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養公民意識，怎樣才能建立健全的公共討論機制？｜我們如何與未來相處?

「有時候，關鍵不是去改變世界，而是去解釋世界。」

在某個關鍵時刻，關於如何解釋這個世界，如何與未來相處，我們需要聽聽睿智、獨立的聲音。

我們邀請了經濟學、法學、社會學、傳播學等領域的 20 余位專業人士，回答了我們的問題。

問題紛繁而且複雜，但與年輕一代的未來生活息息相關。被訪者希望，留給未來年輕一代的這個世界運轉良好而且文明進步；在複雜而且迷茫的世界中，保持獨立與理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雷頤講了一個故事。

幾年前，北京計劃將動物園搬走。最初被稱為「萬牲園」的北京動物園在興建之初的清末處在標準的偏遠郊區，北京城區範圍逐步擴大，西直門外如今是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有人就打這塊地的主意。這個搬遷的風一放出來，引起許多北京市民的反感，網上有很多討論，最後就沒搬成。

雷頤認為這是公共空間輿論影響政策的一個好例子，他說：「我覺得確實因為政府的治理，它人員有限，很多東西不能，也不可能伸展到每一個縫隙裡面。恰恰這些地方就是民間社會所起的作用。有些事通過社會組織來對成員進行管理，那麼，同樣成員有什麼事，有什麼要求，也通過社會組織有序地進行一種反映，不是那種騷亂似的群體性事件。如果他相信這個組織可以有效地保護我，所以這種組織恰恰是承上起下。既把上面政府的意圖灌輸給下面的成員，同時成員有什麼利益訴求需要保護的，這個組織也能夠理性的、通過有組織的方式來反映自己成員的利益訴求。這是一個最良性的社會。」

雷頤把公共空間討論稱為「政府和公民之間的中間的一種減震器或者是傳導器」，雙向傳導，這樣有助於社會健康。

我們的問題大都圍繞於這樣的問題展開，這其中，有我們最初的擔憂——很少看到有比較高質量的公共討論，網上罵人和站隊是主流。一個普通人，當他現在有網路空間可以表達自己看法時，我們除了站隊、罵人，應該有什麼規範？什麼是好的公共討論？

我們採訪的學者多數都表現出樂觀的一面：抱怨、極端、站隊、情緒化甚至非理性、罵人都不足慮，在這個過程當中會有正確的思想形成。

當然，他們也有悲觀的一面，就是這個過程當中，公共管理者應該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是否以自己的「浩然正氣」壓制不同意見的產生？所作所為是否有助於「思想市場」的形成？只有在充分交換意見的空間（市場）里，最優結果可能才趨向於出現。

當公權力表現出克制美德，公共討論空間里相對弱勢的那部分主體——我們每個普通人——可能要鍛煉的則是獨立思考、判斷力、審慎地面對不同意見。

在游泳過程中學習游泳，前提是要先有水

賀衛方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這種東西其實沒有辦法預先地去說。你是要在游泳的過程中學習游泳，在真正討論過程中間慢慢地就學會了。

比方說，一個良好的判斷力。你能判斷什麼樣的一種言辭是可以信賴的？什麼樣的言詞是表面看起來很誘人，其實是非常可怕的？有這種良好的判斷力，我認為是所有教育追求的非常重要目標之一。同時呢，你也越來越會表達，會通過理性的方式，運用證據，用事實來論證你的觀點。然後呢，才會寫出來越來越具有可讀性的一些文字，讓人們非常喜悅的文字，才會知道如何跟自己觀點不同的人進行商榷。

像這些東西都是屬於在水裡邊學游泳，在做的過程中間才可以慢慢地學習。當然，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一輩子也學不好，有些人可能很快就能夠學得非常好。這取決於每個人的修養。從小的一種教養環境，以及後來的讀書情況，都有關係。

（前提是要）先有水。

成為公民，不是一句空話！

洪濤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照亞里士多德的定義，公民就是政治的參與者。他是在嚴格意義上使用參與一詞的，即擔任議事團議員、陪審團成員，參與政治審議、司法審判。因此，公民的意思就是做統治者。譬如，雅典民主採取抽籤制、任期制，公民任職比例非常高。多數公民一生至少能有一次出任公職。蘇格拉底並不熱衷於實際政治，卻也出任過議事團常設委員會的主席，相當於今天的國家元首，儘管任期只有一天。在古希臘，參與政治不僅是公民的權利，也是公民的義務。古希臘人所主張的，是一種積極的公民觀。

現代公民觀是消極的。公民的生命、健康、財產、言論、思想等等權利在憲法和法律中被規定，法治政府的意思就是要依法保護而不是侵害公民權利。政府唯一服從的應該是憲法和法律，否則它就是一個不法政府。

現代公民也有參與政治的渠道。如競選公職（主要是政務類公職），但由於現代民主不取抽籤而取選舉的辦法，大多數公民只能止步於公職：民主選舉是一種選賢的辦法，賢能只能是少數人，故多數人無緣任職。現在流行一種說法，大意是說中國特色式的由上級提拔任命的辦法叫賢能制，由老百姓選舉的方法不是賢能制，而是民主制，選舉民主不是選賢。這是對基本的政治學常識的無知。現代民主選舉，怎麼不是選賢？所以，因為是選舉，因為大多數普通人無緣於公職，古希臘人會把今日之民主視作貴族制。至於民選出來的人是否一定是賢能，不好說，這就好比專由上級提拔任命的人，也未必是賢能一樣。兩者的差別完全不在於是否選賢，而在於賢能由誰來選：中國特色是由黨的領導來選，民主的辦法是由人民群眾來選。

參與政治的另一現代途徑是選別人。少數人被選，多數人能選，這就是現代民主。西方國家自 19 世紀中葉起普及普選制，開始只有部分成年男子有選舉權，後來逐步擴大到女性，最終不分職業、階級、民族、種族。有人說，群眾沒資格選別人，因為他們是愚味無知的。在一定程度上，這未嘗說得不是，法國在 1848 年確立普選權，當時占人口多數的是農民，農民中大多是文盲，他們選了路易.波拿巴。但是，普選權的真正意義在於認為人與人是平等的，儘管這是一種抽象平等，但相比於等級和特權，占人口大多數的群眾終於有了一點發言權。可以說，普選制是群眾路線落到實處的一種制度。許多現代政治經濟制度和主張與平等相關，譬如「打土豪、分田地」、一人一票、公平交易、同工同酬等等，都體現為平等的訴求。

在現代政治的一般觀念中，公民是國家的主人。但是，成為一個不是名義上而是實際上的主人，首先得有主人意識。這種意識不可能是天生的，需要塑造。一個國家裡，每個公民都成為國家的真正的主人，那麼，這就是一個主人民族。主人民族首先是民富民強。如果一國之中，大多數人是孱弱的、自私的、委瑣的、奴顏婢膝的，國家再富再強，也是少數人的。中國自秦漢以來皇權發達，到明、清兩朝臻於極致，天下只有帝王一人為主，其他人為奴，由此臣妾意識盛行。逢迎上意，名利兼收，於是乎有御用學者；草芥小民，視為忠僕，於是乎有酷吏。只是有主人意識的少。

在建國近 70 年後的今天，公民概念幾乎恍如隔世。知識豐富了，能力增強了，未必有助於公民意識和公民實踐能力的提升。由權力掌控一切、操持一切，民眾自然只需自掃門前雪。僅僅二、三十年的時間，完成了對高度理性自利的國民的塑造，成就不可謂不大。讓每個人逐其私利去吧，統治的事交給賢能。看起來很自由放任，但不是給老百姓的，而是給統治者的，若真以為能躲進小樓成一統，未免天真。

人心多傾向於自利，要能使之不只關心一己之利而能關心公共之事，離不開培養和塑造。民主是一種產生賢能的方式，也是一種公民教育的方式。一個人無法通過讀政治書成為公民——政治學家們搞起民主來，未見得比一般人來得好；服從也不會造就公民——更能造就官僚；只有公民的政治實踐，才能造就公民。但是虛假的公民政治實踐，卻讓人習慣於政治的虛情假意，是培養政治冷漠主義的最好辦法。

一種良好的公民政治習慣，如平等待人，尊重他人，在行使權力時的自重、自律、自製，對玩弄權謀的羞恥感，需要長期養成。倘若一個社會中缺乏公民共同體，好的政治習慣便無從培養。官僚組織是官場權謀的淵藪，能在官場中脫穎而出的人，不僅未必是一個好的從政者，而且很可能是一個玩弄秘密政治的高手。

公共討論的前提是有公共空間，國家應該讓渡部分權力給公共空間

任劍濤 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

公共討論的前提是存在公共空間。因為如果沒有公共空間或者公共空間收縮非常逼窄，公共討論就失去了客觀寄託或者叫物質空間，所以公共討論的物質空間一定是公共空間，公共空間需要權力讓渡或者承諾。所謂「讓渡」是什麼？就要承認國家權力之外，還有一個權力不及的地方，那就是公民們能夠互相來討論公共問題，提升公共政策品質，改善國家公共結構，推進國家公共發展，這些是國家權力有所不及的地方。

另外一個，對於國家來講，應該讓渡的同時，承諾公共空間。什麼叫「承諾」？就是國家權力之外，有些事情只能由公共空間的公民們來自主解決。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改革開放 40 年來的一個重要背景就告訴我們，讓公民說話是一個緊要的事情。

自我約束力，尤其是浩然正氣在身的人

任劍濤 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

公民們自身確實要有自我約束能力。因為中國公民發表偏激言論的空間比較大，尤其是做愛國生意的人，以為自己浩然正氣，對別人頤指氣使，然後橫加指責，尤其以單純維護權力，長期來說實際上是傷害權力的辦法來捍衛。有的時候，我們甚至對「自干五」還進行權力豁免。

實際上，一個國家應當接受那些理性公民們對政策的擁護和批評。非理性的批評，價值有限。非理性的讚美，意義更有限。而目前管理部門和公民們在討論問題的時候，好像尤其最近幾年，沒有接受這樣的看法。似乎我站在權力的一方，我可以指責那些對權力進行批評的任何一方。

所謂讓公共知識分子污名化，這應當是中國的一個悲劇，不是一個好現象。因為公共知識分子說到底，他不是在他專業領域裡談論他的專業問題，他是關注你我他的共同問題。他可能有得當的地方，也可能有失當的地方。公共知識分子並不是公共真理分子，他不負責給你傳播真理。因而有錯誤的地方，大家互相指出，平心靜氣地來討論。而「自干五」的權力職責和道德職責，其實並無益於維護真正的理性社會空間，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可能對公共知識分子一個更理性的評價，而不是讓公共知識分子簡化為「公知」，使他污名化，也是我們參與公共的討論的各方，應當高度警惕。

公共管理者更要警惕輿論群體極化

吳飛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

輿論群體極化，中外都是一樣。因為人最大的問題都是比較容易接受自己欣賞的觀點和人，所以一旦批評自己欣賞的東西，很多人都受不了。群體極化是挺難的一個事情，但如果慢慢形成這樣好的氛圍，就像羅伯特議事規則所強調的，我們比較真誠地去進入這個場域裡面，按照一個規範程序去討論，那就慢慢會轉化。所以，我不那麼悲觀，也不那麼樂觀。

不那麼樂觀在哪裡？這個過程一定很漫長。不那麼悲觀在哪裡？還是有可能慢慢進步。作為一個有力量的機構，不管是民間組織，還是官方組織，要允許或者甚至培養公民理性辯論的能力，社會才有可能良性發展。所以某種意義上，從對共產黨的領導來講，你讓別人都講假話，不能夠理性評論，對我們黨一點好處都沒有，哪一天出了啥事都不知道。因為每個人都說共產黨好，但實際上心裡在罵，那有什麼好處呢？實際上是不好。要人家的聲音能夠展示出來，讓我們隨時聽見，然後隨時糾正我們在決策過程中間可能會存在的誤判或者誤斷。這對一個黨、國家和整個民族來講，它都是有意義的，所以我覺得這是需要慢慢去推進的工作。

歷史從來都是如此。言論管控越嚴的時候，其實不是中國最繁榮的時候。當年鄧小平南方講話，說要繼續改革開放，開放思想。（比如）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你會發現這就是一個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了，就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繁榮，社會比較穩定。你越緊張的時候，它越不好。所以這是一個基本規則。因為你越是開明，思想、媒體越是自由，所透露信息越是真實的時候，我們的決策才越有可能會變得更科學。這是一個普遍規律。

偏激不可怕，解決偏激應該在「思想市場」中解決

任劍濤 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

一個社會成長的時候，當被壓制過久，它一開始一定有一個矯枉過正的過程。我就故意要跟你說一些很「陡」的話，但這個很陡的話，很偏激的話，它不是來自於你行政壓制就不偏激。行政壓制下來了，他只會更偏激，只不過是表現偏激的可能性更低了，但一旦表現出來，你無法收拾。

偏激被矯正的唯一可能性，是讓偏激之間的意見在公共空間當中，在討論中相互衝撞。這也是科斯在 100 歲的時候，對中國提出的善意勸告，要開放思想市場。我有很偏激的看法，在公共討論當中，人家另外的偏激看法，我發現我接受不了，結果就發現兩個偏激點了。兩個偏激點，儒家的說法就出來了，叩其兩端，執兩用中。我就會形成一個比較好的公共輿論的討論習慣，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治理偏激不是罵別人偏激。誰沒有偏激？我們現在要問所有參與討論的人。我們是肉身之軀，我們是七情六慾之人，所以我們都會偏激，但偏激要被其它的偏激所矯正，而偏激不能被行政權力所矯正，所以它一定要有思想市場來趨近於理性化。所以民主社會讓公民們能夠理性地討論問題，也就是因為它形成了長期的公共討論習慣。大家就相互知道我們不要太偏激。你偏激，你有了非常暢快的個人偏執情緒發揮，但別人也就會陷入偏執，你就不可能有一個良性合作的社會。

動靜愈大，愈引起重視？一個惡性循環。

洪濤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沒有經歷公民意識和實踐能力的培養，突然要對公共事務發言，怎麼發？消息不靈通，即使有所知，竟然被指點說要逆向理解。既然一切都似是而非、隱秘難解，自然就只能發發牢騷了。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出於不得已；無知，所以罵娘；如果只曉得吃肉，就近乎禽獸了。有人說，我們老百姓的素質這麼糟，哪裡可以讓他們參與政治。不過，即便老百姓政治無能，也不是他們自己造成的，他們的政治能力得不到開發，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實踐過政治。

老百姓愈被動、消極、無知，玩弄權力的人也就愈無阻礙，如入無人之境，老百姓也就愈被動、消極，兩者互為因果。對小民百姓來說，倘若沒有成為政治權力操弄的對象，真是萬幸，小心翼翼地過他的私人生活去，一旦不幸被政治權力看中，或者連生活也過不下去，往往走極端。沒有公共空間，更乏公論，上網叫一叫，無人理睬，或者，被封殺。為什麼好走極端？想想大概還能引起注意，或者，只是絕望地泄憤。「小人窮斯濫矣」，君子搖搖頭。

暴力是沉默的，低調的，無影無形、無聲無息的，卻足以讓公共空間無法發聲。它向所有人示範：暴力是唯一的聲音。上行下效，這就是走極端的根源，就是濫殺無辜的根源。

不要害怕，互動中會有有見解的思想產生

盛洪 經濟學家、中國民間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

這沒法去要求別人（有高質量的公共發言）。我倒反過來說，恰恰是對表達自由的壓制，反而會使社會的思想不夠發展。不夠發展，就沒有什麼很好的表達。可能就只是罵人和站隊。只有這個社會可以自由表達，雖然在最初可能會出現一些確實不堪入目的文字、謾罵或者只是簡單站隊，但是，我覺得不要苛責，只要沒有對別人有直接傷害，是不能限制的。但是，正是因為能夠讓大家自由的去發言，就會湧現出非常優秀的思想家、理論家，他們就可能帶動社會往前發展。任何社會，推動社會的思想文化發展的一定是極少數人。

當然，你事先不知道這極少數人是誰，但是你有一個方法能發現他們，就是你要讓所有人都說話，包括整天罵人的也要說話。這個時候，極少數最優秀的思想家就會湧現出來。他們出來以後，會帶動這個社會。那些罵人的話，大家很快就忘掉了，不要介意。那些話是沒有生命力的，不要害怕。甚至我們說，你罵人就是罵自己，只能表明自己很低劣。我為什麼要介意？為什麼要制止他？不要制止，因為他在損害自己，沒有損害別人。

但是，同時我們就給了那些真正思想家機會。他們不僅是有思想，他們的思想是在跟別人的互動中才能受到激發，才會更有思想。假如你說他只是一個沉思冥想的人，那不夠，必然是應該在跟別人的交流和互動中，甚至是辯論中，發展出、激發出那些思想來。所以，我覺得不要擔心一時半會兒的，大家發言質量不高。完全不看就完了。

警惕一個原子化的社會出現

王建勛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副教授

沒有信任的社會必然是一個一盤散沙、沒有粘合性、沒有辦法採取集體行動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最容易被少數的專制者所統治。因為你們之間根本聯合不起來，誰也不會信誰。高度信任的社會，很難專制，聯合起來反抗是件比較容易的事情。

信任跟公共空間、公共精神有很大關係。假如一個社會沒有公共精神、公共空間、公共生活，那麼也就意味著每個人孤立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托克維爾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在人與人之間身份地位平等的時代，每個人必然是孤立的。因為在貴族時代，平民都依附一個貴族。貴族其實把所有人聯合在一起，我們都跟著他。他為我們承擔一切責任，我們為他效忠、賣命。它具有這種非常強的紐帶關係、人身依附關係。

但到了平等時代，我們每個人都是獨立的人，我們誰也不欠誰，我們誰也不比誰等級、地位更高。那這樣的社會，假如我們沒有某種公共生活把我們聯合在一起，我們每個人必然是原子化的。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邊，不關心他人，不關心社會。這樣的一個社會我們可以想像，它是非常容易被一些人自上而下控制著，專制是非常容易出現的。

很重要的一點，如果沒有這種公共生活，也就意味著沒有公民社會，只有私人生活。每個人享受著自己的生活，都吃得很好、喝得很好，但是如果要處理公共事務的時候，我們完全無能為力。假如說我們這裡治安非常糟糕，有壞人來了，怎麼樣把這些問題解決？我們解決不了。我們就呼籲政府有更多的警察，更強大的軍隊。完蛋了。我們就必然受制於強人統治。我們不能自治，不能自己成為自己的主人。

當我們越孤立，我們越要求一個強大的政府來介入，越依賴於它，只有它能夠幫助我們，只有它在我們眼中是強有力的，並且是一個永恆的存在，我們每個人都是轉瞬即逝的。所以，它就徹底把我們每個人之間的紐帶統統都切割掉，以至於我們相互之間沒有關聯。

一旦我們沒有了公共生活，沒有了相互之間的聯繫，你就不會同情、理解，和其他人合作。我幹嘛要同情你？要和你合作？我根本就不關心你，我關心我自己。這會（給）一個社會帶來極大的問題。當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強大的公民社會的時候，暴政就非常容易降臨了。

先讓思維正常，使用正常話語、從正常概念開始

郭於華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無非是讀書和思考。讀書要讀對書，可別再讀那些控制意識形態的書。你得讀一些經典、常識這種書，然後也要讀一些歷史的書，不是偽歷史。這些年也有很多很好歷史研究方面的書。你得知道你身處其中的社會，怎麼走到今天？怎麼過來的？得讀真的歷史，知道這個社會是怎麼過來的。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另外，要去思考。思考首先基於正常人的常識、常理、邏輯，這是最基本的。有這幾個東西，然後你讀了一些書，有了基本的、正常思維的一些訓練，其實很多問題可以想得很清楚。所以，我為什麼老說，以現實為基礎，用常識去思考，用正常邏輯去思考。其實我覺得人人都能夠明白、知道，這很重要。

你知道這個之後，要有一個基本的東西——你要意識到你是一個有自己權利的個體。你要知道自己有什麼權利？不要說這個權利都是黨和政府賜給你的。不是。你生而有這樣的權利。然後現在你會發現有一些年輕人，他們很自然地說，什麼事就感謝黨、感謝政府。我要是碰到這樣學生都會說，你摸著良心想想，你能考上北大、清華，首先應該感謝誰？

難道不是你的父母？難道不是生你、養你、教育你、供養你的父母？首先就要感謝他們。然後你要感謝自己。你經過努力、奮鬥走到今天，不要隨便認別人做爹。這就不是正常人的（思維）嗎？

你意識到你的權利是什麼？有哪些自由？然後你必須承認，所有的人，包括跟你觀點不同的人，他和你一樣是一個有權利、有尊嚴的人。你不能在傷害他人的情況下去做你想做的事。因為每個人在這個意義上是平等的。你跟別人討論的時候也是一樣。不要剛一說不同，你就去誅心了，質問什麼動機。很多討論都是這樣，站隊也是。一上來就「你什麼動機？」就事說事，然後講常識、講邏輯，就能進行討論。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包括很多企業家，這些年來一直在讀羅伯特議事規則。其實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基本東西。（羅伯特議事規則完整版）太繁瑣了，可以讀一個簡要版。最基本那幾條，你要把持住。包括不跑題、不超時、不打斷、不人身攻擊……有人好像簡化成 12 條（原則）。你保持這幾個原則，就去討論吧。

真實和真誠很重要，即使信息是不完整的，但一定是建立在儘可能完整信息基礎之上的真誠判斷

吳飛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

因為人除了私人空間之外，總是有自己的公共生活。公共生活會涉及我們如何生活地更好或者我們的生活如何可能這種類型的問題。其實古老信條裡面都有這種相關的東西，比如《聖經》裡面有「十誡」，佛教裡面是「八戒」……這種信條的建構不是純粹私人的，它考慮人的群體生活過程中間，一定有一個相互調適和妥協的過程，所以才會有你不能殺人，不能講謊話之類的。

當我們面臨信息流通公共領域的時候，最基本的信條就是要有足夠豐富、真實的、準確的信息在這裡流動。我們才有可能在這樣一個環境之下，對我們自己的公共生活做出一個比較準確的判斷。如果都是流言或者謠言，我們想要知道的信息不清楚，比如說這個官員他怎麼當上去的？他是不是一個壞蛋？我們一點不知道。你不允許別人去揭露或者報道他。為什麼就讓他來管理我們，理由是什麼？所以從這種角度來講，我們的公共生活一定是開放的，相對越來越透明。當然，完全透明也不可能做到，但它一定是一個開放社會、透明社會，一定是每一個人可以就公共議題能夠發表意見的社會。

所以從這個維度來講，新聞專業主義需要這些。新聞專業主義強調，我即使收集的信息不是很完整，因為沒有一個人就一個事情能夠得到 100% 完整的信息，但我一定是基於我能夠儘可能收集到完整信息之上所作出的真誠判斷。所以這兩點很重要，真實和真誠都很重要。

我們現在就會出現很多情況。你根本沒看我的文章或者沒看我寫的信息，然後就胡亂點評。很多人只是看了一個標題，就開始去點評了。甚至 140 字微博，可能後面人家接了一個鏈接，那鏈接都沒打開，然後就開始評論或者罵了，很容易變成一個排隊或者站隊的情況。

回到頭來，當年蘇格拉底在辯論的時候，你發現他是讓別人把觀念給充分展示出來。即使蘇格拉底很狡猾，用那種類似詭辯術的方式，讓你講你的觀點，他不停 yes or no ，然後發現你被他引到了一個陰溝裡面去了，最後你只好否定自己的觀念。但不管怎麼樣，他是讓你說出來。

這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過程。公共生活一定要比較理性。不是說拍拍腦袋，信息不全，信息不真，然後又不是很真誠，我純粹是為了排隊，或者收了別人的錢，我就把你罵一頓，（就像）所有的水軍一樣。這種東西都是特別可怕或者可惡的。所以我覺得新聞專業主義其實面臨的這種類型公共空間，講的就是這些問題。

建立共識指的是什麼？

王建勛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副教授

當然這個也需要多方面的因素或者條件。首先，人與人之間能不能有一個相互交流的平台或者機制？假如說我們相互之間，誰都不和人交往、打交道、交流，你就不可能有公共生活。因為我們首先就不了解對方，不知道他對這個問題怎麼看，他想要什麼，沒有共識。形成共識的過程首先是我們必須得有一個能夠公共交流、公共溝通的機制、平台。比如有沒有各種各樣的協會、讀書會、公共活動？有沒有很多發達的 NGO ？有沒有志願活動？等等。如果沒有這些的話，你到哪裡去交流？和誰一起交流？你不可能有公共交流。這些東西都非常關鍵。一個就是需要我們有交流的平台、機制、方式、場所，等等。

但這需要一個前提，你得有一定限度的言論自由，比如我討論某些話題，你不能抓我；得有一定限度的結社自由，我們要組織一個社團、協會或者讀書會，你得允許。如果連這個都不行，怎麼可能有公共生活？完全沒有。還有小區里能不能組織業主委員會？業主之間為了解決小區里的垃圾問題、電梯維修問題、停車問題，他們可不可以聯合起來？如果你作為一個小區的居民，我不管這事，你們要出錢，我就出錢，反正我不參與，怎麼可能有公共生活？所以，它其實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努力，要有交流平台、參與熱情、參與機制，等等。這一切都需要，才可能有（公共生活）。

長期不享有自由所帶來的後果就是不會運用自由，你不知道該怎麼使用它。言論自由本來是針對政府不應該干涉我們發表言論，結果你把氣全撒在了其他普通老百姓身上，動不動上去就是罵別人。你就在濫用這種自由。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悖論的事情。一方面，言論自由的空間非常小，但是同時你發現，人們又濫用這一點點僅有的自由。本來有互聯網，在互聯網上可以隨便說幾句話，結果他不是在那裡理性表達，上來一看標題就罵，根本不看內容。這說明什麼呢？你根本不懂得怎麼運用自由。

（結果就）呼籲政府要管管這種亂罵人。空間豈不是更小？為什麼我說它是一個悖論。一方面，造成這個原因是因為你自由太少導致的；另外一方面，又是你有一定自由的情況下，不會運用自由、濫用自由所造成的，所以它是一個悖論在裡面。

但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從長遠來說，還是要把言論自由放得更大，讓你有更大的自由。我們可以想像在剛開始的時候，人們肯定會濫用（自由）。假如你根本就亂罵，覺得反正現在更沒人管了，就肆無忌憚了，尤其覺得別人不會起訴你，就什麼都不怕。但我覺得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人們慢慢地會冷靜下來，學會在什麼情況下我該說什麼，什麼情況下我該表達什麼樣的看法。我覺得要給他一個學習過程。他不會游泳，剛下去肯定亂撲騰，有可能會淹死。但是，如果不讓他下去，永遠學不會。

要想解決，理性交流肯定是個基本前提。你得學會理性教育。怎麼學會理性？當然這又跟教育有關係。首先，家裡父母要教育孩子，怎麼樣能夠理性對話？我們的父母從來不會關心跟孩子一起討論任何公共問題。我們只關心學習好不好。我們沒有人關心、討論一下現在社會上發生了什麼事件？咱們可以陳述一下各自的觀點，看誰的更站得住腳，看誰的辯論更加有說服力。我們沒有這種公共辯論。這個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你要去美國，看電視上每天都在辯論，主持人會請一個正方、一個反方，兩個人辯得一塌糊塗。美國的小孩從幾歲開始都會這種辯論。因為天天在電視上看。一個問題，一定是爭論得一塌糊塗。一個民主黨，一個共和黨，最後看到底誰能說服誰，不是靠暴力。

如果不能靠說服，最後的結果一定是靠暴力和拳頭，就這兩種辦法解決問題。

如果我們和其他人不能夠通過這種理性交流來達成一致，最後就是用強力來實現這個目的。當然後者是不可取的。所以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怎樣來改善我們交流質量？學會理性交流確實是不容易的事情。因為我們長期以來，說理的空間非常狹小。因為大量的事務，政府不允許你說理，不是靠說理來完成的，而是拳頭、槍來完成的。

這個對整個社會產生的這種負面影響，他長期生活在這社會當中，都沾染在自己身上，也跟政府一樣的暴力傾向、習氣。或者反過來說，有了民間暴力，才有了政府暴力。因為政府來自於民間，政府裡邊的每一個公務員都來自於這個社會。大家都已經從小習慣了暴力，政府當然是他的一個產物、一個結果。

（後續報道，陸續更新）

本篇報道涉及訪談對象：

製圖：馮秀霞

題圖為電影《十二怒漢》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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