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葯神》：中國人為什麼用不上平價救命葯？

上一部豆瓣 9 分以上的國產電影，還是2002年的《無間道》；時隔16年，我們終於再次等到了這個級別的國產片——《我不是葯神》。

海報上笑得有多開心，影片里就哭得有多難受

電影里，徐崢飾演的程勇，原本只是個賣印度神油的小販，日子得過且過，直到一位慢粒白血病患者的意外到訪，讓程勇的人生有了重大轉折。

慢粒白血病，是一種血液癌症，需要依靠長期服用抗癌藥物，以維持生命。而正版藥費用太貴，普通人根本承受不起。。。

可印度有一款仿製葯，價格是正版的 1/20 ，療效也基本無異；但由於並未得到審批，在國內屬於「假藥」，患者只能自己偷偷尋求代購途徑。

這讓程勇發掘了商機，它靠著代購這款仿製葯，賺的盆滿缽滿，同時也被病患們冠以「葯神」的稱號。

原本只想賺取暴利的程勇，卻在和病患、製藥廠、警察的周旋過程中，陷入一場關於救贖的拉鋸戰。

影片中有一段對白讓人印象深刻。一位患有慢粒白血病的老婦人，對警察痛苦又無奈的哀求說：

領導，我求求你，別再查「假藥」了行么？這葯假不假，我們這些吃的人還不知道么？

我吃了三年正版葯，房子吃沒了，家也吃垮了。現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葯，可你們非說這是「假藥」。不吃藥，我們就只能等死。

我不想死，我想活著。

格列衛是人類第一個分子靶向抗癌藥，將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 90% 以上。但它在中國的售價是 23500 元一盒，一般只能吃一個月。

格列衛藥品，影片中稱「格列寧」

在很多省份這一藥物並未列入醫保，無法報銷，如果沒有藥廠的慈善減免的話，一年就需要 30 萬。

普通家庭哪裡承擔的起？治療費用過高，窮人得病了卻買不起葯、做不起治療，只能等死。這又是誰的錯？究竟誰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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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費用高

國外製葯公司太黑心？定價太高賺黑心錢？如片中最大反派瑞士諾華製藥公司代表，油腔滑調的，把幾塊錢成本的葯賣出幾萬塊，還振振有詞。

但這種說法並不公正，醫藥圈流傳著一句話：

靶向葯之所以昂貴到要賣幾萬元，那是因為你能買到的已經是第二顆葯，第一顆葯的價格是數十億美金。

從發現靶點到 2001 年獲批上市，格列衛的「出生」整整耗費了50年，諾華公司投資超過 50 億美元。

從1997年到2011年，諾華公司一共在研發新葯上投入了 836 億美元，其中只有 21 種葯成功獲批上市。

幾大葯企在1997年~2011年的研發成本

如此高的研發成本，加上原研葯的專利保護期一般為10年~20年。那麼葯企向消費者收取高額的專利費，也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更何況，與智能手機這樣的大眾消費品不同，針對罕見病的特效藥，往往目標用戶群體極其有限。

就電影中的慢粒白血病而言，發病率小於十萬分之二，就算研發出特效藥的葯企壟斷了全球市場，其用戶規模也不過 15 萬人上下；

對比之下，蘋果公司卻可以在將近 10 億用戶身上，平攤 iPhone 研發成本。

讓所有人都用上天價新葯，註定是種奢望。

但如果大家都和印度一樣，不顧專利保護直接仿製藥品，不讓葯企賺取足夠的利潤，那葯企就很難有動力繼續新葯研發，到時只會讓所有人都沒有新藥用。

這是大家願意看到的結果嗎？

當然了，電影中又或者生活中，買仿製葯的病人都沒有錯。一個人當活命都難的時候，你對他做任何要求，都是強人所難。

無論是電影中的程勇，還是作為電影原型的陸勇，都是實打實的英雄，值得尊敬。

然而，藥品專利、並非是國人用不上平價救命葯的主要原因。最近十年，有大批藥品專利到期；截至2014年，全球有 326 個原研葯的專利到期，可以合法仿製。

像「天價葯」格列衛在中國的專利，其實2013年就已經到期，可以製作仿製葯了。

只不過，國內的仿製葯很貴，價格要 4000 元左右，而印度代購只要 1000 不到，且國內僅限於一代藥物的仿製，藥效不如印度仿製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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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藥技術差

究其原因，由於葯企能力的不足，在製藥技術上，我們遠不如印度。。。

和造手機、造車等行業一樣，製藥也是需要一整個產業鏈才能完成的事，拿做仿製葯來說。

首先要把「正版葯」研究透，之後找齊化工原料，拿去做一系列複雜的處理，最後得到的有效成分，成為原料葯。之後我們再把它提純，加入藥品輔料，做成真正的膠囊、藥片、注射劑。

這其中的中間體、原料葯，以及藥品輔料等，主要是由全國四千餘家中小型葯企生產。

可我國大多數原料葯和製劑葯企，都是中小企業，其中很多連《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GMP 質量標準）和環保排污的要求都達不到。

2016 年 GMP 質量體系上線，環保嚴查運動之後，

這些企業的數量一下銳減將近一千家。

企業規模上不去，研發能力怎麼提升上去？所以至今中國生產、和出口量最大的原料葯，還是低端老四樣：維生素、食品添加劑、甜味劑、抗生素。

這些「低端貨」佔據產能，同時帶來原料葯生產利潤低下、高端品種依賴進口的問題，形成惡性循環。

除了原料葯，我們甚至連藥品輔料，都做不好。

藥品輔料，就是澱粉、膜衣、崩解劑、黏合劑、膠囊殼等等，幫助你更好地咽葯和發揮藥物作用的成分。

別小瞧藥品輔料的作用。一顆好的膠囊能夠決定一粒葯是在口腔、胃裡還是腸道里準確地散開，進而直接影響仿製葯的藥效。

一顆糟糕的膠囊，則可能來自鉻超標的工業明膠。

2014 年中國發生毒膠囊事件，

約 9000 萬粒有害膠囊流入市場。

相比於美國 FDA 要求仿製葯的輔料，達到和藥品相同的標準，中國的藥品輔料生產和使用基本上沒有規範。

雖然早在 2006 年中國就出台過《藥用輔料生產質量管理規範》（葯輔 GMP 標準），但這個標準是非強制的，疏於管理、無人監督。

再加上國內仿製葯的審評標準混亂，我們造出來的仿製葯，無法保證和原來藥物效果一樣。

2008年後，國家曾多次抽查了當時市面上合格的國產仿製葯，與原研葯進行「體外溶出曲線」的對比，發現幾乎所有的國產仿製葯，都和原研葯相去甚遠。

體外溶出曲線研究，可以在體外模擬人體對藥物的溶解吸收情況。如果仿製葯和原研葯的溶出曲線差異太大，則療效非常可疑。

還有，如果要審評仿製葯的「生物等效性」，很可能需要通過臨床試驗這一難關。

由於相關規定，中國的臨床實驗只能在獲得批准的、數量有限、排期緊缺的「臨床試驗基地」進行。

這些基地大多同時又是三甲醫院，仿製葯難以搞出科研成果，他們的冷淡態度也就可想而知。

最難的是，因為當年的國家葯監總局局長鄭筱萸，受賄批准多種假藥上市，導致此後的國家醫藥審批變得特別保守，讓大量仿製葯未能及時上市。

原國家葯監總局局長鄭筱萸，

因巨額受賄於2007年被執行死刑

種種原因結合在一起，導致我國的仿製藥行業，種類少、成本高、藥效難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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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在行動

不過，國家也並非沒有在努力，2013年，中國出台了仿製葯一致性評價制度。溶出曲線已經納入了評價「藥學一致性」的重要指標。

同時，在不斷的降積壓手段下，國內藥品註冊申請的積壓項目，終於從 2015 年高峰時的近 22000 件，降到了 2016 年底的 8863 件，並在之後的一年中繼續下降。

此外，政府已多次出面，向原產葯企壓低售價。截至去年，累計談判成功藥物共有 39 種，基本上降價幅度都在「打五折」以上。

以最成功的替諾福韋（Viread）為例。這是一種由吉利德開發的乙肝一線用藥，進入中國時的價格是 1500 元 300mg * 30 片（一月量）。

替諾福韋藥品

2016 年，替諾福韋的專利有效性被幾家中國企業起訴。經過幾輪複雜的拉鋸，法院判決替諾福韋所有專利無效，大批國產仿製葯擠進戰場。

同年，替諾福韋參與了國家價格談判，直接降價 67%，變成 499 元一個月，僅略高於印度版本。

2018年國務院公布，自5月起抗癌藥物的關稅將降為零，有望進一步降低抗癌藥價格。

我們不能妄求中國的醫療現狀，一夜之間就趕英超美。但願能如程勇在法庭上說的那般：今後都會越來越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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