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個人身上的160cm紋身
未知圖書館展廳展出館藏作品與在別處的作品。
[借展作品]
/Linea de 160 cm tatuada sobre 4 personas remuneradas
/Santiago Sierra
/2000
將133名非法移民（大部分為黑人）染成金髮：每人60美元
在1名墨西哥人背上紋一條30厘米的直線：50美元，約合1.7美元/厘米
在6名古巴失業工人背上紋一條250厘米的直線：30美元/每人42厘米，約合0.71美元/厘米
西班牙妓女的一次服務：2,000-3,000比塞塔（約合15-17美元）
在4名西班牙妓女背上紋一條160厘米的直線：12,000比塞塔，約合67美元/每人40厘米
1支海洛因注射針管：12,000比塞塔，約合67美元
以上是1998年-2001年間西班牙藝術家聖地亞哥.西耶拉（Santiago Sierra）給出的物價統計，不過其中有所勘誤：「1名墨西哥人」應為「1名缺錢的墨西哥人」，「6名古巴失業工人」應該「6名貧窮的古巴失業工人」，「4名西班牙妓女」應為「4名貧窮的、有毒癮的西班牙妓女」。
這個價目表並非諮詢而來，而是真實交易記錄。2000年，在薩拉曼卡的一家當代藝術機構中，西耶拉完成了幾乎是臭名昭著的《4個人身上的160cm紋身》，在這個作品中，他與4名對海洛因成癮的妓女達成協議，以每人一支海洛因注射針管的價格來換取在她們的背上紋身的許可，並且拍攝了長達63分鐘的影像。四位妓女（兩位金髮，兩位深色頭髮）來到場地中坐成一排，她們上身赤裸背對鏡頭，在整個過程中不斷地活動、交談嬉笑、抽煙，有時候會回過頭來看她們的背後，評論紋身女技師的工作，直到後者在她們每個人的背部完成一條長約40cm的直線，清理完她們的傷口，並且用繃帶給她們包紮好。在影片過程中兩位黑衣男子不斷進入鏡頭，手持捲尺對紋身長度進行測量，並進行拍照。
《4個人身上的160cm紋身》，聖地亞哥.西耶拉，2000年
Linea de 160 cm tatuada sobre 4 personas remuneradas,Santiago Sierra,2000
反人文主義者的挑釁
可以想見西耶拉作品引起的巨大爭議與憤怒，它陷入了由來已久的藝術倫理爭論，質疑聲認為作品「在物理上永遠地將這些妓女標記為了癮君子」，有觀點認為「如若藝術家給參與者造成了痛苦，侵害漠視他們的人權，就不配再叫做藝術了。」對此西耶拉回應：「人們需要錢，所以需要工作。很簡單，我的作品就是要說這些。」「在柏林他們說我剝削，如果你質疑我僱傭一個人靜坐4個小時是剝削的話，那麼你有沒有注意到門口的警衛每天都要站8個小時？做出這些質疑的人在他們的生活中從來沒有真正『工作』過。」西耶拉對批評者們的反擊可以納入對以歐洲中心論為核心的人文主義的反對，這種反人文主義思潮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非殖民地化等新生社會運動的推動下逐漸形成。
《6個人身上的250cm紋身》，聖地亞哥.西耶拉，1999年
Linea de 250 cm tatuada sobre 6 personas remuneradas,Santiago Sierra,1999
「所有的人文主義流派，迄今為止都是帝國的人文主義。他們從一個階級，一個性別，一個種族，一個基因組的腔調和利益談論人類。他們的信仰窒息了那些被它無視的人們。」
——托尼.戴維斯，《人文主義》，1997年
不同於反對女性暴力、反對種族歧視等其他問題，出身於高層階級與高等教育的人道主義者們對於剝削個體現象的指責通常伴隨著對他者的孤立，對差異群體實際境況的無視。對於妓女與失業體力工人來說，她/他們的境況使她/他們無法對自己的身體進行估價亦或對自己的人權與自尊進行保護，簡而言之，生活需要錢，所以需要工作，為數不多的工作便是出賣身體。反對譴責他們與西耶拉之間的僱傭關係這一個例毫無道理，無法抹除妓女的毒癮，也無法改變勞工的失業境況。作品延續了當代社會剝削，與人們每天按部就班地在辦公室中工作造成的是同等效果。如果說什麼是根本上荒謬與錯誤的，那麼應該是整個社會模型，你我皆為一份子，剝削問題即是相信自己生活在後上帝時代的，當代全球化經濟背景下的人們仍然存在著的原罪。換句話說，批判者們的憤怒到底是來自正義感，還是惱羞成怒？
《受雇的8個人呆著紙箱子里》，聖地亞哥.西耶拉，1999年
8 Personas Remuneradas por Permanecer en el Interior de Cajas de Cartón,Santiago Sierra,1999
需要指出是，除了作品中在高層階級與文化看來對於底層階級的身體與自尊的侵犯引起的爭議之外，西耶拉作品的主旨在於揭示與批評資本主義社會中僱傭關係的本質與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相互孤立，但其作品為了描繪現象所構建出來了一個運轉良好的剝削機制模型，作品建立在剝削的基礎上，脫離了剝削便不再存在，這與作品本身的批判目的似乎構成了一種矛盾——即參與作品的失業青年、妓女等勞動者只得到了極少的報酬，藝術家本人無論是在名望上（即便是爭議性的）還是在藝術市場中都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西耶拉似乎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說，「自我批評可以使人感覺到某種道德提升，我通過這種機制來幫助高層階級的社會與文化的民眾釋放他們的道德及罪惡感。」
《一個人被僱傭連續360個小時》，聖地亞哥.西耶拉，2000年
Person remunerated for a period of 360 consecutive hours,Santiago Sierra,2000
被社會隔離的人群
2000年，西耶拉僱傭了一個博物館警衛在紐約當代藝術中心的一堵牆後面生活了360個小時，這個警衛在牆腳被掏空的一處非常狹小憋悶的空間中向觀者展露出他的臉。這個作品同樣飽受爭議，但這個平日被遺忘的人在事後告訴西耶拉，從來沒有人對他產生過這麼大的興趣，在他的生活里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這麼多人。這讓西耶拉意識到隱匿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展示技巧，而被社會隔離的群體則需要交流。
《對牆站立的一群人》，聖地亞哥.西耶拉，2002年
Group of people facing a wall,Santiago Sierra,Lisson Gallery, London, October 2002
2002年，在作品《對牆站立的一群人》中，他找到九個無家可歸的婦女，令她們在倫敦泰特現代藝術博物館中面壁站立，報酬是支付她們在廉價旅館住宿一晚的價錢。觀眾在遠離她們的高處迴廊隔著玻璃觀看這個「表演」——這種景象令人想起在學校中罰站，令觀眾感到不安。西耶拉的作品中常常出現非法移民、吸毒者、流浪漢等等社會底層人群，將他們或其影像置於博物館的公眾展示空間之內——作品並不具有所謂的人道主義關懷，而是將這些人群被社會隔離的情景最大限度地還原出來。在社會中人們依照經濟階層、生理、種族、意識形態、審美趣味等條件制訂約定俗成的「我們」這一標準，並且利用群體性無視對他者進行孤立與隔離。而西耶拉利用博物館等公共展覽空間強迫人們對被隔離人群進行觀看，或者說，強迫人們觀看自己的無視這一行為。觀者對這些作品感到不安是由於，這些人生活在城市的街角，而我們心知肚明，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回過頭去，對其視而無見。要求撤銷這些作品也無關道德優越或人道主義關懷，甚至毫無意義，因為這隻會將流浪者們從博物館一角驅趕回街角。西耶拉的作品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形成了一種奇異的聯繫。
挑釁與令觀者不安是西耶拉作品中的主要意圖之一： 「我的作品並非在於指出喬治.布希是個傻逼，讓持相同意見的人們團結在一起，感到自己是一些好人，並就此形成道德優越感。我的作品並非如此。我只想創造出令人不快的境況，來自於高等階層、文化、教育背景的人們看到我的作品，會感到不舒服，這是因為他們看到了自己的（剝削）肖像。」
我到現在也不知道誰人建造了未知圖書館，
它為何而存在，正向什麼地方漂去。
這就像我們自己的謎題。
不過無論如何，它存在著。
如同我們存在的痕迹不可磨滅。
於是我接受管理員的職位，時常翻閱它，
並且把自己寫的東西偷偷插入到庫本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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