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肺礦工舉報礦主，礦主舉報醫生，這事兒鬧大了

貴州航天醫院外景。攝影/劉遠航

塵肺的病與罪：

貴州醫生被捕案調查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劉遠航

本文首發於總第859期《中國新聞周刊》

舒永霞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偶然聽到的一次傳聞竟然會成為牢獄之災的導火索，讓身為醫生的丈夫黃亨平也牽扯進去。那還是在2016年春天，舒永霞跟家人一起到遵義市綏陽縣境內的紅果樹風景區旅遊，在一個洞口，她聽見幾個當地人在閑談，聊起綏陽縣的某個煤礦，礦工與礦場之間的工傷糾紛。

「他們就擺（龍門陣），說這個福來煤礦啊，有些工人，好多人得了塵肺病，得不到賠償。那是3月份，案情還沒發展，我們也沒想到這個會落到我們頭上來。」舒永霞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道。她是遵義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兒科護士，丈夫黃亨平在貴州航天醫院放射科工作，同時也是塵肺病診斷小組的成員。

時隔半年之後，2016年9月9日，舒永霞為丈夫辦理取保候審手續，簽字的時候，在通知書上再一次看到了福來煤礦的字樣。十天之前，丈夫黃亨平在貴州航天醫院被綏陽縣公安局的刑偵警察帶走，後來被關押在當地看守所。8月中旬，同在放射科工作的醫生王冬柏也被警方問訊，在桐梓縣看守所待了30天。

兩人的案由原本都是涉嫌社保資金詐騙，但此後的審查並未有進一步的結論。讓醫生及其家屬感到意外的是，一年之後，黃亨平被再次傳喚，這次的案由變成了失職罪，同時被傳喚和關押的還有他的兩名同事，放射科醫生張曉波和體檢中心主任董有睿。這三名醫生都是航天醫院塵肺病診斷小組的成員。

根據警方出具的一份鑒定意見通知書，三名醫生在四年里所做的547份病例中，誤診率高達92.3％，直接導致了3000萬國家社保資金的損失。

6月19日，《醫師報》等媒體刊發報道，提出對此事的多項疑議，引起了外界的廣泛關注。6月23日凌晨，三名醫生獲得保釋，目前已經回到家中。

漫長的診斷

丈夫出事之後，舒永霞一直在四處奔走。她有些失望，覺得那些在貴州航天醫院做過診斷的礦工們沒有站出來，也從未與醫院進行聯繫，或是公開做過任何表示。「他們沒有一個人敢說『我有病』該得錢，而為此據理力爭，醫生被關押到現在沒人牽掛，更不拔刀相助。」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

她清楚地記得，某個文書上提到過，有一個患塵肺病的礦工叫張大同。但直到記者主動提起三名醫生的案子，這位居住在山林深處的礦工才終於知道，有醫生因為他和工友們的事情惹上了官司。張大同今年51歲，就住在梘壩鎮，原本是本地的農民，和周圍的很多人一樣，曾長期在福來煤礦從事挖煤工作。

福來煤礦位於綏陽縣梘壩鎮井壩村，生產能力為每年9萬噸。煤礦一共有六個礦長，權力最大的是第一礦長陳平。提到這六個礦長中的某位「老總」時，礦工們三緘其口，一位與張大同住在同一個村子的礦工表示，他「名堂多，手段多」。

2014年，福來煤礦暫時停產，張大同和工友們沒有活兒可做，決定去別的煤礦打工，按照規定，需要在原單位進行離職體檢，完成退保手續，才能進入新單位。據一位曾在煤礦擔任副主任的楊姓負責人回憶，當時礦工們不信任福來煤礦的定點醫院，堅持到省會城市貴陽做體檢。

張大同回憶說，當時大家擔心定點醫院會收受礦里塞的紅包，對體檢結果做手腳，導致無法順利辦理退保手續。但去往貴陽體檢後，部分礦工得知，自己患有一種叫做塵肺的職業病。隨後，他們又回到遵義，準備到定點醫院做進一步的診斷。據張大同介紹，國家有規定，只有定點醫院可以對塵肺病的具體病期進行診斷。

塵肺病診斷所需的手續很多，流程也相對複雜，需要多次診斷才能確定具體的期別。一開始，礦工們不熟路，是礦里負責工傷事務的羅燕青組織工人一起去航天醫院的，做高千伏胸片檢查的時候，則是礦工們自己去。張大同一共在航天醫院做過7次檢查，每次相隔1～3個月。這個過程中，他和其他礦工們改變了對這家醫院的偏見。

「那個（福來）煤礦沒和那個（航天）醫院搞好關係，後來我們就想到，這個醫院是公平的醫院，它對誰都一樣，它那個檢查呀，（無論）做什麼工作啊，不管本省外省，都一樣。」張大同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2015年5月18日，張大同拿到了航天醫院的診斷證明書。另一位工友毛大明則在6月25日拿到了航天醫院的診斷結果。兩張單子上的結論都寫著「煤工塵肺壹期」，而最後的落款處有三名醫生的簽名，分別是董有睿、黃亨平和張曉波。誰也沒想到的是，這三個名字後來與詐騙和失職罪聯繫在了一起。

對於自己是否與這三名醫生認識，張大同給予了明確的否認。「那麼多醫生，又不是一家醫院，是這個醫院檢查第一次，又到那個醫院檢查第二次，又到那個醫院做鑒定，怎麼能認識誰啊？」張大同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他一共去過四家醫院，分別是貴陽市第五人民醫院、第三人民醫院、貴州航天醫院和重慶西南醫院，結果都確診為塵肺。

2015年9月16日，張大同拿到了勞動能力鑒定結論書，鑒定結果寫著：傷殘七級，鑒定單位為遵義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其他的礦工也陸續拿到了結論書，這意味著他們可以正式開啟索賠程序。

一位名叫蔣大勇的礦工回憶，礦上的領導不想給錢，說「廠里沒有錢了」。毛大明則透露，當時幾十個人一起去找礦里的「老總」，「老總」就說航天醫院的診斷結果造假。當時，他們還接到了電話，對方聲稱，根據最新的診斷信息，他們沒有塵肺病。《中國新聞周刊》聯繫到了福來煤礦的第一礦長陳平，但提及此事時，對方立刻掛掉了電話。

礦工們只好繼續找權威機構做診斷。毛大明向記者出示了他的另一張證明書，證明單位為遵義市職業病鑒定委員會。在鑒定理由中寫著，福來煤礦對2015年6月25日遵義市航天醫院開具的「職業病診斷結論（煤工塵肺壹期）有異議」，但這次鑒定的結果仍然是「職業性煤工塵肺壹期」。

礦工們決定對煤礦提起訴訟，他們去過遵義和貴陽尋求說法。2016年夏天，礦上的領導終於同意賠償，雙方簽訂了協議，煤礦同意先支付給19名礦工每人3萬元，「餘款待仲裁結果出來後一併支付」。協議的下方還有綏陽縣安監局副局長周吉平的字跡，承諾「如果不兌現，由安監局停止其一切生產經營活動」。

但張大同透露，他要求的賠償金在十六萬元以上，除了工傷保險基金支付的一次性傷殘補助金，煤礦那邊最終只賠付了三萬八千元，礦主還說，礦里有錢，任憑他們繼續去告。毛大明則提到，福來煤礦曾提出，要以1200元的報酬換取他手裡的全部病歷資料，他拒絕了對方的提議，表示就算十倍的價格也不行，他要留著這些證據繼續索賠。

《中國新聞周刊》於6月28日前往綏陽縣公安局，試圖了解福來煤礦礦工與航天醫院醫生的案件信息，但政工室的負責人表示，當時他們只是協辦，牽頭的是市公安局。綏陽縣公安局警衛室的負責人表示，當時負責案件刑偵的那名袁姓警官已經下調到某鄉鎮，不在綏陽縣公安局，而刑偵大隊的一位負責人則又聲稱，這名警官目前正在湖南出差辦案，暫時無法聯繫到。遵義市公安局宣傳科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此案已經進入檢察階段，公安局職責已經結束，從而拒絕了採訪。

未讀簡訊

從福來煤礦所在的村子啟程，沿著山間土路和柏油公路，騎摩托車來到鄰近的桐梓縣，再換乘大巴，花上一個小時，就來到了遵義市茅草鋪客運站。貴州航天醫院坐落在附近，距離客運站只有幾百米。

醫院體檢中心的門口，仍然可以看到一張通知：各單位及勞動者，我科接上級部門通知，自2018年2月22日起，暫停職業健康檢查，不便之處，敬請原諒。2016年11月，航天醫院停止了職業病診斷業務。了解情況的人知道，這都與航天醫院三名塵肺病診斷醫生的案子有關。

據體檢中心護士長姚龍芳介紹，這是遵義市唯一一家開展職業性塵肺病診斷業務的醫院。2012～2016年，航天醫院共進行了10708人次的高千伏胸片檢查，送給有塵肺病診斷資質的專家進行鑒定的有2274例，確診塵肺病患者1640例。

2009年，醫院計劃開展塵肺診斷業務，院領導找到了放射科醫生張曉波。不久之後，張曉波順利考取了職業病診斷資質，並成為貴州省塵肺病診斷專家庫成員。同屬於專家庫成員的醫生董有睿，後來擔任體檢中心主任。兩位醫生和另一位名叫黃亨平的同事成為了診斷小組的成員。

後來的兩次案件發生後，黃亨平是航天醫院四名醫生中被關押時間最久的一位。他現年54歲，來自桐梓縣的偏遠農村，早年中專畢業，學歷的短板限制了他的職稱評級，最終沒有評上副高。據王冬柏介紹，那個年代，影像診斷並沒有對應的本科專業。但在將近30年的執業過程中，黃亨平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2010年4月，塵肺病問題的標誌性人物「開胸驗肺」事件的主角張海超還在四處尋找治療的機會，聽說遵義某位中醫有治療塵肺病的方子，便來到貴州，併到航天醫院進行體檢。張海超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當時自己的事情反響挺大，去做檢查的時候，這家醫院挺重視。黃亨平的妻子舒永霞則提到，黃亨平當時也參與其中，讀過張海超的片子，也得出了塵肺的結論。

2013年，黃亨平取得了塵肺病的診斷資質，開始兼任診斷小組成員，參與診斷工作。放射科主任余雷對《中國新聞周刊》透露，診斷小組的三名醫生平時在各自的崗位上工作，有讀片的需要時，才湊到一起。讀片的時候，三個人各看各的，再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進行比對，這是為了減少誤診率。同事和家屬們認為，負責診斷的三位醫生與患者之間並沒有直接的接觸，不可能有什麼利益關係。

醫生王冬柏透露，自己倒是因為人情的原因跟黃亨平打過一次招呼，但與利益扯不上關係。當時，某個老主任認識的一位農民，在礦場從事挖煤工作，肺部出現了問題，輾轉聯繫到王冬柏，王冬柏雖然在放射科，但並不負責塵肺病的診斷工作，便跟值班的診斷小組成員黃亨平說了一聲，讓這位病人拿到結果的時間提前一點。

但據黃亨平的妻子舒永霞介紹，當時王冬柏給黃亨平發了一條簡訊，而黃亨平並未注意到這條信息。在王冬柏事後的分析中，他覺得，是自己這一次向黃亨平託付病人，讓警方認為或許他們之間存在某種情況的利益輸送。

變故

2016年8月19日晚上10點，王冬柏接到了綏陽縣公安局的電話。當時，他剛從朋友家出來，回到了住處。聽說有兩位警察要來調查，他去樓下接他們的時候，還抱著家裡的寵物狗。

後來，王冬柏被關押在桐梓縣看守所30天，隨後獲得保釋。提起這段經歷，他覺得不堪回首。他曾試圖跟辦案人員解釋專業知識，但對方說，「你不要跟我講專業」。

幾乎是與此同時，在福來煤礦負責處理工傷事務的羅燕青也被警方傳喚，關押了一段時間。但據煤礦的楊副主任回憶，也沒審出什麼，就取保候審了，後來一直沒有等到判決。至於為什麼會對礦里的員工也進行傳喚，這讓楊副主任不解，「是礦里的人吶，鬼知道公安機關為什麼要審查他。我們企業的（員工）一樣的，當時就是懷疑對象嘛，給弄去，也不知道什麼事兒嘛。」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唯一的邏輯或許就是舉報者懷疑自己礦里的工作人員與索賠礦工有所勾結。

不久之後，礦工張大同和另一名桐梓縣的礦工被綏陽縣公安局傳喚。第二天，兩人被送到貴陽市第三人民醫院，被要求重新進行檢查診斷。張大同曾試圖了解自己的鑒定結果，但對方說，他「沒有資格」。他覺得，肯定是煤礦給醫院塞了紅包，醫院才變成了這樣的態度。當天晚上六點，他被帶回了綏陽縣，當時身無分文，公安局的人就給了他20塊錢，讓他自己回家，後來警方就一直沒有再聯繫過他。

這一切源於一次舉報。

相關資料顯示，舉報者正是福來煤礦，而原因則是「經濟詐騙」，礦工、煤礦員工和醫院被認為存在利益關係，有可能聯合造假，通過將「非塵肺病」礦工診斷為「塵肺病」，騙取國家社保基金。根據此前《醫師報》的報道，人社部門在收到舉報後，將此事向貴州省公安廳報案，隨即成立了專案組。

更多的人開始捲入其中，其中就包括負責塵肺病診斷的黃亨平。黃與王冬柏在保釋之後，曾一起交流過。「反正這件事就覺得很不能理解。感覺比如說，你來看個病，你是我熟人，說幫我插個隊可以么，我就說，那我就跟黃醫生講一下，這樣快點兒，就因為這個說我們詐騙罪。而且後面他們定什麼失職罪，我更是感到意外，很奇怪的一件事。」王冬柏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

但一直到一年保釋期結束，王冬柏也沒有等到什麼結果。黃亨平的妻子舒永霞則提到，不斷的傳喚和拘留，同樣讓丈夫難以適應。2017年8月11日，黃亨平被綏陽縣公安局解除取保候審。

就在所有人以為事情終於要過去的時候，又出現了新的變故。2017年11月1日，黃亨平再次被警方帶走。

黃亨平被警方帶走的第二天，診斷小組的另一名成員張曉波也被便衣警察帶走，這是2017年11月初。在此之前，董有睿已經被公安局傳喚。三個人的名字在礦工們的診斷證明書上出現過，現在，他們都成為了嫌疑人，案由是「涉嫌國有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罪」。

董有睿醫生第一次被傳喚的時候，公安機關曾出示了一份鑒定意見通知書。裡面提到，有關部門通過指派和聘請相關專家的方式，對其中的547例進行了鑒定，得出的結論是，真正患有塵肺病者僅為42人。董有睿看到對方出具的這份鑒定報告，很是吃驚。「她說我不相信是這樣的結果，不可能有這麼大的差異，雖然塵肺病（在不同醫生的認定上）有差異，我不認可這個結論。」董有睿的姐姐向《中國新聞周刊》轉述道。

這也成為了本案中最大的爭議點，按照《醫師報》的報道，公安機關從醫院1640例塵肺病患者案例中調走1353份，並在其中抽取547份重新讀片，認定其中42例，由此計算出差異率達92.3％，但若將問題病例505份（即547份減去42份）以醫院的1640份確診案例為基數計算，讀片差異率就僅為30.7％。根據醫師培訓教材《塵肺病》一書的數據顯示，在一組專家讀片中，發生讀片差異的範圍為18.8％～33.2％，塵肺病診斷難度較大，此案中的差異率並不顯得異常。

轉機

突然的變故讓三個家庭同時陷入了慌亂。在此之前，張曉波正準備參評正高級職稱，董有睿是體檢中心主任、區人大代表，兩人都是貴州省塵肺病診斷專家庫成員，黃亨平擁有29年工作經驗，還有一年就可以退休。失職罪的案由讓他們無法理解，他們的家屬也感到無法接受。

根據此前《醫師報》的報道，2016年10月，貴州省人社廳曾組織全省塵肺病專家對航天醫院的1352份塵肺病例進行篩查，確診無塵肺病的286例，診斷讀片差異率為22.3％。這樣的比例屬於正常範圍。

然而，一年之後，公安機關出具的鑒定意見卻推翻了人社廳的結論。警方認為，四年來的執業過程中，高達92.3％的差異率造成了3000萬社保資金的流失，診斷小組的三名醫生對此負有直接責任。

此後的數月間，家屬們只好四處奔走，反映情況。《醫師報》在2018年3月22日曾刊登題為《塵肺病診斷中差異率客觀存在》的文章，作者是國家衛生計生委塵肺病診療專家委員會委員、上海肺科醫院毛翎主任。家屬們向該報遞交了求助信。毛翎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差異率的高低不僅與醫生技術水平有關係，也和片子質量、疾病種類及疾病期別等因素有關。

「我們進行塵肺病診斷資格考試時，讀片差異率，指的是與專家讀片結果的差異率，而這些專家都是在塵肺病領域德高望重的老專家，他們集體讀片的結果作為金標準。平時臨床工作和科研工作中，我們說的差異率往往指的是醫生在不同時間讀同一批片子，比較該醫生讀片結果的穩定性，讓不同的醫生分別讀同一批片子，計算差異率，目的是評價這兩位醫生診斷的一致性。」毛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6月，《醫師報》等媒體對此案進行了報道，當時三名醫生已經被關押了7個多月。此前，家屬和醫院負責人曾多次到檢察院請求保釋，但檢察機關以「該案影響重大，案情疑難複雜」並且「犯罪嫌疑人具有社會危害性」為由，拒絕了申請。

案情引起廣泛關注後，三位醫生的家屬再一次提交了取保候審的申請。這一次，他們得到了不同的答覆。據董有睿的姐姐說，一位檢察官向她們重複了好幾次，明確表示三名醫生符合取保候審條件。6月23日凌晨，家屬辦結了手續，醫生們回到了家中。

生活仍在繼續，但有些心事被埋在了心底。記者見到張曉波妻子董捷的時候，她正在送孩子去上學。據董捷稱，自從張曉波被警方帶走，她還沒敢告訴孩子。聯繫到王冬柏的時候，他還在忙著給自己的孩子填報高考志願。早些時候，聽到三名同事終於獲得保釋的消息，他哭了。至今，三名醫生及其家屬還在等待檢察機關的結果。

事情發生之後，由於缺少人手，王冬柏的工作量增加了約40％，有兩名同事受此事影響，先後離職，航天醫院也陸續停止了職業病的體檢和診斷業務。他還聽聞，遵義市的有關部門希望航天醫院重新開設此類業務，但由於終止塵肺病診斷業務的是省里的意思，對市裡的此番提議，醫院仍然有很多顧忌。

與此同時，陸續有媒體開始關注那些涉案礦工們的遭遇。6月27日下午，礦工張大同騎著一輛破舊的摩托車，帶《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來到了福來煤礦。煤礦位於一個山坳里，已於今年3月被勒令關停，礦口也被堵死。在記者離開後，張大同一個人站在山坳間，望著已經廢棄的煤礦，又待了一小會兒。

（文中所涉及礦工及醫生王冬柏皆為化名）

值班編輯：俞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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