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樂觀主義者在美國1959-1960

撰文：伊塔洛·卡爾維諾

翻譯：孫超群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1923—1985），義大利當代具有世界影響的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說《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等。卡爾維諾於1985年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卻因於當年猝然去世而與該獎失之交臂。但其人其作早已在義大利文學界乃至世界文學界產生巨大影響。

1959年11月初，36歲的義大利作家伊塔洛·卡爾維諾經由福特基金為歐洲年輕作家專設的贊助啟程前往美國。正如長久以來的習慣，卡爾維諾總是力圖深入理解事物的內涵，從人類學家和控制論的角度去觀察，比如美國社會體系的運行；但在旅居過程他也同樣完成了埃依納烏迪出版社的任務，將J.D.塞林格、伯納德·馬拉默德、索爾·貝婁等美國作家的作品引入義大利。他將旅途見聞變作一封又一封長信寫往都靈，這些信件介於日記和報告文學之間，其中的部分也成為周刊刊載的系列文章。《一個樂觀主義者在美國》（譯林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便是由這些素材彙編而成。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美國初印象

很後悔沒有乘飛機來美國。原本我應該被重要的商業談判或者高層的政治風雲裹挾而來，或是淹沒在紐約滿大街長焦鏡頭下微笑擺拍的人群里：這才是接近今日美國的正確方式。可惜的是，我被說服上了一艘從法國勒阿弗爾（Le Havre）開出的跨大西洋的航船，他們說：「要不要來？這船太棒了！」就這樣，在駛往目的地的航程中，我已然被另一種灰暗的印象所籠罩：缺乏生氣的美國地區，到處是百無聊賴的老年夫婦，乏善可陳的福利制度和生活物資的來源匱乏。

乘船旅行大抵是有些與時代風氣不符了。船上擠滿了人，如同火車站那樣，老年旅客們整晚玩著抽彩遊戲，或者為動畫片式的賽馬遊戲下賭注。

航行第五天的黎明，我穿好大衣來到甲板上，伸長脖子在瀰漫的白色霧氣中辨識紐約的輪廓。在不遠處的地平線上，隱約的燈光逐漸勾勒出海岸的形狀，如同一座山逐漸浮現出它的樣子。一瞬間好像這種旅行方式又被證明是對的。懷抱著不同的態度抵達，旅行本身也會變得不同，雖然剛剛我確實表現得有點不耐煩。

天空放亮，被摩天大樓堆砌成的怪獸般的紐約彷彿一座被遺棄了三千年的廢墟矗立在那裡。不，或者說是一個有些透明的多孔的龐然大物，偶爾有幾縷光線投射出來。這一切都在告訴人們：白天來臨了。

各種色彩慢慢覆上人行道的大塊石板，所有這些顏色都與我們記憶中美國照片的顏色不同。我迷失在這幅圖景里，迷失在這千變萬化的迷宮一般的光線和形狀里。四處一片寂靜，空無一人。突然，我發現了汽車！它們像一群閃亮的螞蟻大軍穿行在怪獸腳下，不知道已經行駛了多久，我們對此毫無察覺。

圖騰與車燈

車輛在路上川流不息，我這個初到美國的歐洲人首先注意到的是這些車子都很寬很長，尺寸大得有些荒唐。但幾天之後這種訝異就消失了，大概這就是美國車的通行尺寸。在車流中行駛，我的注意力又被那些奇形怪狀的車尾燈吸引，彷彿每種不同的形狀都代表著不同的含義。從最扎眼的（有著粗大的排氣管，讓人聯想到在電影里看到的警匪追車）到最低調的，幾乎每種都可以讓人做一番符號學的探究：有的車燈是魚鰭形，讓人想到莫比·?迪克的白鯨世界；有的是箭形，讓人想到荒野西部的印第安人；有的是摩天大樓的塔形，代表著美國時代的繁榮；更不乏導彈或火箭的形狀，意味著征服太空和不確定的未來。

自然的，在這個頗具精神分析色彩的國度，還有很多充滿其他象徵意義的車燈：代表男性符號的形狀非常多見，代表女性的形狀也為數不少，似乎表示出對母系社會制度的和平接受。還有一些車在寬大車尾的上緣，轉向燈的形狀排成兩道細細長長的眉毛，底下的車燈彷彿好萊塢女明星那閃亮明媚的大眼睛。

帶著一種習慣了義大利小車而努力駕馭美國大車的窘迫，我試圖在擁擠的停車場里找到車位。而我的目光卻被那些圖騰博物館展品一般的車燈吸引了，它們各自象徵的意識形態、風俗習慣和奇妙寓意幾乎要使我相信汽車其實是供奉用的神壇，或者它們本身就閃耀著水晶般的神聖光澤。於是我在宗教朝聖的敬畏和反對傳統的本能之間小心翼翼地倒車，終於難免錯誤計算距離而將某輛車的車燈撞碎一地—— 「開花了」。

充滿電的城市

紐約的第一定義應該是：一座充滿電流的城市。在這裡幾乎每走一步都會被充電，手指所及之處都有被電的可能。我從汽車上下來，抓緊把手以關好車門：手被電了。在家你不能摸門把手，不能摸樓梯扶手，不能摸各種開關——那後面都有蓄勢待發的微小電擊在等著你。不論是乘計程車，還是從寒冷的街道回到過暖的家中，還是僅僅穿著拖鞋從地毯上走過，似乎每個瞬間都在充電，而你就是一塊蓄電池。

雖然我已經有了條件反射般的小心，但在觸摸那些看上去最無害的物件之前還是會有幾分猶豫。從害怕被電到現在已變成需要和期待，如果沒被電到我竟然還會有點失望。甚至與他人的手掌相握有時也會迸出溫暖的火星。電流從物品傳導到日常生活，到人際關係和感情。這是真實存在的人類之間的能量，還是因為我們內心的枯竭反而會感受到物品放射出來的能量？

個人和集體的英雄主義冒險時代已經終結，在那些已達到或尚未達到的福利承諾下，努力追逐目標的美國情結正日漸萎縮。但經濟進程和製造熱潮，這些不由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工業活動仍然釋放出一些衝勁。物質的世界是清醒的，被一種含蓄的理智支配著；相較之下，反而人類世界處在睡眼惺忪的狀態，彷彿由行動呆板的機器人操控著。

我試圖找到這種有趣分歧背後的秘密，找到那些不知是否已經轉移和貯藏到物質中的人類能量，但沒有成功。只有悵然地撫摸著自己那常被曼哈頓的電流襲擊的指尖。

年輕女士的記事本

我很清楚美國已經不再是冒險家的國度，但是紐約人這種將所有意外的可能性都盡量撲滅的生活方式還是超出了我的預料。生活被密密麻麻的「排程」所控制，幾個星期之前就要什麼都安排好，比如二十天後的會議安排，和誰共進午餐，參加誰邀請的雞尾酒會，你邀請誰共進晚餐，你要去喝杯蘇格蘭威士忌的晚宴；要是打算看一場百老匯的演出，估計要提前三個月甚至四五個月才能訂到包廂。

紐約的女孩子們白天忙於工作，晚上忙於約會。如果你想約她們，恐怕要提前一兩個星期提出請求，然後你們各自看自己的記事本排程，約定日期，在本子上記下彼此的名字。

「是這樣的，最初我每晚跟不同的女孩出去，」喬萬尼·?B.，一個生活在美國的義大利花花公子說，「有一天，我遇到一個特別喜歡的女孩，渴望很快可以再次見到她。但是她兩個星期以內的晚上都排滿了，我也一樣。我們不得不隔十五天才有機會第二次約會，我覺得快要等死了。當終於再次見面，感覺卻不像上次那麼好了，因為我腦海中始終揮之不去的是另外一個最近才約會過的女孩。接下來幾個月，每每愛上一個人，我卻不得不等到已經排好的日程都進行完之後才有可能再約那個人，而這時候心動的感覺已經沒有了。這讓我感到絕望。」

「然後呢？」

「穆麗爾的出現終於打破了這個魔咒。我們開始穩定的約會，就是每晚都一起出去，成為固定的戀愛對象。」

「那你感覺幸福嗎？」

「沒怎麼覺得，反而更覺得手腳都被捆住了。每天晚上都是和她出去。告訴我，這就是生活嗎？」

美國不再美國

第一次到紐約的人或許都有個印象，感覺美國並不是想像中的那樣，彷彿我們這些旅行者反而更加美國化。當你發覺認識的紐約人都沒有自己的汽車時幾乎要感到憤慨了 （因為停車難，人們更傾向於選擇計程車）。歐洲人期待在 （私人公司和公共機構的）辦公室里看到的那種嚴格高效的經理人，也只能說看到一種努力的近似，一種模仿的善意而已。 這裡的年輕人著裝也不如我們更加美國化，也不知道我們所說的「flippers」 （一種電動彈球遊戲，在這裡人們叫它 pin-ball-machine，也只有在時代廣場固定的小俱樂部里才找得到。）更有甚者，你會覺得這裡竟然是全宇宙唯一沒有被可口可樂的觸角探及的地方。

其實也正是你看到的這些所構成的美國，比我們印象中的美國要更加美國化。我們口中的美國化只不過是更先進的科技生產分配水平和屹立不倒的傳統水平之間的對立，其中一部分人已經達到了前者，而另一部分人卻越來越難以從後者中走出來。事實上，新興潮流和老舊事物更像是一棵大樹上的兩根枝條：在持續生長的過程中，整棵大樹的有機體在不停累積和轉化著兩者之間的衝突。

騎馬過紐約

我最近知道了怎樣才能統治紐約：騎馬出行。當然最初幾天我並不知道。本來打算租或者買一輛車，只是為了擁有真正融入美國生活的感受；但所有人都不建議我這麼做，他們說這是錯誤的方式，說在紐約擁有一輛車實在是個累贅——如果你能奇蹟般地在家門口找到車位並停上一夜，那早上一定得早起將車子挪到馬路的另外一邊，因為停車時限肯定到了。真正的紐約人都是乘坐計程車的。好吧，可是這並未解決我的問題。

現在我終於明白一個外國人在紐約應該做什麼了，那就是租一匹馬。這種復古的出行方式才是真正接近美國的開始，你可以感受到交通工具演進中的美國歷史，那就是從駿馬到凱迪拉克吧。

問題是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跨上馬背。因為馬場非常遠，在上西區（這是這裡倖存下來的少數馬場之一），為了到達中央公園，我不得不騎馬穿過兩個街區，經過交通最擁擠的路段。坐在馬鞍上，我一方面體會著對車流的統治，因為我的馬在瀝青路面上走得小心翼翼，所有車輛不得不跟隨馬兒放慢腳步，另一方面也體會著史詩感的幻滅，因為路邊幾個淘氣的小鬼正肆無忌憚地嘲笑著我。

中央公園的地面有些泥濘，草坪上松鼠跑來跑去。在這安靜柔和的氣氛中，附近的摩天大樓略顯突兀地豎立著。我在馬鞍上顛來顛去，徒勞地努力跟上馬兒小跑的節奏，陪伴我的女騎師大聲沖我吼著我完全聽不懂的騎術規則；而我的馬卻一直跟腳下的泥濘和矮處的樹葉糾纏不清；頭頂一架噴氣式飛機掠過摩天大樓，噴出的白煙正漸漸消散。而這座總是被後來者佔領的城市，從今天開始，是我的了。

情色雜誌的出路

面對對大眾文化最嚴肅的批判語言，中間階層的訴求一直在提高。因此相對於那些凡事要求精緻的人就誕生了中庸的說法， 也就是中等的文化品位。那些價值觀和風格有爭議的作家，直到昨天還被認為是少數派，沒過多久就成了大眾流行。古老的商業開始拓展新的領土，換上最浮誇的偽裝。而高端人士對此嗤之以鼻，並帶著得意的優越感看著那些所謂文化產業的粗鄙的流行產品，比如民間詩歌，充滿了原始性的詩意。

確實，「中庸文化」在美國有其存在的傳統。應該說文化的分層在工業社會中有其存在的道理，最大限度地獲取信息和最廣泛地接觸各種觀點當然是好的。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中庸文化現在對一本著名男性雜誌《花花公子》——此雜誌充滿了各色裸女的照片——也產生了影響。《花花公子》雜誌風格輕佻放蕩，它有自身精確的出版定位使其區別於其他刊物，還經常刊出文學大家的照片。但現在這本雜誌的忠實讀者們拉響了警報，因為它開始刊載一些反對核彈裝備的文章。怎麼會這樣？連這本雜誌也要參與意識形態、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紛爭了嗎？說真的，抗議的其實並不是雜誌的真正讀者， 而是更高端的讀者們，他們希望雜誌就保持原有的風格，保持健康的情色。同樣的事情已經在Esquire（《時尚先生》）身上發生過了，它曾經是全美最輕佻的雜誌，但現在儼然成了品質生活的代言。我們將往何處去？

大眾文化

我從不會讓自己完全陷入關於反對「大眾文化」、「文化產業」和工業大城市的社交生活的爭議中去。這些爭議具備一些真理的要素，如果以其作為主要的意識形態評價標準的話，不免會看到這個以科技、生產、消費、交流的發展為特徵的社會不可根除的消極面，而痛惜只有少數人具有人文情懷和多數人在膚淺狂歡的現狀。這態度毋寧說是反動的，首先它是虛無的。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對一個全面發展的人類文明來說，如何使得這個工業社會所能提供文化的方式最為豐富多樣。如果說因為電視、廣告和家用電器的大量使用，人類文明便是在轉向愚蠢，那麼照此推論，將電視機換成要供奉的神甫，廣告換成迷信的宣揚，家用電器換成夜壺，就會得出這種狀態下人類反而更靠近智慧和優雅的荒謬結論。在人類歷史的任何一個階段，變得愚蠢的危險一直存在，精神貧乏甚至精神死亡始終在迫近。我們應該在當代科技基礎上最大化地發展自由和運用知識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利用科技手段以避免成為精神奴隸，給社會最適當的組織結構以促進生產。

從這個角度上講我想考察一下美國，並不是為了寫「大眾文化」的批判文章——批判的點已經被人說得非常詳盡——而是看看美國會發展出什麼新的東西。

我向我的朋友M 提到這個觀點，他說：「大眾文化對於大眾而言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它是大眾一直擁有的，但大眾文化的侵蝕對知識分子而言是一種危險。知識分子思維能力的削減使得美國正面臨著成為無頭軀體的危險。」

精英大眾

美國與歐洲生活的不同，我是一點一點感受到的。最奇怪的一件事，也是我之前一直沒注意過的，就是在紐約我交往的這些人里，沒有人去電影院看電影。我不去電影院的原因是忙於認識新朋友，談話交流，但我忽然發覺從來沒有人提到最近去過電影院，或者看過什麼電影。

其實，在格林威治村那些精英小眾電影院放映的義大利、法國或者博格曼的電影，人們還是會去看的；但是一般的美國電影院，他們似乎就完全忽略了。我還知道一些人，經常下午去現代藝術博物館，那裡每天都會放映一些老的電影資料片，對會員免費。但是真正的電影院他們不去，我指的是那些場地大的，在百老匯或者其附近街區，一部電影上映就會持續三四個月。所以在義大利有些人習慣每天晚上去看電影，在美國是不可能的。

唯有那麼一次我去看了一部美國電影——《在海灘上》（On the Beach），由艾娃· 加德納（Ava Gardner）主演，講述原子彈爆炸後的世界末日。我對這個主題感興趣，這也是唯一一部在紐約貼滿廣告的電影。（在美國，電影招貼其實非常少見。）電影本身我不怎麼喜歡，但還是想跟人討論一下，可是我竟然找不到一個去看過的人，也想不出一個人我可以建議他去看。

也許你們要說我交往的都是高端知識分子，可事實並非如此。我交往的都是紐約的普通人。但是說實在的，曼哈頓島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它的經濟活動就是出版、報紙、戲劇、時尚，以及全美所有大公司的公共關係經營和廣告投放。律師們忙於為稅捐和作者版權打官司。（文學、戲劇或廣告）代理人是最為常見的行業類別，如同工業城市裡的冶金行業（甚至還有替人約代理人的代理人）。因此衍生出一種我不知道是否已經有社會學家分析過的現象，文化產業帶來了腦力勞動者的大量集中，這些知識分子生產出大眾文化產品卻並不消費它。這個群體的需求，是精英文化。

那麼，那些美國電影的觀眾又是哪些人？自然的，如果在波多黎各社區，就會有西班牙語字幕；我想當地的黑人和義大利移民也會去看。那是一些我很難直接去接觸到的人群與階層，今日美國電影院的真正意義，我恐怕是沒法親自體會了。

電影語言一般被認為是現代社會不同文化層次之間的統一者， 一方面在成熟藝術的層面上它變得知識化，另一方面在民間藝術中全面迎合，只有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才會繼續追尋它的蹤跡。

蘇聯假期

我每天晚上遇見和交流的人當中，總有些人會跟蘇聯扯上關係，要麼剛剛從蘇聯回來，要麼正打算去，要麼就準備明年夏天去度假，正在四處打探信息。這些人里有商人、作家、官員、科學家和記者；他們去的目的有旅遊、公幹、學習、獵熊、買東西或者賣東西。當這兩個國家的交流有了如此多的可能性時，美國自己就看到了這個對手正成為自己人民的熱情所在（在一定的社會和文化層面上）。

來自蘇聯的裝飾品和各色禮物擺放在美國知識分子的家裡， 和各種墨西哥傢具混在一起。在一個剛從莫斯科出差回來的公共關係專員的公寓里擺著七座東正教的小神像，一座比一座漂亮， 而且看上去像是真的；但是他說，這是專為美國遊客做的，在莫斯科買賣假神像是半地下的生意。

這些美國訪客對蘇聯的態度是怎樣的？是好奇，是探究，還是面對一個與他們體制如此不同的國家充滿了諷刺？針對蘇聯的爭議和討論對普通美國民眾來說，不是非黑即白的極端態度，不是充斥在報章和官方講話里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種世俗的消解， 是一種活生生的日常。

但是總的來說蘇聯在一般美國人的認識中仍然是一個逸聞趣事般的存在，不管是積極的評價還是消極的批判，蘇聯是外部的和邊緣的。美國人的思維習慣導致了他們並不會從歷史的角度去評判那些文明史上的關鍵時刻——蘇聯革命對於數百萬人來說代表著人類歷史的新篇章，這在美國人看來大概是難以理解的吧。

疲倦的麥卡錫主義

M 先生最近有麻煩了。最近的聯合國活動中發表了一篇簡報，矛頭指向會議的各類文件卷宗。這篇簡報指涉所有的動議和提案，當然也包括涉及蘇聯的。這已經足夠讓某個參議員向議會指控M 先生參加反美運動以及傳播自由共產主義。這指責是可笑的，調查也不可能有什麼結果，人們都很清楚內幕（M 先生的妻子是一個解放有色人種聯盟的領導人，而這位參議員是南方的，是極端反民族融合的），即便如此，這位參議員的申訴還是會照程序跑下去。M 先生表現得很平靜，但是也很煩惱——他得為每一項指控為自己做無罪辯護，同時也不得不屈從於一些令人不快的調查程序，並且花一筆錢請律師來擺平這一切。真是個麻煩。

麥卡錫主義行將崩潰，但並未死亡。它不再引起恐慌，但是繼續製造著困擾、零星的迫害和矛盾。它不會再獲得官方或者民眾的支持，只是在少數的擁護者中苟延殘喘；他們努力讓它存活下去，以期有一天可以死灰復燃。麥卡錫主義的長臂此刻已放鬆下垂，但仍力圖去襲擊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只是想像中的顛覆力量。

K開頭的共產主義

作為一個在美國的義大利旅行者，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 「共產主義在義大利的滲透還是那麼厲害嗎？」當我向他們解釋並沒有所謂的共產主義滲透時，他們表現得似乎我在說一件他們從來沒想到的事。

有一個參議員發起了一項倡議，提議將Communism（共產主義）寫為Kommunism——K 開頭使得所有人都更加明白這是一個外來事物，看起來陌生可憎。人們會說，當然每個階層里都有一定比例的傻瓜，但神奇的是這提議竟然沒有馬上被淹沒在嘲笑中，甚至得到了追隨——最嚴肅的報紙的追隨，這追隨稱不上熱情，但非常有目的性。這是一種象徵，它與很多其他現象一道幫助人們了解到美國在面對外國政治時的一系列潰敗。

如今美國的弱不是核燃料和人造衛星的問題，而是世界性的精神層面的問題。冷戰，十幾年來的武力對抗，都嚴重影響了蘇聯和美國在思想上的發展。現在兩個國家都在努力追趕錯過的發展時機。但因為延滯的時間不同，修補的方式也不同：蘇聯人是，對那些正在世界上發生的（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事情，他們都很理解，而且從未停止去理解；美國人對此則是停止理解， 而且彷彿沒有能力去理解。

歷史和地理

為什麼美國人沒有歷史觀念？每當拋出這個問題，美國人都會喃喃自語：「對啊，是啊，這個，你說得有道理。」那神態彷彿頓時被一種自卑感擊中。然後他們會向你說，歐洲有中世紀，他們沒有，歐洲有古羅馬人和古希臘人，他們沒有，他們會嫉妒歐洲有古老的城堡和貨真價實的古董。你試圖讓他們明白歷史觀念並不單單是這些有形的東西，而是面對未來和歷史的一種特殊的思考方式。不過確實很難解釋，他們也聽不懂。

問題的根源也許在於本身這個國家的人民都是靠地理遷移來解決問題的人。三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充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他們（群體或個人）在自己的祖國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便「用腳投票」來到這塊新大陸。最早是17 世紀和18 世紀的新教徒，他們無法取得宗教寬容和教義勝利，於是在英國的宗教紛爭中出走美國。19 世紀是貧窮的義大利人、德國人、波蘭人、俄羅斯人和愛爾蘭人，在飢餓面前在自己的國家無可依靠，於是選擇橫跨大西洋來到美國。還有不堪忍受沙皇和哈布斯堡王朝迫害而逃離的猶太人。直到今天，還有無數個體因為宗教、種族或者政治的迫害來到美國尋求庇護，在這裡，他們的問題不再是問題。

同時，美國本國的歷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國家內部尋找地理解決方案的歷史：國家英雄是「拓荒者」，他們不斷向外推移美國的邊境，不斷尋求更大的生存空間，而非待在原地。他們在美國內部開拓美國。

不容忽視的重大事件還有美國的獨立戰爭和民主化進程，彷彿這是對那些背棄祖國來到新大陸的人們的一次集體懲罰。通過戰爭的方式從父系社會的農耕文明和奴隸制度直接跨越到擴張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工業文明和民主制度，但這最後也演變成國家內部的經濟對立：南方的壓抑落後和北方的工業文明。羅斯福也曾試圖將自由資本主義引向更平穩和規律的資本主義，但是意識形式的轉變非一日之功，最後結果只是用一套實用的權宜之計拯救陷於危機的經濟。

這一次地理無法再提供解決方案了。美國人並不是歐洲意義上的帝國主義者，羅斯福也曾設想像歐洲人一樣擴張；但是真正的美國右派是孤立主義而不是擴張主義。即使在冷戰最緊張的時候，麥卡錫的主張仍然被逐出主流。

或許地理的解決方案就是在美國之內，而不是「重返」世界其他地方，不是在其他地方能夠比在美國更好地解決問題。在世界其他地方進行的戰爭也是為了保衛美國自己的地盤，自己種族的經濟利益，最終還是回到美國來。

現在美國的擴張主義是通過商品和美元的流通在進行。總有一種假象，好像這種擴張的發生是由商品本身做主，但事實不然。世界爭端在加劇，歷史問題也在不斷積累。現在美國的問題和全世界的問題都一樣，只是美國不知道如何解決它們；歐洲或許知道，卻沒有能力解決。

歐洲與美國的辯證法

在歐洲，人們先提出問題，然後發生事實。

在美國，總是先發生事實，人們再提出問題。

在歐洲，人們總是提出問題，但不總是發生正確的事實。

在美國，總是發生了事實，人們卻不一定能提出正確的問題。

在歐洲，新的事實會帶來新的問題。

在美國，事實帶來事實，問題總是從頭看起；文化歷史彷彿是斷代的，相互分得清楚。沒有具備持續發展特徵的流派，而總是按年代來劃分：「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

附：原版書前言

1959 年 11 月至 1960 年 5 月間，卡爾維諾進行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美國之旅。促成旅行的原因很多，總的來說，這是一次「啟發性」的旅程。大部分時間卡爾維諾待在紐約這個他最愛的城市，用他的形容就是紐約「像一株食肉植物吸引蒼蠅那樣」吸引著他。此外，作家還訪問了美國的許多城市，克利夫蘭、底特律、芝加哥（「真正的美國城市，工業的，物質的，殘酷的」）、舊金山、洛杉磯、蒙特利爾、新奧爾良、薩凡納（「最美麗的美國城市」）、拉斯韋加斯、休斯敦等。卡爾維諾在旅途中與各式各樣的人會面：作家、編輯、文學經紀人、商人、工會領導人和民權分子（其中最有名的是馬丁·?路德·?金），更多的是普通人。

回到義大利後，他開始整理旅行期間寫下的日記和書信。這場旅行無疑極大地激起了卡爾維諾的熱情，他試圖寫一本「類似《奧利弗遊記》的書。奇遇，也有厄運，在這場旅行中都未缺席」。

1960 年 8 月，卡洛·?波（Carlo Bo）請他對這次旅行做一個總結，卡爾維諾說：

當我出發去美國的時候，以及在旅行的過程中，我都發誓說不會寫關於美國的書。（因為這種書已經夠多了！）不過現在我還是改變主意了。遊記是一種有用、樸素而又完整的文學創作方式。這類書是實用性的。即使，或者說正因為每個國家都在年復一年地變化，旅行書籍記錄的當時的所見所聞會反映出變化的本質。除了對所到之處的描寫，人們還可以記錄自己與現實的關係，記錄認識的過程。

這是我最近才開始相信的一件事，之前覺得旅行對文學創作只能帶來一些間接的影響。比如我們的詩人切薩雷·?帕韋塞（Cesare Pavese），他就不喜歡旅行。像他所說，文學的種子潛藏在某處或許幾年，或許一直都在那裡；憑什麼我們可以在幾天或者幾個星期的時間裡讓它發芽成熟！當然，旅行是一種生活體驗，正如其他任何一種生活體驗一樣，能夠讓我們更加豐富。旅行可以讓寫作變得更好的原因是行程中總會發生一些常規生活以外的事。去探訪一次印度，我不知道，也許回來之後對寫自己讀書第一天的回憶會更有幫助。反正，對我來說，除了寫作之外，旅行也是件讓人愉悅的事。懷著這種心態我完成了最近的美國之旅，我是對美國的真實樣子很感興趣，而不是去進行「文學朝聖」或者「尋找靈感」。

在美國，我被一種迫切的想要對其豐富多元的文化充分了解和全面佔有的熱望所驅使，這是在其他旅行中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有一點像愛情的感覺。眾所周知，相愛的很多時間是在爭吵中度過的；即使我現在回來了，仍然會發覺自己時不時地要和美國吵架。我力圖讓自己感覺仍然生活在美國，對於聽聞這個國家傳來的一切消息我都懷著貪婪的嫉妒，並且努力裝作只有我才能懂……

旅行的消極方面？我們知道，從構成自我創作的詩意世界裡抽離出來，分散了注意力，而這種注意力是進行文學創作的條件之一。但說到底，即使注意力分散了，又有什麼要緊的呢？從人性角度來說，出門旅行是比待在家裡要有趣些。首先是生存，其次是哲學思考和寫作。作家們對待這個世界的首要態度是渴望獲取真理。他們在寫作中躍然紙上的反思，不論具體是什麼，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而非其他。

然後，在 1961 年 3 月，卡爾維諾修訂完第二版的手稿並且擬好了標題《一個樂觀主義者在美國》，忽然決定「不出版這本書，因為當我再讀它的時候覺得作為文學作品，它有些太保守了，而且不像新聞報道那樣有足夠的原創性。我做得對嗎？誰知道！或者就出版吧，這本書將是時代的記錄，是我人生軌跡的記錄，正如拉涅羅· 潘齊耶利 （Raniero Panzieri）看到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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