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王耀武

對於王耀武這個名字，大陸讀者並不陌生。但大多人的了解局限於他在解放戰爭中的作為，特別是在濟南戰役中的表現。對於他的全部人生，特別是他作為抗日名將的歷史，恐怕多數人所知甚少。而對於他的家人與後人，更是鮮有人知。

王耀武被俘後，毛澤東曾讓羅瑞卿轉告他說：「你的抗日功勞我們共產黨人是會永遠記住的。」蔣介石也曾稱讚王耀武「善於帶兵，有指揮才能」。陳毅與粟裕對他也有很高的評價。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歷史給予我們機會，使我們能夠以客觀、全面、冷靜的目光重新認識王耀武這位抗日名將。二一三年，濟南日報記者遠赴香港，在銅鑼灣力寶禮頓大廈，對王耀武唯一的女兒王魯雲女士以及她的五朵金花，也即王耀武的五位外孫女進行了獨家專訪。

抗戰時期童年王魯雲眼中的父親

王耀武的一生在抗日戰爭中大放異彩。他帶著七十四軍打遍了大江南北，以上高、常德、雪峰山三戰最為出色，憑戰功出任方面軍司令官和山東省政府主席。因為王耀武在抗戰中的戰功尤其顯赫彪炳，所以當時有「寧碰閻王，莫碰老王」之謂。

1945湘西會戰雪峰山戰役的勝利是王耀武的得意之作。正是這一戰役的成功，不久他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這是一般黃埔同學望塵莫及的，當時他年僅四十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945年9月初王耀武作為長沙衡州地區受降長官，接過了日本第二十軍指揮官坂西一良中將呈上的指揮刀。作為一名中國軍人，王耀武從一個師長開始，歷戰而至方面軍司令官，親身經歷了中國近現代第一次戰勝外敵，並以戰勝國將領身份受降。王耀武的七十四軍被譽為「抗日鐵軍」。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里只有七十四軍逢戰必有戰功。

王耀武唯一的女兒，王魯雲於抗戰爆發前兩年（1935年）出生，她的童年生活也是伴隨著抗日烽火度過的。「我在江西南昌出生，是父親的第三個孩子。」王魯雲女士緩緩地敘述，「我小時候跟著父親的部隊走，貴陽、桂林、長沙、漢口……都去過。父親偶爾會回家來。一回家時，總是先把我抱起來，因為我是他唯一的女兒嘛。他是一個仁慈的父親。作為軍人，總是有點脾氣的，但他平時語調多是平穩的，性格爽朗。他喜歡跟小孩子玩，老笑。

有一次，他抱起我來讓我說山東話，我就說了，他聽後哈哈大笑，用標準的山東地方話說：『你的山東話還不行啊！』每逢我的生日，儘管他很忙碌甚至『過家門而不入』，但總會細心惦記，總要託人送回一兩樣小玩意哄我開心。這些東西因為離開濟南之前行色匆亂，都已經散失了。」

在童年王魯雲記憶中，父親回家之時，母親鄭宜蘭總會給他煮一頓好飯。鄭是福建人，平時吃南方菜多，王耀武一回來，她肯定會做山東菜，比如水餃啊什麼的。王耀武在家時，還會有很多人來找他，「他會從早到晚都在忙，有來報告各種事情的，有的穿軍裝，有的著便衣。」

王耀武治軍恩威並用，在個性上自信、倔強、好勝，有山東人特有的豪爽、直率，而且難得的是，他的私生活極其嚴謹。王魯雲也提到，雖然王耀武與戴笠私交很好，但私下裡卻對其人漁色、暴虐等負面頗多微詞。「父親前半生事業中有母親鄭宜蘭的影子，他們兩人素來相敬如賓。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高級軍官金屋藏嬌者比比皆是，父親卻從不拈花惹草。」

王魯雲女士說，「父親本人雖也不能免俗，廣開財路，但從未驕奢淫逸、中飽私囊。」她提到，有一次，她親眼見到父親穿著一雙新布鞋在污水裡踩來踏去，頗為不解，就問緣故。父親告訴她，小時候家裡窮，母親一人操持全家，節衣縮食，一雙新布鞋總希望它能延長壽命。因為鞋底是細麻繩納的，干透了的麻繩耐力有限，猛一用力，很易折斷。所以，穿了新鞋就要在水裡踩一踩，讓麻繩吸足水分，增強韌性，自然也就耐穿了。在生活中，王耀武為人講求邊幅，但平素辦公，除非迎來送往、宴請賓朋，否則絕不穿皮鞋，只穿粗布鞋。

「父親不許我們打牌。不許任何人（打牌）。有一次我不小心暴露了出來——畢竟我是小孩子嘛。那一次，父親照例把我抱起來問：『家裡都好嗎？』我說：『很好。母親也沒有打牌。』─—這一句話漏了口風。父親於是和母親吵嘴。這也是我記憶中他們唯一的一次吵架。」

王魯雲回憶說，「父親一直在抗戰前線，一年當中也就回來三四回。他是個很重感情的人，有一次他回家裡來，很難過的樣子，說某某衛士長犧牲了，這個衛士長是我們大家都認識的，所以我們跟著也很難受。這一點我記得比較清晰。」

濟南戰役前後。少年王魯雲從濟南到青島，再輾轉上海，落腳香港

抗戰之後是解放戰爭。這場戰爭使王耀武的命運產生了重大轉折。在《蔣介石的親信愛將王耀武傳奇》序言中，王魯雲這樣提到：「對於國共兩黨最後兵戎相見，父親內心感受極其複雜。他不贊成陳誠那些人急於發動內戰的想法，卻又不能不服從於軍令。他本來從不在家裡談及軍務、政務，這次卻也隱忍不住。據母親鄭宜蘭後來對我說，父親兩次說過『這一腔熱血竟灑何地』的話。」

事實的確是這樣。據史料記載，王耀武在抗戰和內戰中的心態極為不同。抗戰中，余程萬（七十四軍五十七師師長）棄守常德，王耀武是不認可的，他認可的就是你余程萬死在常德陣地上，也不許丟陣地。而到了濟南，同樣面對部下，他說的卻是「此不同於抗日，不必萌發輕生的念頭」。

「1946年我們還在漢口，接著去了山東。去山東時，父親沒有帶母親，她留在了漢口。父親和母親照了張合影，然後就去了山東。」王魯雲深情地說，她的父親是一個很孝順的人，在他出戰之前、打仗歸來之後都要給母親磕頭，總會說：「讓您掛心了！」

在濟南時他們住在何思源的別墅里，附近有一所很著名的小學，王魯雲和兩個哥哥去那兒念小學。

1947年王魯雲十二歲。解放軍大軍壓境，王耀武讓家人先遷往青島。「母親帶著七個子女，加上兩個堂兄弟，當然還有一些護衛。去青島坐的可能是飛機，記不太清楚了。從青島又去了上海，之後坐飛機去了香港。

在上海時他們已得知王耀武被俘的消息。「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晴天霹靂。我們知道得比報紙要早一天。第二天各大報紙就刊出了消息。」

王耀武曾給家人留話說：「假如我有不測，你們可去香港，不要去台灣。」這是他的臨別囑託。所以鄭宜蘭就帶著王魯雲他們九個孩子從上海去了香港。

事實再次證明王耀武是一個明白人。據說後來蔣介石身邊有人曾提議把王耀武家人全部「弄死」，所幸的是，蔣介石並沒有同意。

「說到去香港，我記得很清楚是坐飛機。當時我們沒錢買去香港的機票，困守在上海。上海的物價飛漲，錢貶值得太快，上午一小籃子的錢可以買一個麵包，下午就必得用一個大籃子的錢去買了。終天有一天，有人敲門，進來一位父親的副官，他說：『王將軍是對我有恩的人，我無論如何也要讓你們順利去香港。』結果我們就坐上了軍機。」

「香港混雜得不得了，那裡不只有中國人，有各個國家的各色人等。父親曾囑咐我們不要說從哪裡來，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我們很謹慎的。當時我們都在念書的年紀，都去上了學。我們只有很少的錢，一家人擠在一個大房子里，出門坐公交車。九個孩子要吃飯，衣服倒還在其次，畢竟九個孩子都有校服。父親被俘，沒人理我們了。我們過得很艱難。」

「在香港，全家還想著要『救父親』，曾經上過當地人的兩次當，花了兩三萬元，後來就算了，畢竟還有那麼多的孩子要吃飯，而且也沒有大數目的錢。」

功德林改造。青年王魯雲的北京之行，與父親的一次短暫相聚

濟南戰役之後，一直到1968年病逝，王耀武在國共黨史整理、兩岸和平、一生總結方面做了大量有益於世的工作。

王耀武在功德林（北京德勝門外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改造開始時，他的思想還有顧慮，毛澤東叫羅瑞卿轉告他說：「你功是功，過是過。你的抗日功勞我們共產黨人是會永遠記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會回到人民中間的。」

王耀武聽後十分感動，此後他是管理所中改造最積極的之一。1959年2月，王耀武成為第一批被特赦的戰犯之一。後經周恩來提名擔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註：1959年12月王耀武被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批特赦釋放。1961年2月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1964年12月特邀為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月薪150元。1963至1964年間，他多次參與國慶等重大活動，在中南海和頤和園多次受到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的熱情接待。閑暇之餘，參觀東北、西北、華東、華中各地工業建設，巡禮各省建設狀況。1964年冬，被特邀為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王耀武

「1948年之後就一直沒有父親的消息，直到1959年。從那時開始，才可以寫信給父親。」王魯雲說。

尤其難忘的是，王魯雲與父親曾有過一次短暫的相聚

「記得1965年的一天，家裡電話響了。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的電話。那時候我們很低調的，很少有人知道我們是王耀武的後人，但費彝民是何等人啊，他最有辦法的。他輕易就找到了我─—在此後的歲月里，他一直對我們很好。在《大公報》，費彝民告訴我，是周總理問我父親家人在哪裡啊，父親就說在香港。

總理就指示費彝民尋找我們，並邀請我們去北京與父親團聚。費彝民問我，『你們夫妻倆去北京怎樣？』我先生有工作離不開，於是我就帶著惠珍去了北京。」惠珍即黃惠珍，王魯雲的大女兒，當時只有七歲。

「我們坐火車去了廣州，又坐飛機去了北京。在通關的時候，檢查人員要打開我們的箱包，費彝民，也許是他手下，以手輕輕按住我們的箱包，對檢查人員說：『不要開。』於是我們一路很順利。」

「當時北京之行的心情其實是很害怕的。」 王魯雲真切地回憶道，「北京街燈很暗。是一個大冷的天。人們都穿著很樸素的棉襖。」

到了賓館，王魯雲的心情依然很緊張。她見到了杜聿明、鄭洞國、宋希濂、廖耀湘等五六個舊時的伯伯，「我請他們吃飯，從友誼商店買了煙、肥皂、牙膏、牙刷、花生米、糖果……那時在北京，這些東西還是很稀罕的。每個人送一兜。他們以前可都是將軍、司令、大指揮官啊！現在他們統一穿著人民裝，拿著我送的禮物，都高興得不得了。我心裡很是感慨。」

王魯雲當時心疼難過，但又不想讓父親知道，就努力忍著，「爹爹……」，她叫了出來，王耀武應聲還是一口的山東泰安口音。

「我淌眼淚了。父親問哥哥好嗎、媽媽好嗎？我當然說好了。當時我已生下三個女孩子，沒有男孩子，父親就問沒有男孩子，公公婆婆沒把我怎樣吧？問小女兒好嗎，我當然都說好。」

王耀武精神狀態還好，他那時得了帕金森病，醫生讓王魯雲從香港買一些葯來。

這次見面只有一周時間。在黃惠珍的記憶中，那次「講話都是悄悄地，室內光線也不足夠，人們穿著的衣服顏色也暗，臉色也是暗的，聲音低沉。」但畢竟見到了自己的父親，王魯雲心裡還是頗感安慰的。

有必要提一下王耀武的妻子王魯雲的母親鄭宜蘭，鄭宜蘭後來與王耀武離了婚，「離婚是母親提出的，是為了讓父親能夠在北京找一個人來侍候他。她心裡最疼的還是她的孩子。離婚之後她就到了中美洲，和她的兒子們在一起，終生未嫁。1981年1月11日因胃潰瘍及胃出血去世, 終年七十三歲。」

1966年冬，在周恩來關心下，王耀武與北京八十二中教師吳伯倫結婚。1968年，王耀武因病逝世於北京人民醫院高幹病房，享年六十四歲。

王耀武、溥儀、廖耀湘三人追悼會

198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政協為他與溥儀、廖耀湘等三人補開了追悼會，置骨灰於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王魯雲對我們表示，她準備將來在八寶山申請一個單獨的墓地，安放父親的英靈。

三項獎學金。五朵金花兒女滿堂，十二位世界頂尖學府畢業生

王魯雲女士與她的四位女兒

有資料記載，王耀武育有四子兩女。此次香港之行，王魯雲女士親口對我們證實，王耀武先生其實育有六子一女。

「父親總共有六個男孩子，現在已經有三個不在了，其他三個全在哥斯大黎加，和當地女子結婚，他們的孩子以當醫生的為多，都不太會說中文，對中國也沒有太多印象。我相信如果沒有很特殊的情況，他們會這樣在中美洲永遠居住下去的。」

「父親晚年曾致力於祖國和平統一建設大業，惜乎早逝，未能貢獻良多。所幸我們目前事業尚能為大陸、香港和台灣三地經濟良性互動略盡綿薄之力，或可彌補父親些許遺憾。」晚年的王魯雲，依然不失優雅美麗，她平靜、充滿溫情地為我們展示了王耀武后人們的不凡成就與風采。

王魯雲的丈夫黃振輝是一位富有遠見與開拓性，並很有商業頭腦的建築師。夫妻兩人經過多年經營，為家族留下了香港首個、並且至今仍為最大的低密度環保住宅式洋房群地產─「錦綉花園」，以及另一個頗為壯觀的高檔大型地產─「康樂園」。

作為王耀武唯一的女兒，王魯雲也是王耀武后人中唯一留在香港、與大陸有多方聯繫、關心與熱愛中華文化的子女。她近幾年來致力於教育事業。據她透露，目前她已設立兩種國際獎學金，其一便是2006年在斯坦福大學設立的「王耀武將軍獎學金」，優先頒給大陸學生，其次再考慮香港、台灣的學生，獲獎者中就有一個來自青島的林粼，她給王魯雲女士寫過熱情洋溢的感謝信。其二是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設立的黃振輝獎學金、黃振輝研究生獎學金。無獨有偶，她的女兒黃惠琪也在香港中文大學設立了一個建築學方面的獎學金。

王耀武生於山東泰安，又曾出任國民黨山東省軍政統一指揮部主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對於濟南與山東，他有一種不能抹去的歷史聯繫。同樣，王耀武的女兒與外孫女們也與山東、濟南有很多聯繫。

頗值得一提的是大外孫女黃惠珍。她是山東省政協委員，現在已開始了第二屆的任期。黃惠珍在政協會上提過多個提案，其中一個是有關官員喝酒太多的提案，現在已證明是適時之作。還有一個提案與教育有關。未來她有可能做一個關於建立展示王耀武抗日救國形象的紀念館的提案。此外，作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與內地企業聯手，她在山東萊州也有大量的建設投資。

王耀武將軍的五位外孫女個個氣質不凡，她們有著平和而堅毅的神情，自然帶有一種很強的感染力，讓人不能不聯想到王耀武血緣的傳遞。

排行第二的黃惠琪是一位物理學博士，香港俊業資源有限公司的執行董事，這是一家從事房地產生意的家族公司，實力不容小覷。

排行第三的黃惠君是香港弘立書院主席，舉手投足中書香氣尤為濃郁。

排行第四的黃惠菁是一位心理學家，現正在讀社會學博士學位，專門研究內地女性到香港當媽媽的話題。

排行第五的黃惠婷身在韓國，也是一位極其優秀的學子，在我們採訪期間也打來了國際長途。

五朵金花育有子女多人，王魯雲女士可謂子孫滿堂，幸福美滿。給我們印象深刻的是，這是一個特別重視教育的大家庭。這個大家庭中，光在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世界頂尖學府畢業的成員就有十二位之多，這在高學歷人員密集的香港也是不多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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