無華的病人獨白,也振聾發聵。「你能保證你永遠不得病嗎?我不想死,我想活著。」

這些才是他真正捲入這場爭奪戰的原因。此前這個角色的喜劇成分在不知不覺中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他從其他人物身上汲取的思考和深度。這也是建立起「正常人」與「病人」相關起來的紐帶,整部片子令人動容的基礎。

《我不是葯神》的情感渲染不算克制,但也絕不煽情。

而在情緒之上的內涵自然更難把控,作為一部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其中能表現和表現得出來的東西是電影的魂,輕描淡寫無意義,濃墨重彩不現實,《我不是葯神》涉及的現象和做出的結論也引人深思。

影片展現最完整豐滿的是程勇一行與假藥組織的對比和反襯。最開始在禮堂高呼減價的假教授和收錢說假話的病人在現實中都有對應的影子;深夜的兩場對話——誘惑與勸告——都發人深省,「世界上只有一種病,那就是窮病。」假教授張長林說出這句話已經不單是一個反面角色,他明白了病人沒有葯時的無能為力。

而整部影片的落腳點放在程勇與病友的關係上,在最開始賣葯時大家都帶著口罩隔離病菌,在程勇的逼迫下眾人才不情不願地卸下口罩,到最後從他去監獄的路上,所有的病人都主動摘下口罩,表達對他的尊重和感謝。這兩幕的對比不像與假教授那樣有戲劇性和故事性,卻充滿了儀式感。

不過在其他關係的處理上也有不足,例如跨國走私的部分處理得較為輕鬆,矛盾也集中在與印方的交談和爭奪代理權上,葯的來源與運輸過程中的難度未有體現。

與政府機關的關係僅僅依附於警察小舅子身上,製藥機構與醫院和政府機構之間的關係尚不明,代表這些機構的人也比較臉譜化,相比於國外同類型的電影《達拉斯買傢俱樂部》,《我不是葯神》在這些方面有弱化。

但這並不妨礙《我不是葯神》是一部完成度非常高的現實主義題材商業片,說是目前為止讓觀眾最為貼近和窺探到某一領域現狀的商業片也不為過,最寶貴的是,在影片中觀眾看到了這個圈子閉環中幾乎所有重要環節,再讓人物置身其中,使影片有極大的說服力。

真實的故事都是複雜且意味深遠的,它涉及法、理、情,還涉及生死、氣節、信仰,能將這些通過短短117分鐘里展現得如此完整,文牧野,寧浩和徐崢團隊做出的努力必不可少。

《我不是葯神》從開始籌備到正式上映一共經歷了三年時間,文牧野的早期預想就是做商業性極強的電影,劇本與其他兩位編劇打磨了兩年,寧浩作為他的伯樂也一直給予幫助,徐崢看過之後立馬錶示:「中國的,有現實主義質感,又是一個社會英雄,又由一個人物傳記形式表現的……我們內心期盼很久了,我們內在有一種渴望特別想呼喚有這麼一種電影,我們是撲上去的。」

除去認真的態度和責任心,對每一場戲的把控也尤為重要,文牧野在片場被大家打趣稱之為「文保保」,每次都要再拍一條備用,《我不是葯神》很多戲都持續時間很長,就保證演員的連貫性,而最多的一場戲拍攝了三十多次,就是因為他認為:「或許會比之前更好。」

在這位年僅33歲的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碩士身上,能看到過去導演對於現實主義內容關注的責任心,也有商業片導演的掌控力和思維,這也是中國青年導演的一次反擊。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我不是葯神》脫胎於2015年轟動一時的「陸勇案」,當時有超過千名慢粒白血病人簽字聯名為陸勇聲援,最終他重獲自由。當時的新聞報道,稱陸勇為葯俠。

好電影的魅力,就是無論是「神」還是「俠」,觀眾在找到共鳴和感動之後,都能看到他身為「人」的選擇,勾起每一個普通人對社會的關注。

刺刀劃開黑幕之後,光才能照進來。

文/陸上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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