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改革，必須由強人領導嗎？
壹
古今中外，「改革」似乎是人們永恆的話題，因為幾乎每一代人都覺得世界不完美，需要尋求改變。面對自己的弱小與無力，最簡單易行的方式，希望有個充滿個性和魅力的強人出來，領導大家「改革」，這就是時代需要強力領導人的原因。
越是充滿不確定性，社會越動蕩，人們就會越傾向於三件事：
一是迷信，總希望有個神靈庇佑；
二是願意給自己強加各種嚴格的紀律；
三是相信陰謀論，認為有人正在暗處左右世界。
這三件事產生的條件，恰好也是一個政治家做成大事需要的外部條件。
不確定性越高，老百姓就越需要信仰，越需要依靠，更容易接受一個強人去左右自己的命運，就會給強力的領導人更大的授權，政治強人就應用而生了。
貳
在歷史領域上，「改革」的原意是「改天換命」，是指「湯武革命」之類的激進措施，更為著名的就是「商鞅變法」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這類人為地和過去的傳統切斷聯繫的改革，由於是以未來為導向，而且基本要與傳統和現實割裂，要有方方面面的創新，一般都有強人政治的底色。
按照歷史的發展規律，如果主導改革的人過於強硬，與過去割裂過猛，很有可能會引發歷史的反彈。
秦始皇為了統一天下焚書坑儒，雖然思想統一得到了強制的推行，但緊接著就是歷史的反彈——秦朝慢慢地走向了衰落，僅僅傳了兩代就滅亡了。
歷史上的類似做法，還有拜占庭帝國在七世紀左右推行的一場破壞聖像運動。從某種程度上說，拜占庭皇帝里奧三世這種強制地和過去的傳統一刀兩斷的做法，也給帝國的滅亡埋下了隱患。
世界是平衡的，考察一下歷史，就會發現那種領到人們心目中的「改革」的，那種純粹的強硬領導者，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說，如果一個領導者非得爭當強人來領導「改革」，他很可能幹不好。
叄
研究一下二戰以來各國政治人物的領導風格，會一個比較靠譜的結論：有些領導人給外界的印象特彆強硬，比如「鐵娘子」撒切爾夫人，其實在他們執政比較成功的時候，背後決策都很能夠聽取別人的意見，並不是真正的獨斷專行。
近代以來，那些「看似很強」的領導者，主要有三類。
第一類是「革新型」。他們在國家體制不變的情況下，做到了一些影響後世的深刻變革，比如說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他特別擅長通過影響公眾的意見來影響國會，比如他的爐邊談話，把自己的大政方針跟老百姓解釋清楚，老百姓非常支持他，國會一般也就得按他的設想去通過各種立法。當然，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羅斯福上台的時候正好趕上美國經濟大蕭條。在這樣的危急時刻，人們更容易信任領導者。
第二類是「改革型」的領導人。能夠開展體制改革的領導者是鳳毛麟角，成功的都被稱為偉人！這種領導者也不是強勢的，他們做事的方式同樣是以影響和勸說為主，而不能獨斷專行。他們之所以能做成大事，有一個共同點：客觀世界給了一個稍縱即逝的機會，他是因為把握住了這個機會才能把事情做成。
第三類是「革命型」的領導者人。這些人直接率領隊伍推翻了一個舊政權。革命之所以成功，往往並不是因為領導人有多厲害，而是這箇舊政權實在維持不下去了。過去幾年，發生在中東一些國家的革命，其實根本就沒有領導者，青年們上街就把政權推翻了。
由此得到，領導人乾的事情越大，對外部環境的依賴就越大。
「革新型」領導者需要藉助一個危機上台，「改革型」領導者必須抓住一個特別難得的機會動手，而「革命型」領導者之所以能推翻舊政權，可能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功勞。
肆
中國歷史上，我們也看看強人領導的故事。
講到中國古代皇帝，就不得不提唐太宗李世民。講到李世民，不得不說魏徵，以及唐太宗留下的這段千古名言：「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鑒，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今魏徵逝，一鑒亡矣。」
在我們的認知里，一邊是臣子竭誠進諫，另一邊是皇帝虛心接納。兩人互相成就，結果是一段千古佳話。
然而，李世民是「千古一帝」，按說如此強勢的皇帝，為什麼還要虛心納諫，甚至表現出來有些「怕」魏徵呢？
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李世民是一個殺兄害弟之後，又逼迫父親李淵退位的皇帝。這樣的情況下，李世民最急迫的事情，就是要論證自己的合法性。
事實上，李世民當皇帝之後一系列英明的作為，除了他自己確實雄才大略之外，也有一個極為隱秘的動機，就是洗刷這個罵名。
我們平時讀歷史，不能只是看戲，只看見舞台上那幾個角色殺來殺去，要觀察他們背後的權力基礎，否則，就會產生很多誤解。
君王治理國家，要面對各種複雜問題，他們最重要的素質並不是自己當個專家，而是要讓專家為你服務。
每個人的意見可能都不一樣，你不能沒有主見，但是更不能固執己見。
伍
那些大獨裁者，或者是極權國家的領導，搞次改革，是不是就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約束了？
其實，情況可能恰恰相反，他們更依賴環境—— 必須是手下、官僚集團乃至全國百姓都配合他，才能演好這場獨裁的戲。
納粹黨當年之所以能在德國上台，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是真正被老百姓選上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人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加上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德國經濟又一次受到沉重打擊。普通德國人對魏瑪共和國很不滿，希特勒才有了可乘之機。
希特勒上台以後，要獲得民眾支持，就得提高德國人生活水平。因此納粹黨採取了一系列惠民的舉措，包括重新組織生產，包括停止支付一戰的賠償，包括沒收國內猶太人的財產等等。
德國人看到的是自己生活水平提高了，他們當然高興，也就樂於支持元首，包括後來支持希特勒發動戰爭，前提是讓他們的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嘛。
希特勒作為二十世紀最臭名昭著的「大獨裁者」，卻始終不敢得罪德國人民，他的目標就是繼續獲得支持，一切行為最終指向「讓德國人進一步生活改善」，這隻能靠戰場上的更大勝利來實現。
即便是戰爭到了最艱難的時刻，甚至是失敗的前夜，希特勒也沒有因為前方戰敗，要求德國普通民眾勒緊褲腰帶，過極端困苦的生活，把全部資源投放到戰爭機器上去。
說白了，希特勒是在用金錢賄賂老百姓跟他一起去幹壞事，他才不是「說一不二」的強勢領導人。
陸
那麼在現代國家，如果搞改革，是不是可能產生強力領導呢？
對現代國家特別是歐美國家的「民主」體制來說，領導層總有不同的派別存在，權力制衡的力量很大，一個領導者就算不顧政績，非得獨斷專行也做不到，比如，美國總統對國家的影響力其實很小。
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很想把自己包裝成一個強人的形象，特別是執政後期越來越聽不得反對意見，身邊都換成服從於他的「自己人」，結果在連工黨內部的力量都整合不起來，就給自己造成了一個對立面，最後因為對立面聯合起來反對他，才被迫辭職。
如今，很多美國人對特朗普期望極大，想讓他作為一個強人，上台後橫掃建制派，大刀闊斧改革一番。從這些推斷看，這個可能性非常小，所謂「政治強人」，實在是很難存在。
當然，在歐美民主國家，領導人也還是有一個當強人的機會 ——那就是對外政策，特別是戰爭。對內，權力有很多制衡；但是對外，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就簡單的多，需要對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做出快速的判斷。
在國內政治方面，現代西方的體制，更不會產生強力領導去搞改革。即便在那樣「有利」的局面下，這位領導者其實也不能真正當個「強人」。他要想做好，還是得充分聽取別人的意見，對同僚和手下也只能以勸說為主，搞一點軟的影響力。
柒
普通人的理想主義表現在很多方面，包括對強力領導人的嚮往。強勢真的合理，甚至有必要嗎？
好多人對事態的認識存在偏激，主要是因為掌握的知識還不夠，比如在國家關係中，一位強調「強勢」「剛」，卻不去考慮中國其實沒有那麼容易爭強的，真的不應該對手撕鬼子存在盲目憧憬。越是複雜的關係事態，其中環環相扣的因素就越多，就越難以形成簡單、直接的強力。如果一味追求強勢，最終可能成為一個笑話。
越能成就大事的人，對外部的依賴度就越高，所以更多是「順勢而為」，如果逆勢而動，過於強硬就會剛者易折。
不管你是獨裁者還是國家領導人，還是公司的CEO，哪怕你對如何治理國家和管理公司一無所知，只要能不折不扣地執行以下規則，你的「改革」才可能成功。一是要讓聯盟越小越好。聯盟人數越少，成本就越低。二是要讓名義選民越多越好。名義選民多，一旦聯盟中有人對你不滿，你就可以輕易替換掉他。三是控制收入。領導人必須知道錢在哪，而且必須能控制錢的流動。四是好好回報聯盟對你的支持。一定要給夠，但是也不要過多。五是絕對不要從聯盟口袋裡往外拿錢給人民，因為任何改革如果傷害到聯盟的利益，就很難進行。
也就是說，領導人要做的事情其實非常簡單：通過稅收、賣資源或者外國援助拿到錢，用一部分錢把聯盟餵飽，剩下的再由自己搞「改革」。
看來，如果要搞成功的改革，並不是必須需要強人領導，甚至是根本沒有作用，順勢而為就好。
編輯 | 驍秦渠梁
圖片 | 源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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