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人命是一門生意，所以想方設法活著是一種罪？
因為人命是一門生意，所以想方設法活著是一種罪？
撰文丨墨黑紙白
為何我們始終堅持熱衷於以賺錢為唯一人生價值體現？人命是一門生意這理論，大約是「更高級」理論下，被執行滲透在我們每個人意識思維里的敲門磚。
在一些所謂奸商的眼中，人命更是一門生意，但這個更字的背後是有著一套行之有效的捍衛體系的，即如何一起賺人命這個生意里的錢？
從發「國難財」過度到發「國人難財」
曾經流行的辭彙里有發「國難財」這個詞眼，我們聞之怒不可遏，我們恨之深入骨髓，但在苦難期過後，我們才又驚奇發現，發「國人難財」開始風靡。
正如這段時間刷屏的《我不是葯神》這部影片，引起大眾的關注並勾起不少影評人深度評論，但關注最多的並不是電影本身的價值，而是它怎麼就能過審？
這個世界上最為奇葩的是，不是價值觀本身所能引起的公眾性思考，而是公眾們突然發現，原來好多年過去了，大家都沒有再看到過能夠引起集體關注性的價值觀。
我們沉溺在金錢的追逐和狂歡中，我們也無暇去深思影視本身應該帶給人們的啟迪和思考，能被審核出來已經是最大的恩惠了，這成了最卑微的願望。
相比起葯神里所說的，他只有20歲，他只想活下去有什麼罪？如此煽情的台詞，紙白君並沒有多大的感觸，難道說一個人沒病沒災，他活下去就很容易嗎？
人命是一門生意，並不止於醫藥界，這可能是這套邏輯背後更多的真相了，即從一個人出生的那刻起，他就開啟了他所有的消費之路，至於盈利是否跟得上消費，這並不在某個社會的思考範疇之內。
我們總是蔑視美帝這類的發達國，他們的公民竟然連存款都不存？工資比我們高很多倍又能如何？還不是孑然一身，和我們一樣赤條條？
因為我們對生活的態度，是被剝光了所有期望和可能性，所以我們以為全世界的人都和我們一樣。
但事實可能並非如此，他們敢於不存款，是因為他們並不覺得得病就一定要傾家蕩產，因為他們背後還有他們信任的後盾存在。
而我們從教育子女開始，到拚命賺錢之中，最終到生命關鍵時刻寧願選擇自殺了事，甚至是坐等煙消雲散，都沒有思考過咱們也有那麼一個後盾，哪怕只是口號式的體現。
總有一種方式，足以讓你無法逃離人命這門生意圈
所以當我們拚命的存款之時，我們卻發現我們的存款不僅越來越不值錢，我們的存款甚至更多的變成了負債。
總有一種方式可以讓你本就賺得不多的血汗錢，變成一紙風花雪月，因為你本身是一門生意，而不是一個有尊嚴和價值存在且發揮的公民。
於是人們在這部難得被放出來的國產片中，集體狂歡並怒罵醫藥奸商，卻始終不得要領。
那個販賣仿製葯的人雖然最終沒被判刑，但這個漏洞必然引起相關人士的關注並堅決補上這扇有小破洞的大門，不想被當成生意的人依然只能坐等死亡。
這不是故事煽情之外的殘酷本真嗎？有評論人認為：「影片批判的方向可能出現了問題。」
並援引了庄一強博士一段話佐證：「這意味著，國內的仿製葯企在2013年4月1日過後，就可以合法生產格列衛了。」
「據我所知，國內至少有兩家藥廠在生產「格列衛」的靶向葯。但仿製葯的價錢居然也在4000元左右。這說明什麼？我國現有的單獨定價權，對已過專利期的藥品定價機制不合理。」
也有人發出詰問：「一盒正版格列衛，香港的售價只有18000元，日本16000元，美國13600元，在韓國只需9700元。但在國內是24000元！這是為什麼？」
人命是一門生意，全世界可能都是這麼做的，但在我們這裡可能尤甚，這可能是我們優越於全世界的關鍵之一吧？
但我們看到全世界在做人命這門生意的時候，卻也著不同的視角去讓我們發現，比如美國工薪階層的工資，從這次富士康入駐來看，年薪為5.3萬美金。
按照37萬左右人民幣年薪來看，即便是13600元的正版專利葯，對於他們的工薪階層而言，也是可以負擔得起的，更何況還有醫療等社會保障的存在？
而韓國人均年薪為3.54萬美元，合24萬人民幣左右，這還是2016年的數據，他們在承擔這份不到一萬的正版專利葯壓力時，也不是很大。
相對較高的日本呢？相關信息表示：「日本普通工薪族平均年收入是在440萬日元左右，也就是人民幣26萬。」可這只是工資體現，人均6份保險在身的日本人 ，可不只是靠自己與病魔等意外在單打獨鬥。
因為不思考式的感動毫無價值，所以生命只能處處艱難
當我們回過頭再來看我們自己時，可能就有點尷尬了，三四線城市能上3000月薪的人，都不在多數，即便在一些強二線城市，能上四千的也算不錯了。
我們承擔的是什麼？是一個個家庭掏空全部供一套房子的首付，然後還有不低的月供去還，大多數家庭是負債而活，人們生病只是吃不起葯等死的問題？
太小看我們普通公民的承受力了，這時再看葯神，覺得是在為我們普通人說話，怒罵奸商感到欣慰或感動流淚，差不多也忘記了，病魔可能並非最可怕的。
一些醫療工作者從另一個角度質疑《葯神》的攜眾自重，認為印度的那些葯大多是假藥，甚至一些自媒體提供出數據，每三片印度仿製葯，有兩片是假的。
如此翔實的數據，怎麼來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人命是一門生意這個邏輯災難重地的咱們這裡，鮮有人能一陣見血的指出：「哪有什麼葯神，窮人只有死馬當做活馬醫。」
對於懼死如命的國人來說，沒有救命稻草也就罷了，只要有，哪怕是巫術，很多人都是相信的。
不僅相信，還心甘情願地，把最後的家財散盡，哪怕是成為巫醫眼中的猴子和搖錢樹，也在所不惜。
被很多不思考者捧得高高的那群戲子們，哪個不是曾經跪倒甚至睡倒在某些大師的身下床上？戲子們況且如此，更何況捧他們的平日不思考的普羅大眾們？
葯的真假已經不重要了，能否吃得起，哪怕是假藥能否吃得起很重要，這可能對於我們來說，是最悲哀的，也是悲哀中希望有的幸福吧？
假裝在紐約總結說：「印度，從一開始就拒絕了這樣的玩法。印度在1970年修訂了《專利法》，不再對藥品化合物授予專利，意味著印度的葯企可以自由仿製跨國巨頭們研發出來的新葯。」
印度人的邏輯很簡單：葯太貴，買不起。認為高昂的葯價連美國人都難以承受，更何況人均收入只有美國幾十分之一的印度人。
從此仿製葯在印度大量出現，救命的藥品不再是昂貴的奢侈品。同樣效果的葯，在別的國家賣幾萬美元，而印度的仿製葯只要幾百美元。
被我們瞧不起的印度，被我們謾罵的印度，被我們蔑視的印度，被我們也當做同階層競爭的印度，就這樣也成為了我們溫馨的藥房，還是違法的藥房……
這大約是個很悲哀的領悟，但更多的領悟是否會在此刻迸發？因為人命是被當做一門生意來對待的，所以我們每位普羅大眾不可放棄思考，甚至從不思考。
2018—7—6落筆於墨辯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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